近年有幸聆听赵元任师长西席用常州官话吟诵的张继《枫桥夜泊》录音，不禁起太白“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之叹。回忆起初父寄庐师长西席曾教我用家乡龙游方言吟唱过此诗，大概是出于对乡情和亲情的阿私吧，总以为更能曲传出个中的诗情画意。反复吟哦中，于诗意恍若别有会心，在此愿与同好互换切磋。逞臆而言，郢书燕说之处自知难免。
且将全诗抄录一遍：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图一）
这首诗大概是唐诗中最随处颂扬、最议论纷繁、又最诠释互异的一篇名作了。在此想不避咬文嚼字之讥，逐字逐句谈谈自己与古今诠释、评品诸家的所见异同。
“枫桥夜泊”，大多数总集、诗话、条记所录皆同，异文常见者有以下几种：高仲武《复兴间气集》卷下作“夜泊松江”；《全唐诗》卷二四二“枫桥夜泊”题下注谓一作“夜泊枫江”；范成大《吴郡志》卷三三作“晚泊”；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引作“宿平望”；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卷三五作“枫桥寺”；钱穀《吴都文粹续集》卷三五作“枫桥”。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言是题城西枫桥寺诗。疑皆为后人代拟，非作者原题。从诗、题相应的角度来看，鄙意题目还是以“枫桥夜泊”为当，下文提及诸题时将稍加辨析。
月落乌啼霜满天
“月落”二字说的究竟是什么时分，历来颇有争议。早在元代，释圆至就说：“‘夜半’者，状其太早而甚怨之之辞。说者不解墨客活语，乃以为实半夜，故多曲说。而不知首句‘月落乌啼’乃欲曙之候矣，岂真半夜乎？”（周弼选、圆至注《笺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卷一）以为所咏的是黎明之景。明唐汝询《唐诗解》卷二八、清黄叔灿《唐诗笺注》卷九、章燮《唐诗三百首注疏》卷六均沿其说。黄叔灿还特殊点出“文法是倒拈”。近贤也有赞许这一意见的，说：“首句描写的是清晨时的景象”（徐有富《诗歌十二讲》，岳麓书社，2012年，17页）。殊不知玉轮并不总是天明才下山的，《周易·系辞下》所言“月往则日来”并不准确。上弦月夜半已落，诸公不知每夜“昂首望明月”予以“实践考验”，致生此误。这一点吾家学锴师长西席已经指出了（《唐诗选注评鉴》，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1242页）。
乌啼
关于清晨说，还有人提出一个论据：乌鸦白天才会啼叫，以是诗首句写的确是晨景（张孟麟《见“月落乌啼霜满天”新释》，《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第二期），这难免不免蔽于一己的见闻了，君不见南朝乐府早有《乌夜啼》之曲吗？有人认为张诗中的“乌”指黎明即啼的乌臼鸟，举南朝乐府民歌《读曲歌》“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为据（见上引徐著同页）。实在，既然认为乌鸦以白天聒噪为常，不知为何还要把乌说成是乌臼鸟？考《乐府诗集》卷四七，收《乌夜啼》八首，只有一首写到乌臼鸟（“可怜乌臼鸟，强言知天曙”）。其馀十三首后人拟作，咏及之“乌”。详诗意，无一不指乌鸦，试举三首：
“御史府”“洛阳城”“毕逋”“八九雏”“南飞”“绕枝”，无一不是乌鸦的典故。
“乌”之为“鸦”彰彰如是，不知何故，有人却说：“《乌夜啼》的其他几曲均只言其‘乌’，没有一曲明确说是‘鸦’或‘鹊’，更没有说是‘乌鸦’。”（盛大林《张继“夜泊”的不是“枫桥”及“寒山寺”》，《唐诗正本》，崇文书局，2021年，296页）竟出此言，真正“张茂先我所不解”了。
检唐宋诗，还有不少提及“乌夜啼“的吟咏，如：
例多如此，绝非闭门造车、向壁虚构，可见夜里乌啼不是什么罕见之事。北京朋侪见告，其地多鸦，夜间常闻其声，亦可拈以为证。
诚然，也有墨客用“月落乌啼”描摹晨景的，如刘禹锡有“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之句（《踏歌行》之三），但解诗当据语境，语境不同，其解自异，张诗下文有“渔火”“夜半”之词，“月落乌啼”又属夜间常见，何必再刻舟求剑、胶柱鼓瑟，说成是摹写晨景之辞呢？《吴郡志》诗题作“晚泊”，自是因列于“枫桥”标题之下而作省略，然“晚”者，傍晚也，据诗意亦不如“夜”字为切。
霜满天
今人对此三字颇为不解。记得沙予师长西席（许德政）在《最是〈围城〉多风雨》一文中说，他曾请教钱槐聚师长西席有关“霜满天”的迷惑，师长西席没有回答，只是对他口诵笑话中所改“月落乌啼霜满屋，江枫渔火对愁哭。苏州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木渎”；又“月落乌啼霜满地，江枫渔火对愁起（按沙予误记作“泣”，系入声，不合诗律）。苏州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这里”二作，诵罢大笑（见《醉醺醺的澳洲》，中国友情出版社，1999年，197页）。这个改诗的故事，我自幼就听先君谈起过了，后来他还将此写入文中，说是出自《风趣诗谈》（见《江上无枫乎？》，《寄庐杂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85页）。当时虽知是戏说，但确实也以为“霜满天”三字不甚可解。
曾听一位朋侪说此诗，引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按当作“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为据，将霜说成是月光，把“霜满天”理解为“月色如霜”，竟不顾李诗明说“地上”而不是天上，也不究“月落”后此“霜”何在。或许他会辩称墨客所咏为月向西斜，将落未落之际吧？的确也有人串讲为“残月馀辉与满天霜色相映，呈现出一派迷朦的白色”（张燕瑾《唐诗选析》，天津公民出版社，1985年，226页）。实际上那时天上恐怕已无月光了，这一点且留待下文分解。
值得把稳的是，只管宋往后有人对此诗有所褒贬，但于“霜满天”三字不仅一无指摘，反而还不断有人攘为己用，妆点其作。下面且于宋、元、明、清诗词中各举两例：
可见他们丝毫也不以为这样写有什么欠妥。
时移世换，直至晚世方对此发生异议，上述笑话即是个中一例。读者既有此质疑，说诗者自当为之解惑。只管许多唐诗的注本避而不谈，还是有知难而进者试图予以解答。
近读亡友赵君昌平《唐诗三百首全解》一书，阐明为“霜霰已满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294页）。不错，霰自可“满天而下”，但难免不免有“增字解经”之嫌。
学锴师长西席则从人的生理着眼，说：“‘霜满天’的描写并不符合自然景不雅观的实际（霜华在地而不在天），却完备相符墨客的感想熏染：深夜侵肌砭骨的寒意，从四面八方围向墨客夜泊的小舟，使他感到身外的茫茫夜气中正弥漫着满天霜华。”（《唐诗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690页）其所著《唐诗选注评鉴》所述略同（见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1242页）。师长西席可谓“他人有心，予揣测之”了。但不知何故，爱读生理学书且明诏大号提出“通感”一格的槐聚师长西席竟没有想到这一层。
我则以为，“民气不同，有如其面”，未必大家都会产生这样的通感，不然后人也不致对此句大惑不解了。从上引古人“霜满天”之句看来，他们全都已视为当然，居之不疑了，故此处似不当借“通感”以求通，而当就古人以释古。
今人大致都知道露和霜是由近地空气中的水汽触物冷凝而成的，而古人的认知却尚未达到这一程度，一贯以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从先秦以来古书上无数“白露降”“甘露降”“繁露降”“降霜”“下霜”“飞霜”“陨霜”“雨霜”直至沿用至今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的“霜降”诸词即可恍然而悟，例多不能殚举，显然古人以为“霜满地”即来自“霜满天”。
人的认识是不能超越自己的时期的，在科学昌明以前，“天雨霜”的观点自然被视作当然而被历代墨客反复承用了。如：
墨客虽不可能亲眼目睹霜如何从天而降，但仍一代接一代地加以沿用，张继自也不能例外。天既雨霜，说“霜满天”有何不可？
偶览唐前墨客之作，陆机集中的两句诗更使我面前一亮：
“弥天”不便是“满天”吗？陆机此句至今无人质疑，想来只是由于没有《枫桥夜泊》一诗那么千秋传诵、妇孺皆知吧？
还有，我创造“月落乌啼”四字也是沿而非创，孟浩然早有“月落乌（一作“猿”）啼欲断肠”之句了（《登万岁楼》）。说张继这一名句系“继”自古人、拼装而就，似也并无不可。
江枫渔火对愁眠
江枫
清人王端履于此二字有疑，说：“江南临水多植乌桕（按“桕”亦写作“臼”），秋叶饱霜，鲜红可爱，墨客类指为枫。不知枫生山中，性最恶湿，不能种之江畔也，此诗‘江枫’二字亦难免不免误认耳。”（《重论文斋笔录》卷十二）这一说法，先君曾引先秦至唐之诗驳之（见上引先君文，《寄庐杂笔》，84-85页）。在这里我想再稍加辨析一下。
大概是受王说影响吧，《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3年）“枫”字下释云：“即枫喷鼻香树”，“古诗词中，秋令红叶植物也称‘枫’”。《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年）亦云：“诗词中‘枫叶荻花’等的枫为秋令红叶植物的代名词，非专指某一树种言。”
此语对今人而言可谓“虽不中亦不远”，许多槭类植物都改称为“枫”，如“鸡爪枫”“三角枫”之类。沪上长风公园我常去闲步，湖上青枫岛上所种实在是槭。加拿大且因多槭树被国人称为“枫叶之国”。但对成长于农业社会的古人而言似不尽然，古人既“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亦能多辨鸟兽草木之实。如萧颖士《江有枫》云：“江有枫，其叶蒙蒙。”“山有槭，其叶漠漠。”“想彼槭矣，亦类其枫。”可见其能辨枫、槭之异。温庭筠《西州词》云：“门前乌臼树，惨惨天将曙。”又其《江上送渔父》云：“三秋梅雨愁枫叶（按“梅”字疑误），一夜篷舟宿苇花。”可见亦能知枫喷鼻香与乌桕的不同。
当然也不能打消古人中也有不能分辨的，但我们不能由此而断言张继诗中的“枫”实非枫。
须知吴地多枫是出了名的，萧梁江淹《赤亭渚》诗有“吴江泛丘墟，饶桂复多枫”之咏，唐代崔信明有“枫落吴江冷”的名句。刘长卿《登吴古城歌》云：“天寒日暮江枫落，叶去辞风水自波。”宋代陈允平《糖多令·吴江道上赠郑可大》亦云：“曾向垂虹桥上看，有几树，水边枫。”描写的都是吴地风光。很难置信，古来的墨客都不辨菽麦地错认了。
检园艺书，一书云，枫喷鼻香“属于深根性树种，栽培在土层深厚、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区”，“一样平常山坡、堤地均可栽培”，仅是“不耐水淹”罢了，只要把稳“挖沟排水，以防水灾”即可（李祖清主编《花卉园艺手册》，四川科学技能出版社，2004年，454-455页）。一书云，枫喷鼻香“配植在山间、瀑口、溪旁、水滨”（陈植《不雅观赏树木学》，中国农业出版社，1984年，485页）。都明确指出水畔可以种枫。陆游有诗也恰可引以为证：“十里丹枫岸，三家小麦村落。”（《秋晚寓叹》之五）而他正是能知乌桕与枫喷鼻香之别的，有诗云 “乌桕赤于枫，园林玄月中。”（《嫡又来天微阴再赋》）“寒鸦先雁到，乌桕后枫丹。”（《即事》）“乌桕先枫赤，寒鸦后雁来。”（《园中书触目》）可见王端履之说实不然。
据王楙《野客丛书》卷二三《枫桥》所载，宋代尤袤撰有《枫桥植枫记》，其文已佚，盛君大林遂据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三十所云苏州寒山寺“实则并无一枫也”之言，断言历代于其地种枫皆植而未成，说：“今之枫桥依然无枫，皆为自然界的规律使然。”（见上引盛著，394-395页）实际果真如此吗？明张元凯《枫桥与送者别》诗云：“枫桥秋水绿无涯，枫叶满树红于花。”（《伐檀斋集》卷四）清董灵预《枫桥夜泊》诗云：“珠树何年古，枫林几处丹。” （清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二《枫桥》）柏葰《枫桥夜泊》诗云：“江枫冷落已初冬，舟舣东塘霜夜浓。”（《薜箖吟馆钞存》卷四）可见明清时枫桥依然有枫。
虽然文献具存，但疑惑者大概还会说均不敷为凭，这些墨客无一不是误认。
“书卷专一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朱熹《出山道中口占》），看样子“野外调查”势在必行了，我决定亲赴枫桥，一考实在。于是在今年初夏，到彼一游（图二）。远了望见枫桥两岸黛色参天。耸立着好几棵大树，近前摩挲其干，细察其叶：长柄，互生，三裂，边缘有细锯齿，此非枫喷鼻香而何（图三、图四）？脑海中不知怎地忽然浮现出”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这句话来。考证不是理论，看样子也是灰色的了。惊喜之馀，难免不免生出些许遗憾：可惜市价酷暑，青葱在眼，不能赏其渥丹。既而想起王端履“误认”之语，于是遍寻全体枫桥景区，竟找不到一棵乌桕！
此时耳畔忽响起东坡之语：“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石钟山记》）
图二 张继夜泊处
图三 枫桥边枫喷鼻香树
图四 枫喷鼻香树叶
踏上枫桥（图五），俯不雅观其水，窄窄一河，不禁又想起盛君的质疑：“寒山寺附近的小河，也实在称不上‘江’。”（见上引盛著，394页）此话彷佛有几分道理，一时倒也难以回答。须知吴人并不是见水便称“江”的，还有“河”“浦”“浜”“泾”“塘”“港”之名，各有含义。于是钻到故纸堆中一番挑剔爬梳，终于恍然而悟：原来河流边的枫树，古人例称为“江枫”的。
图五 枫桥
索性再磋商一下“江枫”一词的来历吧。最早自是出自《楚辞·招魂》，其辞云：“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王逸云：“枫，木名也，言湛湛江水浸润枫木，使之茂盛。” 《尔雅·释木》云：“枫树似白杨，叶圆而歧、有脂而喷鼻香，今之枫喷鼻香是也。”《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十二谓枫木“至霜后叶丹可爱，故骚人多称之”。晋代阮籍《咏怀》“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之句即承自《招魂》。此后“江枫”就成了诗文中的固定搭配了，如：
附带说一句，除了“江枫”的固定搭配外，将“枫”与河流联系起来的还有“岸”字：
除此以外，诗歌中从未有称“河枫”或“溪枫”的。
“江枫”的语源既出自《楚辞》，而《诗》《骚》又为古来文士所必读，烂熟于胸，何况张继是楚地襄州（今湖北襄阳）人，有此现成词汇，他怎么会弃之不用而别出新裁去生拼硬凑呢？“江枫”如此习见，不虞清末大儒俞曲园（樾）师长西席（图六、图七）也会于此生疑，他应江苏巡抚陈夔龙之请为寒山寺书写张继此诗上石（图八），其碑阴附刻云：
图六 俞樾像
图七 俞樾晚年与曾孙平伯合影
图八 俞樾书张继诗碑
图九 俞樾书张继诗碑碑阴
以上笔墨亦见《春在堂诗编·丙午编》，笔墨略同。曲园以版本异文为据，以为“枫”字作“村落”方通。查“枫”字作“村落”，多种总集、方志、条记皆然（如徐倬《全唐诗録》卷五、汪霦《佩文斋咏物诗选》卷四三四、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六三、丁宿章《湖北诗征传略》卷三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王鏊《苏州志》卷十九、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三三等），并不止《中吴纪闻》一处，曲园如知，他否定“江枫”的情由将更为充分。
但我却认为，纵然多种文本皆作“江村落”，此处也不当“吾从众”。曲园以不见郇公旧墨、待诏完碑为憾，实在大可不必，二公所书何字，勾稽文献，可得而考。
关于王珪的“旧墨”，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云：“枫桥之名远矣，杜牧诗尝及之，张继有《晚泊》一绝。”“旧或误为‘封桥’，今丞相王郇公顷居吴门，亲笔张继一绝于石，而‘枫’字遂正。”清人叶廷琯对此质疑道：“继诗只言‘江枫’，未及‘桥’字，何以见足正桥名？”（《吹网录》卷三《闵荣墓志》）窃谓朱氏当指诗题而言，王珪盖改诗题中“封桥”为“枫桥”耳。所据当即诗中的“江枫”二字和张祜的《枫桥》一诗，《吴郡志》卷三三记其诗云：“长洲苑外草萧萧，却忆相从岁月遥。惟有别时应不忘，暮烟疏雨过枫桥。”但误置于张继诗之前，此诗同书又录于卷四九，题作杜牧《怀吴中冯秀才》诗，张杜二人忘年交好，多所唱和，诗作容有相混。北宋毕仲游（1047-1121）与王珪（1019-1085）同时而年辈较晚，其《西台集》卷二十有《枫桥寺读张祜诗碑》引其全诗，可见实有来历。有人以为此诗仅见于杜牧《樊川外集》，而《张承吉文集》未收，以为不可信（见上引盛著，391页），此言难免不免武断。如果不见于作者本集的作品都是伪作，那么古往今来所有的辑佚学人岂不都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了？
至于明代文待诏（徵明）所书碑文，比起王珪，更是“冷落异代不同时”，岂足引以为据？但其作“枫”却是毫无疑问的，可凭文献推而得之。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十七记文氏青绿山水《枫桥》，其上自题一诗，有“金阊西来带寒渚，策策丹枫堕烟雨”之句，“丹枫”二字足以为证，对曲园师长西席的考证没有什么帮助。
叶廷琯据枫桥出土宋大中祥符五年闵荣墓志记地名为“封桥”，得出结论说，枫桥“自唐及宋多传于文人学士之口，斯其名易著。封桥则乡里相沿传写，别有此称，因此唐时梵筴既取标题，而此志在宋初犹以上石。逮宋中叶往后乃雅俗皆书‘枫’字，不复知有‘封桥’之名矣。”（《吹网录》卷三《闵荣墓志》）这一判断无疑是精确的，一地有两名并非罕见。我客居沪渎，且就近取譬，以上海苏州河上的桥名为例吧：自东往西，乍浦路桥一名二摆渡桥，河南路桥一名天后宫桥。山西路桥一名盆汤弄桥，福建路桥一名老闸桥，浙江路桥一名老垃圾桥，西藏路桥一名新垃圾桥，恒丰路桥一名舢舨厂桥，江宁路桥一名洋钿厂桥，叶家宅路桥一名宝成桥，如此等等。
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纵然原题作“封桥”，也并不妨碍诗中涌现“江枫”二字。试问：难道桥名无“枫”其旁就不能种枫吗？
再从诗法来看，“江枫”改为“江村落”后，“江村落”成为地点状语，“对愁眠”的就只剩“渔火”一物了。唐汝询也将“江枫渔火”阐明为“枫间渔火”（《唐诗解》卷二八），其意与曲园实同。难道一句中两物不能对一物、或一物不能对二物吗？张演《社日村落居》有“豚穽鸡埘对掩扉”之咏（作者一作王驾，一作张蠙），韦应物《休暇日访王侍御不遇》有“门对寒流雪满山”之吟。可证实在不然。
再则从意匠经营而言，“江枫”改为“江村落”后，就难免不免黯然失落“色”了，此处我附和徐君有富的意见：“它取消了‘江枫’也便是那‘霜叶红于仲春花’的江边枫树作为深秋标志的意象。”（《重读枫桥夜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2日）王珪改“封桥”为“枫桥“后，诗、题互映，可称相得益彰，至此我真想妄改曲园之句为“千金一字是江枫”了。王珪毕竟是著名墨客，具有对字词的高度敏感，他自己的诗作也不乏枫喷鼻香点缀，其《送人东归》诗有“霜天夕霁丹枫老，水国秋深紫蟹肥”之句，正捉住了江南秋末的物候特色。
有人说：“岸上的树必定隐身于阴郁中，顶多也是影影绰绰的，此刻如何能分辨出是枫树还是其它树呢？”（朱也旷《墨客的“一首好诗” 》，《读书》2020年第四期）固哉高叟之为诗也！
岂不知天未暗时可见，天已明后自知，不辨树种，尚可“问诸水滨”吗？张继还有一首《阊门即事》诗云：“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显然一度在苏州住过，对苏州的印象决不止秋夜在客船上的匆匆一瞥。作诗须要推敲考虑，修正润色，绝不会是文不加点、摇笔即来的。须知诗意的营造不但须要情绪的渲染，还须有色彩的点染，“江枫”二字在诗中正有此妙用。
曲园在他写的另一份未上石的张继诗碑碑阴文中又说：“‘江枫渔火’四字文义不贯，于下‘对愁眠’三字又似不贯，向以为疑。检《全唐诗》，‘渔火’作‘渔父’，因疑‘江枫’二字应乙转作‘枫江’。诗题一本作《夜泊枫江》，‘枫江渔父’或即其自谓也。”（俞润民、陈煦《德清俞氏》，中国公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95页）
不知“江枫渔火对愁眠”七字何以文义不贯？若如俞说，以“枫江渔父对愁眠”为是，“枫江渔父”又疑是张继自谓，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如果“愁眠”指愁眠之人，岂不是化身为二，自己对自己了？这样理解，难免不免因此文法衡诗，以为短缺一个主语，非要安上一个不可。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二云：“张继《枫桥夜泊》诗二句云：‘江村落渔父对愁眠。’然不若旧本‘江枫渔火’为佳，此皆刻本之误也。”钝根如我，所见略同。
实在，“愁眠”二字恐不当如此理解，下文当再作磋商。
至于将“江枫”阐明为“江桥”或“江村落桥”与“枫桥”的合称（唐先田《苏州三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15日；金红《“江枫”考辨及其意境新说》，陆承曜主编《传统文化研究》21辑，群言出版社，2014年），更是荒诞无稽，且别问“江桥”和“江村落桥”唐时是否存在，古往今来，哪有如此作缩略语的？试问上海黄浦江上相邻的杨浦大桥和南浦大桥能缩成“杨南”、苏州河上相望的外白渡桥和乍浦路桥能合称“外乍”吗？
渔火
此词，有人解为“渔船上的灯火”（马茂元《唐诗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407页），有人释为“夜晚捕鱼时照明的火把”（季镇淮等《历代诗歌选》第二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494页），都并不十分准确。按渔火亦称渔灯，乃是渔民利用某些鱼类的趋光性，点燃以利捕捞的。这一技能起源甚早，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九云：“新喻李仲谦为举子时，是夕（按为元夕）行于溪上，见渔者炬火捕鱼。”元明之际乌斯道《渔记》写得最为明白：“迨夜，则以火烛水，鱼见火而出水面，亦罩而得焉。”（《春草斋集》卷十一）明李豫亨《推篷寤语》卷七云：“水族，阴类也，故见火则聚，从阳气也。蟹与蟛蜞略见火光，则举族类聚，遂为渔父所得，人皆知之。鱼亦好火光，但隔水不得见则不聚，以法制火入水中，则群鱼见光相附而至，可举群得也。”这些记载虽晚于唐，但从唐诗所咏，可知这一技能唐人早已节制了。关于鱼类的趋光性，杜甫诗就有“灯前往往大鱼出”之咏（《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至于渔火置于何处？元稹诗云：“雨摧渔火熖，风引竹枝声。”（《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皮日休诗云：“烟浪溅篷寒不睡，更将枯蚌点渔灯。”（《钓侣》二章之二）毛文锡词云：“岸泊渔灯风飐碎，白苹远散浓喷鼻香。”（《临江仙》）可见渔火是置于露天，不是放在船舱之内的，简陋之甚，乃至还用蚌壳制成。而且渔火不一定置于船上，也可燃于岸边。宋代如黄庭坚《渔父二首》之一云：“天寒两岸识渔火，日落几人收钓筒。”元代如马臻《暝色》云：“岸静依渔火，村落寒急夜砧。”黄镇成《题秋江把钓图》云：“留火夜燃湘岸竹，得鱼朝送酒家钱。”明代如李宗泗《夜月乘舟》：“江寒远岸燃渔火，天静疏钟傍客程。”谢孟安《初五日至延平城》“夜深渔火明沙岸，月落寒更出戍楼。”清代如裘曰修《晩步书所见》云：“柳外佛灯双碣废，岸边渔火一星微。”以是不一定有某些注本所提的渔船。还须知道，渔火须待月未出或月已落时方燃，由于“月光照明条件实际上降落了鱼对光源亮度的敏感性，影响了光诱浸染的面积，使捕鱼量大为减少”（俞文钊《鱼类趋光生理》，农业出版社，1980年，73页）。据此我们可为张籍“竹深村落路远，月出钓船稀”（《夜到渔家》）之句加一注脚。而张继诗所说的“月落”之后正是捕鱼的极佳时候。韩愈诗“山楼黑无月，渔火灿星点”（《陪杜侍御游湘西寺独宿有题献杨常侍》）、周贺诗“浔阳渡口月未上，渔火照江仍独眠”（《浔阳与孙郎中宴回》）也描述了在无月的夜晚渔民的捕捞作业。如果在“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之时，渔夫恐怕要像船子和尚《拨棹歌》所说的那样，“满船空载月明归”了。苏轼《游金山寺》诗云：“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熖照山栖鸟惊。痛惜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自注云：“是夜所见如此。”说得神乎其神，这恐怕是东坡的游戏三昧，所描写的实在是江心渔火。若果如此，渔火须待月落而燃，于此又可得一诗证。
对愁眠
学锴师长西席和中国社科院文研所所编《唐诗选》都把“对”字阐明为“伴”，恐怕是考虑到不管睡着还是躺平，墨客在船舱里，都不可能与“江枫渔火”相对吧？窃谓如此解诗，难免不免失落之于泥了。
我少年时期年受前述两首风趣诗影响，以为既可改作“对愁哭”“对愁起”，“愁哭”“愁起”不辞，当是对愁而哭、对愁而起之谓。那么，在改诗者看来，原诗“对愁眠”就该是“对愁而眠”之意了。唐司空曙有“一身垂泪对花眠”之句（《病中遣妓》），鱼玄机有“长移一榻对山眠”之吟（《题隐雾亭》），差异只在于所对者是物质还是精神。“愁”可看作抽象观点的具象化，“江枫渔火”可以算作是起愁惹恨的环境。如此则对愁而眠者自是墨客自己，诗中只是省去而已。这个思路乃是受了庾信《愁赋》“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处”的影响，将“愁”这一抽象观点具象化、拟人化了。
不过，庾信此赋的这一手腕沿自杨雄《逐贫赋》，不合国人欣赏习气，后世罕见继承，如王若虚即以为“未妥”（见《滹南遗老集》卷三四《文辨》）。故以上阐释如今我已作自我否定，别寻路子了。
按“愁眠”二字，古人有不解其义者，竟无端造出一座“愁眠山”来。其说大概起于明代，《千家诗》（明文华轩刊伪托汤显祖校释本）注云：“愁眠，山名。”（伪托钟惺订补详注本同）考明郑之珍《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卷上《招财买货》中寒山、拾得道白有“江枫桥头风景好，愁眠山上月光寒”之句。清毛先舒驳得好：“今苏州寒山寺对有愁眠山，说者遂谓张诗指山，非谓渔火对旅愁而眠。予谓非也。诗须情景拜会，此诗三句俱述景，止此句言情，若更为难刁难山，则全无情事，句亦乏味。且‘愁眠山’下即接‘苏州城’‘寒山寺’，不应重累如此。当是张本自言愁眠，后人遂因诗名山，犹明圣湖因子瞻诗而名‘西子湖’耳。”（《诗辩坻》卷三）
毛先舒从诗歌的构造安排着眼，可谓言之有理，而且检苏州历代方志，均不见“愁眠山”之名，可见其杜撰。然毛氏“渔火对旅愁而眠”的理解仍觉未安。
和曲园一样，以文法衡诗的还有上文提到的王端履，他乃至提出这样的疑问：“首句不叙明泊舟夜宿之由，则次句‘对愁眠’三字，是对谁愁而对谁眠耶？”于是好为人师地改成：
味其意，也是将“愁”“眠”二字拆开理解的，和曲园不同的只是以为二字皆属动词，如此则原诗缺了宾语，补上“羁客”二字，则江枫和渔火有了相对而愁、相对而眠的工具，也是把物拟人化。黄叔灿索性解为“江枫渔火，相对愁眠” （《唐诗笺注》卷九》），如此则“愁眠”的是“江枫”和“渔火”二者，与人无涉了。唐汝询的串讲是：“月落乌啼矣，而枫间渔火依然对我之愁眠，目未交睫也”（《唐诗解》卷二八），没把人丢开，但将“江枫”算作地点状语，与“我”相对的只是“渔火”。《千家诗》的另一注本（嘉庆辛巳刊弥补重订表明本）该诗之注则云：“江枫叶落，渔火炊烟，皆与舟中愁眠之人想对而难寐者也。”相对而难寐的算作是“江枫”“渔火”和“愁眠之人”三者（按“叶落”“炊烟”皆属注者为笔墨俊秀而妄增）。以“眠”状树，犹若其可；以“眠”状火，则闻所未闻。
文研所编《唐诗选》则云：“这句是说愁人对着江枫渔火而眠，即‘江枫渔火伴愁眠’之意。”（公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345页）也把“愁”“眠”二字拆开阐明，“愁”算作是形容词，润色省略了的“人”字。“眠”是动词，表明人的动作。但“愁眠”何意，没有作进一步的诠释。实在，“眠”有“睡着”“躺平”二义，睡着自不能看到“江枫渔火”。以是学锴师长西席选择了“躺平”之义，说“‘愁眠’，当指怀着旅愁躺在船上的旅人”，也把润色“眠”的“愁”字移到了“人”字之前，实际也是将两字拆开阐明的。
我则以为，“愁”字是润色“眠”字的，“愁眠”实在已和“无眠”“不眠”一样，已凝固成一个词汇了，那么，“愁眠”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只有到古人的用例中去揣摩猜度了。在唐宋诗的描述中，愁眠有以下几个表现：
难于入睡。
易于惊醒。
睡短梦多。
这些正符合医书所载失落眠的各种症状：不肯上床、难以入睡、就寝不深、多梦早醒、随意马虎惊醒，醒后不易再睡（见黄秋学《疾病概论》，吉林科技文献出版社，2017年，371页；汪卫东《失落眠的催眠生理治疗》，山西科技出版社，2018年，21页；丁娟等《简明神经内科学》，吉林科技出版社，2019年，286页）。诸诗所状失落眠不一定躺在床上，以是唐汝询才会说：“‘愁眠’，犹言‘愁坐’。”（《唐诗解》卷二八）这样墨客才能与江枫渔火相对。实在，失落眠之人何止于坐，站立、踱步、无事找事都是常见的症状。昌平兄说：“‘愁眠’实在是因愁不眠。”（前引赵著，295页）窃谓失落眠是病，不一定有愁，故许多文章猜度作者因何而愁，难免不免多事。
正如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的“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无眠者不用说便是作者自己，张继诗中的愁眠者亦然。以诗法而言，文从字顺，而王端履“重论文”、俞曲园“举疑义”，二公以文法衡诗，难免不免均蹈凿枘之失落。
苏州城外
“苏州城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作“苏州台下”，《事文类聚·前集》卷三五同。《吴郡志》卷四八引作“苏州城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三、《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五、《同治苏州府志》卷一四五同。
按“苏州台”在苏州山，是阖闾、夫差两代吴王所建（见《正德苏州志》卷三三所考），早已不存，后世除怀古咏史之作外，多用为苏州的别称，杜甫《壮游》诗“东下苏州台”即其一例。若张诗用此，取景难免不免大而无当。而若作“城下”，则予人该寺逼近城垣的印象，缺少“苏州城外”给人的那种荒寒之感。
寒山寺
王士禛甚赏此句的选辞，其《居易录》卷四云：“地名亦各有所宜，故友陈允衡伯玑尝语予：‘“苏州城外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若作“金陵城外报恩寺”，有何意味？’此虽谑语，可悟诗家三昧。”（《渔洋诗话》卷中所载略同，《池北偶谈》卷十五《诗地相肖》谓是范文光语）
王氏十分赞许这个说法，但黄生则对此有所保留，他说：“此言亦甚有见，但其以是工拙处尚未道破。客请语其故，余曰：无他，只‘寒山’二字雅于‘报恩’二字也。客欣然有省。”（《唐诗评》卷四）
黄生的话是有道理的，由于纵然没有到过苏州的人，浑不晓是否“诗地合适”，也能领会到此诗的韵味，不然张继不会凭此诗名传千古。
我以为此句的佳处不仅在“寒山”一词，还在“苏州”这个苏州的古名上，能令人见而发思古之幽情，且二字叠韵（均属《广韵》“模”韵），诵之音律和谐。试将“苏州改为“苏州”，就难免不免大为逊色。“寒”“山”两字，正是《广韵》两个邻韵的韵目，可算准叠韵，今日用普通话读来则完备是叠韵了。且“寒山寺”三字引人遐想，读来饶有诗意。
畏友杨明师长西席曾列举史料力辟该寺因寒山、拾得二僧得名之说。认为今日的寒山寺旧名普明禅院，宋代又称枫桥寺，至明代始改今名。诗中“寒山寺”三字与寒山子毫无关系，而是“寒山上的寺院”的泛称，举韦应物《寄恒璨》“独寻秋草径，夜宿寒山寺”、 方干《途中言事寄居远上人》“白云晓湿寒山寺，红叶夜飞明月村落”之句为例。以是张继说的并不是本日枫桥边平地上的这座寺院（《张继诗中寒山寺辨》，《中华诗学》2017年第一卷第一期）。此说甚惬我心。
图十 寒山寺
从文学鉴赏的角度来看，一则本日的寒山寺密迩运河（图十），缺少“隔岭钟声度，中天梵响来”（庾信《和从驾登云居寺塔》）、“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皇甫冉《秋夜宿严维宅》）、“古寺寒山上，远钟扬好风”（皎然《闻钟》）、“钟度远山迟”（韦应物《寄酬李博士永宁主簿叔厅见待》）、“村落寺钟声度远滩”（李梦符《渔父引二首》之一）那种幽远的意境。再则如果将寺名与那位时常“叫噪”“慢骂”的“风狂”和尚（释道原《景德传灯録》卷二七）联系起来，面前涌现戏剧中以丑角扮演的蓬葆赤脚形象（见上引《目连救母劝善戏文》），读者难免不免会以为“大杀风景”，从而毁坏了全诗的美感（图十一）。只管高僧兼诗僧之名能为寺庙增重，但其佯狂之貌却与《枫桥夜泊》的诗境大不相侔。纵然后来经由形象改造、成为孩儿脸“蓬葆笑面”的和、合二仙（图十二），读者的不雅观感亦复如是（按据清史梦兰《止园笔谈》卷三所载，“雍正十一年，封晒台寒山大士为和圣、拾得大士为合圣”，史乘无征，恐是民间传说）。
图十一 寒山与其禅侣拾得
图十二 和合二仙图
也有人认为寺还是本日的寒山寺，但泊舟却在几十里地外的吴淞江畔，依据的便是《复兴间气集》中的诗题《松江夜泊》。为理解释何以相隔如此迢遥还能听到钟声，乃至还搬出了物理学上的“声云”观点，说是为“声云”反射所致（卢湘岳《〈枫桥夜泊〉别解》，《古典文学知识》2012年第四期）。殊不知苏州寺庙多矣，“吴中僧寺实半夜鸣钟”（《吴郡志》卷四八），届时诸寺之钟皆鸣，远在吴淞江上的墨客怎么分辨得出钟声是否来自枫桥边的这所寺庙？
还有人赞许“寒山寺”指“寒山上寺院”之说，但同样主见张继所泊为吴淞江（徐永恩《苏州寒山寺之寒山初探》，《台州文化学刊》2009年第三、四期合刊）。殊不知吴淞江在今苏州吴江区，即以前的吴江县，距山甚远。《乾隆吴江县志》卷一云：“邑本无山，湖西只陆墓一隅、吴山一麓，实惟我疆。”故吴淞江上只有远山可眺。于是有人捉住“远山”两字，以气温与声速关系的科学事理祛疑解惑（见上引朱也旷文）。实在，吴淞江两岸平地上唐前所建寺庙多矣，据记载，张继生前已建而至清乾隆间犹在者就有圣寿禅寺、罗汉讲寺、 华严讲寺、法嘉教寺、奉先教寺、泗州教寺等等（《乾隆吴江县志》卷一九）。方干《题松江驿》诗云：“帆势落斜依浦溆，钟声断续在苍茫。”僧寺如此之多，又如何辨别钟声不是来自两岸的平地，而是发自远处的寒山？人类的听觉彷佛没有那么灵敏。
由此也可见“夜泊松江”之题之不确。“松江”一作“枫江”，“枫江”乃松江的美称。《弘治吴江县志》卷二云：“唐崔信明有‘枫落吴江冷’之句，好事者因称‘枫江’。”其名后起，诗题自亦如之。枫桥下的古运河后来也称“枫江”，《百城烟水》卷二《枫桥》言“其下名枫江”。以桥名河，显亦后起。此诗之题还有作“宿平望”的。平望属吴江，在大运河上。杨万里《诚斋集》卷二九《过平望》云：“望中不着一山遮，四顾平田接水涯。”《道光平望志·卷首》序亦云：“此地略无山林间隔，四望皆平，故名平望。”以是更不可能是张继夜泊之地。
图十三 寒山寺大钟
枫桥之游时，我曾在今寒山寺见过本世纪初所铸巨钟、号称“中原第一法钟”的，游客撞钟，索价廿元三下（图十三）。但倾耳听之，其声沉闷，在“寒山别院”中能闻，而在“枫桥夜泊”处就听不到了。当然那是在白天，人声喧华，若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或许其声可远传数里吧？但纵然如此，岂能渡水越山，遥递至数十里地之外吗？今日所铸洪钟尚且如此，何况唐代一所郊坰小寺中的报时之具！
杨明师长西席在另一篇论文中，根据钱大昕《五砚楼记》“枫桥去城数里，距诸山皆不远”，又“灵岩、天平之紫翠，望之如可摘也；支硎、法螺之钟磬，招之若相答也”的描述（《潜研堂文集》卷二一），推测钟声来自附近山中（《张继诗中寒山寺辨》，《汉唐文学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270页）。此说于我启迪亦多。
图十四 狮子山
我以为，若要知足此诗所述的环境条件，必须水上有桥，岸上有枫，望中有山，山中有寺，而寺则位于近郊。这几点，正好今日为人质疑的枫桥却最为得当。依我妄测，所谓的“寒山寺”可能是白居易、张祜曾游的思益寺，该寺登基于流俗相传的“愁眠山”，其正式名字为岝㟧山或狮子山（图十四）。唐陆广微《吴地记》云，此山“在吴县西十二里，吴王僚葬此山中，有寺号‘思益’，梁天监二年置”。白居易曾题《自思益寺次楞伽寺作》七律一首（《白氏文集》卷五四），张祜有《题苏州思益寺》五律一首（《张承吉文集》卷三）。
白诗云：
张诗云：
狮子山海拔十六点九米（一说十四点五米），距枫桥仅三公里。如此则舟停桥畔，寺在山旁，“寒山”既可见，钟声亦可闻了。
据历代方志记载，思益寺虽建自萧梁，而其名实起于李唐，传说开元中有异僧胜光居此，为殊胜道场。隐士祈祷，思之必应，故名思益。宋高宗时勅赐思忆讲寺，元季毁，明宣徳间重修。康熙八年赐额法音寺，乾隆间废，后又重兴，民国时犹存，今则荡然无迹可求了（详《洪武苏州府志》卷四三、《康熙吴县志》卷三四、《乾隆江南通志》卷十二、《江南梵刹志》卷二、《乾隆吴县志》卷八七、《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七、《民国吴县志》卷三六下）。
欧阳修《六一诗话》曰：“唐人有云：‘苏州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
”
此言宋人辩驳者甚多，认为夜半鸣钟，实有其事。以历代诗话及唐诗诸注本多所征引，这里就不再学舌和饶舌了。
但由于诗学不雅观念的转变，明往后人的意见却大为不同，胡应麟说：
意谓诗之声律、兴象若佳，则向壁虚构无妨（后世袁枚也有类似的辞吐，见《随园诗话》卷八），这从明代前后七子的诗歌实践中也可看出。如李梦阳的《秋望》“黄河水绕汉宫墙”之诗以及李攀龙的《和吴太常南楼烟雨之作》“江流欲动帆樯外，山色才分睥睨西”之句，当时称赏者甚多，然诗中景物多是无中生有，曾受到清人吴乔和吴仰贤的指斥（详《围炉诗话》卷六、《小匏庵诗话》卷二）。
但唐宋人却是主见写实的。除了一些因未亲自经历而“地理不审”的边塞诗以外，墨客写景抒怀，除了夸饰，呈于笔下的皆出于身之所历、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不然夜半钟声的有无也不致引起长期的辩论。
近见有拾胡氏牙慧以自炫高明者，因辨之如上。
至于此句在诗中所起的浸染，纪昀指出：“杜甫诗曰：‘巴童浑不寝，夜半有行舟。’张继诗曰：‘苏州城外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均从对面落笔，以半夜得闻写出未睡，非咏巴童舟、寒山寺钟也。”（《阅微草堂条记》卷十一）
其说颇是，全诗皆写自己在舟中不眠之夜的所见所闻，寒山钟声只是背景音而已。由此亦可见叶梦得说此诗为题枫桥寺诗之不确。
此诗之妙实不尽如纪昀所言，上面已随文提及了。
偶见唐吴商浩《泊舟》一诗云：“身遂烟波魂自惊，木兰舟上一帆轻。云中有寺在何处？山底宿时闻磬声。”其诗心裁与《枫桥夜泊》略近，而环境陪衬、心情抒发则远逊，无怪乎不能如张诗那样为人传诵。
夜半
此词，欧阳修《六一诗话》引作“半夜”，后世从之者甚多（如《事文类聚·前集》卷三五、《方舆胜览》卷二、《吟窗杂录》卷三八、《续演繁露》卷四、《吴郡志》卷三三、《中吴纪闻》卷一、《同治苏州府志》卷一四五），鄙意不及“夜半”为佳，这倒不是先入为主之故，而是由于“夜半”是个韶光点，而“半夜”有韶光点和韶光段两个含义。“半夜”表韶光点的例子不说了，表韶光段的唐人有“春云春日共朦胧，满院梨花半夜风”（刘兼《春宵》）、“数僧梵响满楼月，深谷猿声半夜风”（许三畏《题菖蒲废不雅观》），而僧寺钟声是定时而鸣的，张继此诗表达的自是韶光点，故“夜半”一词无疑比“半夜”表达得更为准确。
钟声到客船
《千家诗》（嘉庆辛巳刊本）解此句云:“忽闻寒山钟声夜半而鸣，不觉起视，客船已至苏州城外之枫桥矣。”不以为是“声到”，而说成是“船到”，如此解诗，可称笨伯。难道只能船到，不能“声到”吗？唐人咏“声到”之诗甚多，如：
解为“船到”，真正味同嚼蜡了。蒙学之书如此，真是误人子弟！
结语
司空图诗云：“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力疾山下吴村落看杏花十九首》之六）我平生也有读诗、赏诗之癖。而赏诗须得古才士之存心。要达到这一境界，就当如吾家彦和所云：“操千曲而后晓声，不雅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不雅观。”（《文心雕龙·知音》）且博不雅观不当囿于文史，科技之书亦当有所阅读，所谓“无书不读”是也。而且，除了故纸爬梳外，实地稽核也绝不能忽略。然后涵泳其辞，研求其理。大概凭着好学寻思，是能够心知其意的。
王安石选唐百家诗毕，曾感叹：“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唐百家诗选〉序》）我则退居多暇，不为无益，难遣有涯，为解一首小诗，耗力费时，而终悔无可悔。至于所述是耶非耶，尚有待大方之家惠予剖断。
刘永翔，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