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2006年2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使他重新思考人生未竟之事,个中最主要的一件事,是把亲历或者见证的历史还给企业。
两个月后出院,身体尚未完备康复的他开始执笔,对其在东风公司近40年经历进行梳理。
短短几个月,几经修订,15万字的《往事——东风岁月》出炉。

口述车史  李维谔春风汽车售后做事第一人  中国汽车报 汽车知识

有人说,这是一本有关东风创业史的教科书。
有人说,此书写的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激情燃烧的岁月。
有人说,前辈们的身影可能会逐渐远去,但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动听故事却应该世代相传。
而他却说,正是这些老同道们交出的历史搜集,展现出极具生命力的东风凝聚力和东风文化。

这正是我们寻访李维谔的初衷。

1962年,李维谔(左二)与兄弟姐妹合影。

1939年4月,李维谔出生在北京,后跟随父母到四川宜宾念小学和中学。
1956年如其所愿考入长春汽车拖沓机学院(吉林工业大学前身)拖沓机专业。
本应5年毕业,因专修一年俄文,1962年8月,他被分配到北京内燃机总厂设计科当技能员。

八年后,他作为“随军家属”调入第二汽车制造厂(二汽)总装置厂。
在工人阶级领导统统的年代,他遮盖了知识分子身份,从装车组到三连(调度连),他参加了二汽建厂初期在十堰基地生产的首批及后面批次政治车EQ240的装置。

1972年9月,二汽号召“知识分子归队”,李维谔积极争取调入二汽产品处。
期间12年,他为东风公司做了很多前瞻首创性事情——创建极寒区、高原区、中原丘陵区等我国最范例地区的东风汽车利用试验基地;建议在全厂公开征集二汽厂徽标识设计,并统一制作成灯箱广告和平面广告;首创中国汽车企业走进用户之先例等。

1984年9月,李维谔调职东风公司总工程师室,先后担当售后做事副总师、售后做事总师、东风公司副总工程师职务。

他和他的团队全力投入东风汽车售后做事事情的创建和组织履行中:他们明晰了售后做事方针、宗旨、承诺和一车一卡做法;制订并编写出完全的东风系列产品利用技能文件、提出例行保养制度、四个24小时做事承诺、首问卖力制等观点;组建和助推售后做事网络发展、质量保修、原厂备件供应、技能培训等售后做事事情制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他是不折不扣的东风汽车售后做事第一人。

令他颇为自满的是,他参加过三次阅兵做事——1984年他是阅兵东风车做事队后勤;1999年他是阅兵东风车做事队总指挥;2009年他是阅兵东风车做事队总顾问。
1997年喷鼻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他也都参与了第一线东风车做事保障事情。

他有着若何的汽车人生?他和他的团队如何开拓汽车售后做事这一全新沙场?2019年9月1日,李维谔在其十堰寓所为我们口述历史。

只管我们无法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访谈全部呈现于此,但我们希望,本日的访谈与记录能为将来撰写更为恢弘的东风汽车巨著供应一份历史底稿。

本次口述访谈,得到东风公司咨询委、东风公司老领导高明祥以及李维谔本人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跟工人打成一片

为数不多的百口合影。
摄于1949年

1939年4月我出生在北京,父亲逃难去了四川,母亲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部登记室收费,她在协和医院生下了我。

1945年抗降服利,经朋友先容,父母到四川宜宾中元纸厂,预备并创办中元纸厂职工子弟小学和中学。
由于办学有方,师资精良,学校很快走上正轨。

但到了1952年,宜宾进行学校调度,中元中学因属私立而被撤销。
父亲调往宜宾财经专科学校任教,母亲调往宜宾市忠孝街小学任教。
我们家搬到城里,住进财经学校教员宿舍,我转学到宜宾第一初中上学。

我从小就喜好汽车,一听到汽车这两个字,就觉得特殊有吸引力。
我家所在的中元造纸厂有一辆牵引汽车,在厂里来回拉成品纸张,我总爱调皮地追着汽车跑,大人们说我是喊着、叫着、闻着汽车“屁”终年夜的。

1956年要参加高考,实在我从1955年起就琢磨要上什么大学,长春汽车拖沓机学院(吉林工业大学前身)1955年景立,由于喜好汽车,它一成立我就把稳到了,便报考了这所学校。

结果如我所愿。
录取后,我被分到汽车拖沓机系拖沓机专业,学制五年。
本来每个专业招收6个班,因学校刚成立,师资力量不敷,每个专业又撤两个班去专修一年俄文,我进入了俄文班,以是大学念了6年,直到1962年才毕业。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农业机器总厂(后改名为北京内燃机总厂,简称北内)。
我们这批大学生很受重视,到北内报到的第二天下午,北内总工程师李克佐亲自来考察俄语。
他发给每人一份俄文杂志,哀求阅读一页,并在一小时内完成笔译。

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口试和笔试成绩,当场分配事情。
我拿到的是苏联原版拖沓机与农业机器杂志(月刊)。
20分钟不到,我第一个答完交卷。
当场口试后,李(克佐)总说,把你分到设计科当技能员,乐意吗?我当然乐意。

但是很可惜,我在北内8年,基本没做什么技能事情。
当时我很年轻,又积极上进,到设计科不久就被抽调出来,下乡去搞“四清”(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5年上半年,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诲运动。
运动内容,前期在屯子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下乡一年,回到设计科已是1965年初。
1966年文革开始,北内是重灾区,派驻了军管会和军宣队,我们知识分子全都下车间劳动。
当时知识分子被调侃称作“八月的西红柿”,什么意思?北京的西红柿8月份大量上市,两分钱一簸箕,不值钱!

学习是我的一大爱好,每天放工后,我就躲在办公室读俄语。
此外,我们这些年轻干部每周有一天可挑选去一个车间劳动,设计科其他同事大都选择了总装置车间。
我喜好技能性劳动,就哀求到柴油机总成试车车间劳动。
试车车间上班倒三班,而装置只上白班。

几年劳动下来,既知足了兴趣,又磨炼了动手能力。
比如启动发动机,启动后调度,调度后听是否有故障,怎么打消,什么样的故障可以出厂,什么样的故障不能出厂……只管车间劳动条件差,穿着皮鞋泡在油里,噪音还特殊大,但我从没有以为脏和累,我喜好跟工人打成一片。

在劳动的同时,我还拿到了正式的北京市拖沓机驾驶执照。

我爱人跟我同校,1964年她汽车专业毕业,分配到北京汽车制造厂设计科。
新大学生劳动一年后,于1965年抽调到一机部汽车局事情。
文革时,汽车局干部下放,1969年9月,她和一大批同事被下放到二汽(东风公司前身)。

这时孩子才一岁半,爱人离开后,孩子就留给我照顾。
但北内厂的托儿所只收女方,而我又正被下放劳动,要三班倒,知识分子什么条件都不能提,怎么办?起初我们把孩子放到汽车局机关托儿所里,托儿所的姨妈真不错,晚上她们把我家孩子带回家去照顾,星期五和星期六更是这样,以是我很感谢她们。

但老这样也不是办法。
汽车局领导就来做我的事情,让我也去二汽。
我答应了,以是我算是随“军”家属。
转头来看,到二汽倒造诣了我的汽车梦,以至于我爱人常常讲,是她把我带入汽车行业,我该当感谢她。

第一辆东风EQ240装车人

1969年11月我到二汽,因我爱人先已被下放到43厂(总装置厂),我也就到了总装置厂。
总装置厂劳资卖力人是我爱人在汽车局的同事,也是她的好朋友。
我就跟她讲,别提我是知识分子,跟厂长说我是老工人,乐意劳动。
后来他们跟我开玩笑,说我潜伏在工人军队里了。

总装置厂厂长名叫李金荣,他身边围着的基本都是一汽人。
看到我,他也很奇异,他问,你这个老工人会干什么?我说,凡是汽车的我都会,我还有拖沓机执照。

趁他们不把稳,我把总装置厂那辆解放卡车开出去转了一圈,回到厂里时,厂领导都被气坏了。
我对李厂长说,我这不是给您表现表现嘛,我还会开车。

总装置厂有三个组:装车组、后勤组和机修组。
我被分到装车组,组里有10个人,分别来自一汽和南汽,组长是老师傅杨广生,来自一汽总装分厂。
二汽最早出的“政治车”,便是我们这批人装出来的。

1970年,装置政治车EQ240。

按照安排,十堰基地生产的第一批EQ240汽车,从1970年3月1日开始装置,考虑到山里条件,估量要装15天。
那时候不分白天黑夜,哪个专业厂的总成零件完成,就立即送到装车组或者我们去取。

总成、零件一到,立时开装。
装不上的,就地查图纸核对。
当时汽车蓝图全部来自一汽,二汽总指挥部生产组、产品组几位技能员也趴在地上,和我们一起,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核对。

为担保第一轮汽车生产,总装置厂做了大量准备事情。
比如搭建一个临时的可并排进行3辆车装置的芦席棚作为工棚,工棚地面打上硬实的三合土。
棚里焊装了一个可以在地面滚动的龙门吊架,吊架上挂上“斤不落(手动起重葫芦)“。
工棚南北长面,除一米高的干打垒土墙外,别的全部通透。

工棚的右后角,用芦席围起一间大略单纯库房,用来存放小的汽车零件、小总成,装车工具和干系图纸。
总装置厂没有围墙,没有大门,就像打地摊似的,全靠手工操作,创业时的艰巨可想而知。

1970年5月,又陆陆续续调来些专业职员,个中有从济南汽车厂调来的,有从东北各地各大工厂调来的,有二汽在湖北招聘送往一汽培训回来的的青年工人,有二汽子弟,还有一大批复转军人加入。
人多起来后,谁有技能就围着谁转,只管我才30岁,由于懂技能,已经是响当当的“李师傅”了。

可惜天公不作美,这段韶光十堰阴雨连绵,地上全是稀泥,乃至没到膝盖上。
总装置厂没有公路,送零件的汽车只能沿着河道从张湾开进来。

有时汽车进不来,李(金荣)厂长便让装车组带着刚进厂的学徒到大川去采石头,拉回来垫路。
我们险些拉光了大川路边的石块,垫在总装置厂门出路径上的石块估计有两米厚。

安装驾驶室时涌现了意外。
那时候还没有电动天车,所有重物都靠人手拉动金不落的链子,一件一件地吊,一点一点地推。
结果落驾驶室当晚却溘然停电,装置工棚里一片漆黑,怎么办?

这时一位气电焊工张师傅爬到一架梯子上,手里高举气焊枪,只听“啪”的一声,焊枪点燃,装车棚里一片光明。
在一片欢呼声中,我们完成了末了一道工序。
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冲出苟培(总装置厂所在沟的地名)地平线时,首批10辆车装完,缓缓地开出了芦席工棚。

当年8月尾,20多辆EQ240装置完成。
湖北省委决定,让二汽组成一个政治车方队,国庆节到武汉接管校阅阅兵。

20辆EQ240从十堰开到武汉,500公里路开了48小时,一起上非常紧张。
总指挥部赵指挥长指定我临时担当修理组副组长,组长是车桥厂齐副厂长。

赵指挥长让我俩坐末了一辆车,他说,你们不是收容,你们是维修,这是“军事命令”。
一台(辆)车都不许放弃,全部必须安然到达武汉。
这一起我真累坏了。
到武汉后,赵指挥长心疼我,让我好好安歇。
我睡了一天一夜。

1970年10月1日,18辆车(有两辆车备用)组成的方队通过校阅阅兵台,我和齐副厂长按照指令,一人手提一根钢丝绳,一旦有车抛锚,就准备以最快的速率,用钢丝绳把前车和后车挂上,用牵引办法把故障车拖出去。

紧张到什么程度?我们拿钢丝绳的手一贯在颤动,手心里都捏着一把汗,担心、焦虑和恐怖交织在一起。
幸运的是,EQ240完美地完成受阅任务。

技能职员归队

回来后,总装置厂成立持续(机动)、二连(基建)、三连(调度)、四连(装置)、五连(二汽产品处)、六连(装箱)、七连(座垫)、八连(充电)、九连(仓库)、十连(第二装置线预备)。
我在三连。

把政治车全部装完用时一年半。
当年我利用的手提工具箱是装车组自己敲制的,我保存了50年。
2019年9月东风公司50周年庆典,我把它捐赠给了老物件展览组。

装车过程中,我有幸打仗到各专业厂派来合营的技能过硬的工人师傅们。
比如总装置厂的高师傅,八级工,外号“高耳朵”,其特长是用听觉判断汽车故障。
车架厂的方师傅,八级工,外号“方大梁”,其特长是车架纠正技能。
底盘零件厂的李师傅,八级工,外号“李管子”,其特长是快速准确地配制汽车制动管系。

还有发动机厂的周师傅,八级工,其特长是用听棒准确地判断发动机异响。
发动机厂的顾师傅,八级工,外号“顾手指”,其特长是手到病除地打消发动机故障。
车桥厂的齐师傅,八级工,外号“齐车桥”,其特长是打消车桥故障。
我和他们都相处得很好,他们也都把独门绝活传授给了我。

在装车过程里,我有种觉得,知识和实际严重脱节,很多都对不上。
怎么办?我从北京搬家到二汽,家只能安置在襄樊,进山时除一个小行李卷外,带的全是技能类书本。
白天装车,碰着问题就翻图纸,常常晚上把图纸带回家,往床上一摊,在石油灯下对照技能书本查阅,直到把问题搞透,结果翻来翻去把书都给翻烂了。

当时我在红明六队,租了一个老乡的房间,每天晚长进修记录。
就这样,不但把车搞明白了,还把碰着的问题吃透了,我也完成从拖沓机专业向汽车专业的转身。
这种积累对我来说非常主要,也非常宝贵。

大概是1972年九十月份的样子,饶斌(时任二汽厂厂长)签发一份文件,哀求“技能职员归队”。
看到文件后,我认为机会来了。

二汽产品设计处直属二汽总指挥部,由总装置厂代管,被称作五连。
我就哀求调到五连。
李(金荣)厂长说,你开什么玩笑?人家都是知识分子。

我也是知识分子。
我说。

你是什么知识分子?李厂长不知道我从吉林工大毕业。

这时我在二汽的第一个朱紫李子政起了浸染。
我离开北京时,北内已经打得一塌涂地,军宣队管不了生产,上级就派一机部汽车局调度司司长邢岸民到北内当厂长。
调二汽前我去找他,我们相互认识。
我说,司长,你给我签个字,我们一家人就能团圆了。

他说,小李,你不能走。
我刚到这个厂,正要用你呢。
他看我一门心思想搞技能,不沾政治,便想留用我。
但终极还是决定放我走,临走前,他递给我一张条子说,你到二汽有困难,就拿这张条子去找李子政。

邢(岸民)厂长和李子政是从哈尔滨一起南下的战友。
李(金荣)厂长不放我,我就去找李子政,他是二汽党委副布告
一见面,我就说,首长,我给您带了一封信。
李子政很吃惊,由于他每天都到装车组,知道我是工人。
看完信后,他答应帮我做事情。

巧合的是,这期间寒区试车队成立,队长是方达淳。
1972年11月,试车队从二汽总装置厂生产线正式下线的头3辆EQ240中抽取2辆到寒区进行试验。
车辆要在12月中旬到达指定地点,接管最极寒条件的利用磨练,韶光相称紧迫。

李子政对李金荣说,我把小李借走,完成试验后还你。
就这样,我以新车道路试验之名给借出来了。

驾驶演习

我们立即组建军队,赶到北京,到解放军总后勤部车船部报到。
接管车船部指令,才知道试验目的地在满洲里的博克图县城。
这次试验是东风汽车极寒地区的处女行,也是我长途驾驶车辆的处女行。

寒区试验近3个月,所有你能想象到的汽车经历极寒气候磨练的艰巨我们都经历过,所有你能想象到的汽车故障打消问题我们也都经历过。
总之很惊险,但终极安全然安地回来了。

或许是由于我在试车队中的表现,回来后我就被调到产品设计处。
产品设计处处长是王汝湜,他是我在二汽碰着的第二个朱紫。

我和王汝湜在装车时就认识,当时他称我为“李师傅”。
EQ240什么性能,谁都说不清楚,我在学习,他们也在学习。
王汝湜就创造,有个戴眼镜的工人每天在看图纸,那时候工人阶级领导统统,他们要看图纸就得找我,要个总成件什么的还得找我,这样我们就认识了,还建立了不错的关系。

组建利用做事组

我到产品设计处报到的第一天,王(汝湜)处长就对我和姚启绪做了一次长谈。
姚启绪在产品设计处当技能员,他是我大学同学,性情内向,但心细内秀,办事端庄,外号“老黄牛”。
我和他恰好相反,动作快,干事风风火火,有冲劲。

王汝湜说,我们国家短缺汽车,二汽将来的任务便是生产汽车,但若何辅导用车人把车用好,是我们造车人的任务。

二汽和一汽不同,当年一汽建厂完备由苏联援建,全套技能有老大哥增援。
技能增援不仅覆盖汽车制造,而且涵盖交通部公路交通运输系统的汽车运用。
二汽自行设计生产的东风汽车的利用研究,只能靠我们自己。

他(王汝湜)还说,产品设计处准备在车型科由我和姚启绪两人组成新事情小组,开展新的事情领域。
先从摸索开始,要先于用户,在范例地区、范例工况进行试用,总结和摸索东风汽车的运用规律和保养规律,总结成笔墨,订定成规范标准。

这些规范、标准、规律,由我和姚启绪代表工厂的产品设计部门制订并广为宣扬,要教给用户,或者到用户那里去示范,帮助用户把车用好,以是叫利用做事组。

把汽车运用研究纳入到产品设计中,并设立专门机构,这在中国汽车行业里是第一个。
王(汝湜)处长一下就说到我心田里去了,创造新领域,这本身便是诱惑,我十分乐意去闯荡。

我和姚启绪在产品处车型科下成立利用做事组,处里为我们配置了一辆EQ240政治车。
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一边快速跑里程,跑可靠性,一边研究运用,核对一汽援建时供应的有关利用技能资料,重新研究、修订、补充,正式制订东风产品的维修保养规范和标准。

我俩商定,要多跑里程,在跑里程中研究运用。
因此,我们常常争取多出公差,跑河南拉煤,跑保康拉柴火,有时也跑河南为单位运食品。
那时候公路上没有卡子,不交过路费,虽然辛劳,但里程积累很快,课题资料网络和剖析进展也很快。

总结起来,到1984年9月调任二汽总师室前,我在产品处干了12年,做了以下一些事情。

完成东风EQ140前几轮汽车产品的利用试验。
我们根据交通部公路局建议,并参考一汽履历,先后选取黑龙江省拜泉县运输公司(极寒地区),云南省交通厅保山汽车运输总站(次高原地区,全国道路最繁芜地区),湖北省襄樊地区运输公司(中原山区、丘陵综合地区)等三个运输公司建立利用试验点,在把东风汽车推向全国前,前辈行东风汽车利用试验。

此后不久,我们又增选云南省交通厅昆明运输总站和湖北省郧阳地区汽车运输公司两个利用试验点。
个中,后者因此汽车各大总成和各紧张系统的适应性改进为紧张项目利用试验点。
再后来,这里成为东风轻型车整车利用试验点,为东风轻型车研发做出极大贡献。

这期间,我跟车跑遍了这几个省的所有公路,也险些摸透了东风汽车在范例道路上的利用特点。

到1970年代末,我们完成了两件大事。
其一是,对东风和解放进行详细比拟,从构造前辈性,技能性能优胜性方面进行解释。
其二是,订定东风汽车保养规范。

中国公路交通运输系统的汽车利用保养制度,解放前沿袭美国制度,解放后采取苏联制度。
解放牌卡车大量生产后,苏联制的一级保养(1500公里)、二级保养(3000公里)、三级保养(每3~4个二级保养)制度深入到全中国,个中还增加一些“中修”(修理一个大总成)和“大修”(含修理包括发动机总成在内的两个以上大件总成)等观点,部队用车还增加换季保养、封存保养等,这些被记录在交通部的规范标准里,称为交通部白皮书。

我们把这些内容与东风汽车实际情形相结合,将东风汽车保养制度确定为“清洁、紧定、润滑、调度”八个字。
同时,根据东风汽车技能特性和花费材料的耐用程度,把交通部规定的“定里程逼迫保养”例行保养制度,修订为东风公司的“定里程按需保养”制度。

前瞻性课题

几年下来,利用做事组已发展成拥有十几个人的汽车利用科,日常事情按照四个部分并行推进。

第一部分是利用技能文件编写组,杨文敬卖力。
第二部分是利用试验组,公法春卖力。
第三部分是利用技能文件图形绘制组,张辉东和宓黎明卖力。
第四部分是汽车运用课题研究,我自己卖力。

我们同时展开三个课题研究:一是和工艺研究所油料室联合进行的东风汽车润滑油、脂利用试验,我直接抓。
二是“东风汽车合理经济寿命的确定”课题研究,我指定卢治和汪曙牵头。
三是“东风汽车整车总成零部件、备件花费预测”课题研究,由我牵头。

这几个前瞻性课题抓得非常及时。
一方面,1970年代末期东风汽车批量投产以来,湖北省各地区运输公司装备的东风牌最多也最集中,它的管用养修制度比较正统。
湖北省的利用条件、道路条件和地理环境在全国居中,因此这批利用资料非常宝贵。

另一方面,到1980年代中期,随着操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国营汽车运输公司开始解体,国有汽车的管用养修系统编制险些一夜之间动摇。
我们恰好抢在解体前,把这些资料网络起来。

当时湖北省每个地区的运输公司,比如襄阳、郧阳和荆州等东风牌保有量基本达到400辆,信息量大,数据剖析结论相对准确。
颇难堪得的是,这些公司也解囊合作,把他们保存近10年的资料供应给我们参考。

为什么要研究合理经济寿命?1980年代初期,国家提倡50万公里不大修、100万公里不大修,只要达到50万公里便是省劳模,达到100万公里便是全国劳模。

我就想不通。
由于我参与利用试验后,觉得不是这么回事。
从经营角度看,汽车利用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投入大于产出。
新车一次性投入,产出便是跑一天挣一天钱。
第二个阶段,投入即是产出。
也是磨合阶段,除原车投入外,其他如油料、零件花费、保养用度和产出平衡。

第三个阶段,产出大于投入。
这是汽车发挥浸染挣钱的阶段。
第四个阶段,投入又大于产出。
这个利用阶段里,汽车除常规一级保养、二级保养外,必须增加一些高保项目,如中修、大修,用于规复汽车性能,只管即便让汽车运行中的产出大于投入阶段延长。
我把前三个阶段的完全利用段定名为合理利用寿命。

国家在我国汽车资源不敷期间倡导50万公里不大修、100万公里不大修,实在便是不惜代价用换零件、换总成的办法延长汽车利用寿命。
但当东风公司年销量达到10万辆乃至更多时,情形就有所不同,这时我们就须要提出合理经济寿命问题了。

1984年我调任总师室后,研究课题交给卢治。
论文完成的末了结论是,汽车合理经济寿命大约15万公里~20万公里。
如果在这个经济寿命内加强售后做事,东风汽车合理经济寿命可以达到25万公里以上。

建在戈碧滩上的通往盐湖的公路,四周全被黄沙覆盖。

我做过一些调查。
酒泉有家运输公司,车队均匀第一次大修里程,即合理利用寿命达到28万公里。
他们利用的东风EQ140,主车装载量6吨,牵引挂车装5吨,在大戈壁沙漠上跑,利用条件非常苛刻,轻微不谨慎,沙子就可能进到发动机里,缸体早期磨损,一台发动机就可能报废。

我带着两个人在那里蹲守了一周,挖掘和总结他们的履历,创造他们实在便是节制了东风汽车的精确保养和精确利用。
他们中有一位工程师,文革中下放到酒泉,事情非常负责,亲自抓,亲手抓,重新车首保开始就做好常规保养,而且要专门盯着,一辆车一辆车地做保养,一辆车一辆车地做记录。
这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诲和影响。

以是合理经济寿命课题,是从投入产出平衡的经济原则出发,提出合理的大修次数,相应的行驶里程和运用条件,用数据证明车主经济利益最大化,才该当是国家订定汽车报废制度的合理性。

这个课题研究得到东风科技论文一等奖,卢治后来被提为东风公司襄樊试车场主任,现任东风公司技能中央副主任、襄樊检测中央主任等职务。
交通部公路局的同道曾对我说,国家今后可能不会再大略地提汽车“报废制”,感谢二汽用翔实的数据,做了他们想做但没能完成的事情。

“备件花费预测”课题则以湖北省范例利用条件为基准,对整车上千种零部件总成,按照每100辆车一年零件花费量进行比对,提出准确的推举值。

这份资料后来经由全国10多个省做事中央的工程师们,根据各自地区特点和利用习气进行修订,为东风公司全国售后做事网络采取,助推东风公司每年备件生产操持安排从产能平衡向市场实际需求转变,减少了生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让老李去讲课”

随着东风EQ140和EQ240陆续投放市场,二汽碰着的最大尴尬是什么?国家开汽车订货会,老大哥一汽基本都是6万辆、8万辆、10万辆地订,而二汽呢?只能10辆、5辆、2辆、1辆地订。
那个年代客户们方向性非常强,他们脑筋里只有一汽,只有解放CA10和CA30,可以说一汽把二汽压得够呛。

当时还出了不少这样的事件:为部队军车发运都是上火车平板,燃油都得先放光,到达目的地后再加油,启动车辆,把车开下平板。
按部队条例规定,为保护设备,汽车启动时不许可用电瓶,怕亏电,都是手摇启动。
结果新兵用摇把摇车时,老兵一开钥匙,本来这边一摇过去,那边就能发动,但是他们不理解,解放卡车压缩比是1:6,东风牌压缩比是1:7,压缩比越高,爆发压力越大,爆发力提高后,如果不能把摇把按住,摇把就会反转,每每摇把就会打到摇车人的腮帮子上。

还有不少用户,买到东风汽车后,像解放卡车那样开,殊不知东风牌就像小老虎一样,不是撞人便是撞其他东西。
这样闹了不少笑话,结果他们都说东风牌弗成。

二汽厂领导问王汝湜怎么办?王汝湜说,让老李去讲课。
怎么给客户讲课?先学习。
首先,要把解放卡车吃透,我购买了全套解放卡车解释书,闭关苦读几天几夜。
然后,全方位打仗用户,把用户情形摸全都摸透了,我还编写了东风汽车培训教材。

我向二汽总厂建议,必须把黑龙江的林老大和粮老大,山西的煤老大,三峡的电老大,武汉的铁老大等这些大客户捉住,这样卖车就不是一台(辆)两台(辆)地卖,而是一批一批地卖。
只要他们来,都是我去讲课。

1970年代末,二汽建立了直属总厂总师室领导的做事大队,他们跟随发往全国的东风新车做事。
很长一段韶光,产品处一贯派我专门卖力为做事队职员培训和授课,同时合营做事队给大用户培训授课。

我本想集中20辆~30辆以上用户一起讲,但发卖部门说弗成,10辆以上就得讲。
讲课就我一人,我态度不错,总是随叫随到。
常日先讲半天,让他们复习两小时,第二天再讲半天,再让他们复习,之后让他们提问,直到搞懂为止。

任务重大。
那时候没有送车队,谁的车谁接走,接车单位派驾驶员到二汽,从十堰把车开回去,大都须要一个星期。
如果培训做得不好,他们回去路上就可能碰着问题,以是我讲课,一定要讲到他们满意离开为止,让他们把东风车吃透,让他们非常清楚东风和解放的精确操作和利用有哪些不同。

我也到云、贵、川、鄂去讲课,做用户利用调查,办理他们碰着的问题。
多年来,我还跑过不少部队,到过黑龙江,到过雅安二十团,到过西藏十六团。
我到过云南边防部队,随着第一批东风EQ240车进藏,在自卫反击战时做后勤保障。
我还参与了福建前沿海岸线上东风军用车辆做事保障活动等等。

我提出针对东风军用车的全售后做事网络社会化保障,担保每辆军车都能在用服役,哪怕是他自己出了车祸,我们也要帮他修睦。
东风汽车的保障口碑载道,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1980年代初,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内地不出问题的汽车,到云贵高原利用一定还会出问题,只有在云贵高原利用不出问题的汽车,内地才会不出问题,才是好车。

因此,东风的新产品,首先要送到云南去跑。
云南的横断山脉,云南的公路,成为二汽质量攻关和最好的试验场。
东风车既可以同时上到海拔2000米、3000米高地,也可以立即下到海拔300米以下。

二汽产品处副处长杜时可(后任东风公司总设计师)曾对我说,汽车利用科是产品处手心里的第二道路试验室,一定要负任务地完成利用试验。
你们的所有试验结果都将直接影响总厂研发、质量改进,乃至技能引进的末了准确决策,牢记。

对外培训由我做,同时我还要把问题反馈回来,结果大家都骂我一张“臭嘴”。
为让大家理解我,我向王汝湜发起,许可和安排我对内部质量处、发卖处、协配处、产品处讲课。
这样每个单位,包括财会处都请我去讲课,我逐渐得到大家的理解。

带队到法国学习

1982年,机器工业部部长饶斌和二汽厂长黄正夏应邀率团稽核法国雷诺公司。
他们在法国近20天,和法方商定一系列互助协议。
饶斌部长提出,派一个售后做事工程师代表团到雷诺公司参不雅观学习两个月。
一个工程师团队到国外学习两个月,在那时真是破天荒的事情。

雷诺公司商用车产品是贝利埃(Berliet),1978年在国有化过程中,贝利埃公司和Saviem合并成为法国卡车制造商,更名为雷诺商用车公司,成为雷诺集团商用车分部。
那时候全体非洲都是贝利埃产品,中国部队里有一大批车也是贝利埃。

黄(正夏)厂长见告我,当时他和饶斌部长的脑筋里只有我,我是(售后做事代表团)团长的不二人选。

我作为团长要带队到雷诺公司学习,临出发前,有好几个人向黄厂长提出:政审创造李维谔连党员都不是,他当团长行吗?

黄厂长说,便是他了。
我们既然派他,就要相信他。
他让时任二汽副总工程师的吴庆时转告我,一定要把他的问候和友情带到法国,带给(雷诺集团董事长、贝利埃汽车公司总裁)贝利埃师长西席。

此外,吴庆时还见告我一个电话号码。
他说,饶斌部长十分关注我国汽车工业发展,派出售后做事小组出国向前辈汽车厂学习,这是第一次。
你们回北京时,就打这个电话,饶斌部长要亲耳听取你们的申报请示。

到巴黎后,我们就处于紧张的学习中。
韶光过一半时,贝利埃董事长安排了一次会面,听取我们的感想熏染和收成。
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售后做事没有一成不变的理论和公式,只有不断发展,不断提高,不断创新。

他乃至断言,中国喜好“15年遇上”“超过”的提法,不用15年,中国二汽会创造成功的售后做事履历,在很多方面遇上和超过他们,只管他们也在提高。

回到北京确当晚,我们在二汽驻京办向饶斌部上进行电话申报请示,他问得非常仔细,末了还让小组的其他5个人,每人用最简练措辞申报请示2分钟。
饶斌部长苦口婆心地说,未来没有售后做事的产品绝不会有生命力,一个企业产品必须要教会用户利用,要有维修,备件和工厂的做事保障。

回到十堰后,黄(正夏)厂长主持厂办公会听取我的申报请示。
他末了问我,你认为现在厂里该做什么?

要抓教诲,我说。
我还提了个建议,抓一个大专班,一个中专班,培养一批年轻的专门人才来组建军队。

厂办公会立即通过,但哀求我写一个传授教化大纲和培养目标的书面建议
这个任务,我也立即完成了。
根据决定,二汽工大、二汽中专新学年招生时,在汽车系设置了售后做事的专门班次。

专职售后做事事情

1984年5月,时任二汽副厂长的陈清泰找我发言,让我做好事情调动的思想准备。
他说,总厂要抽调我担当主管发卖的副厂长周维泰的助手,专职售后做事事情。
希望我能利用熟习产品的特长,在厂内担当起产品设计系统和发卖系统之间的桥梁,在厂外作为二汽售后做事代表,当好二汽、市场和用户之间沟通的桥梁。

在我看来,东风公司这是要把提高全民卡车运用水平作为己任,而这一重任将落在我和由我组建的军队身上。
通过这方面事情,从帮助东风用户做起,让东风汽车实实在在地为用户创造财富。

当年9月,我调到二汽总师室担当售后做事副总工程师,一年后任售后做事总工程师。
这个职务海内没有,国外也没有,是东风公司自创。
从此,我转入一个新的事情平台。
当然对这个领域,我并不完备陌生。

早在1980年,售后做事还没形成完全观点时,二汽总厂就订定了用户做事事情的宗旨和方针。
宗旨是三个第一:质量第一,用户第一,信誉第一。
方针是八个字:激情亲切、严密、方便、及时。
黄(正夏)厂长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哪里有东风车,哪里就有二汽的用户做事;二汽对东风汽车,从用户开始利用到报废,卖力到底。

帮做事站做方案。

1980年2月,受二汽总厂委托,做事大队副队长钱海贵在广东揭阳市建立二汽第一个特约技能做事站,之后在全国建立第一批八个做事站,在湖北省每个地区运输公司都建立一个做事站,总规模30个旁边。

1983年3月,周维泰代表二汽向一机部提出,哀求付与“汽车企业的备件经营自主权”,以支持售后做事事情,得到批准。
这是对自1950年代以来形成的汽车及其备件类机电产品由国家统一包产包销的操持经济系统编制的冲击和打破,对全行业意义重大。

这些是我到新事情岗位前的情形。
二汽发卖逐渐打开局势后,哀求售后做事事情尽快跟上。
对我的哀求是终极处理用户问题。
什么叫终极处理?用户问题都很棘手,一样平常问题让职能部门去做,我要处理最疑难问题。

对此我有信心。
用户的任何问题,我能明辨是非,这是其一。
其二,我能一碗水端平,是不是我的问题,我能讲得清楚透彻,是我的问题就绝不推诿。

这期间,我碰着了在二汽的第三个朱紫孟少农。
孟少农是技能威信,在产品处做产品利用试验和质量攻关时,我就认识他,由于末了拍板都由他来定。
过于自傲是搞产品设计人的通病,产品明明有缺陷,技能上总还想阐明阐明,表面上也还想扯一扯,这时只要孟总一句话,大家就都很服气。

调到总师室后,立即谈论我入党的问题,我没想到孟总也来参加。
他在会上讲,他一贯在不雅观察我,除苦干实干外,利用试验这条路他也非常赞许。

孟总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抗战期间,他从美国回来后一贯跟车,从湖南、广西跟到贵州、云南,再跟到四川,沿途随着福特和通用的车,帮助利用者(包括军队)用好汽车。

孟总认为,节制第一手利用资料是技能职员做好事情的根本。
因此,他鼓励我的做法,也支持我的想法。
他多次对我说,事情上有困难直接找他。

还有一次,我们在产品处开会,他乃至对我说,老李,把我的图章交给你。
你到哪个厂领试验零件领不出来时,就拿我的图章盖章,我的图章他们总得相信吧?当时由于二汽在生产初期,好零件做不出来,纵然做出来,操持内我们也拿不到,以是试验没有备件。
孟总就能做到这一步。

黄正夏也是我在二汽的朱紫。
有一次总厂领导让我去申报请示事情,黄(正夏)厂长当着总厂所有领导的面讲,老李,你大胆地把屁股坐在用户一边去,替用户说话,我们支持你。

售后做事事情之以是能大胆开展,和他们的支持分不开。
支持售后做事,实际便是支持二汽利益。
我们得到什么?用户好评和市场。
因此,我也放手大胆地合营主管发卖的周维泰,主动做好售后做事。

同时我也把稳处理好各种关系。
用户反馈、质量管理和产品变动,这是东风公司运转的三个主要环节,但我每句话都可能得罪他们。
我说用户反响质量有问题,他们就说老李这张“臭嘴”。
我就说,可我总在帮你们想办法出主张呀。
产品部门说,老李,你屁股坐歪了。
我说,没有呀,黄(正夏)厂长说,我屁股只能坐用户一边呀。

以提高全民用车水平为己任

环绕售后做事事情,我做了几件事情。

一是发展网络。

1983年二汽售后做事网点不敷100个,网点不敷是最大弱点。
我认为,售后做事要根据发卖须要而定,市场发卖在哪里,售后做事就要铺到哪里。
比如把车卖到北京,北京就要有网络,卖车要靠发展网络来卖,网络越强车卖得越多。

我到雷诺公司学习,他们说过一句话,在我脑中根深蒂固:第一辆车是发卖职员卖的,从第二辆车开始便是售后做事职员卖的。
这就可以看出,售后做事保障做得好,得到用户对汽车的信赖多么主要。

我向周(维泰)厂长建议,要抢在竞争对手前,在全国把东风售后做事网络建起来。
所谓抢,便是在每个热点地区,把那里最具维修实力,技能水平最高,设备最好,人才最多的维修厂先吸引到东风网络里。
毕竟社会精英有限,社会资源有限,谁把这批精英力量先抢得手,谁就霸占了先机。

详细怎么建?主张来自做事科站务组的冯至善,他拿着一本1980年代中国行政区域舆图集来找我。
他说,全国有29个省市自治区,我们可以每个省会建一个中央站;全国有350个地级市,每个地级市可以建一个站;全国有1700个县,每个县可以建一个分站,这样三层次布局。

经由谈论和完善,我们对三个层次的职能进行细化,提出“省有中央,地(市)有站,县有点”的发展目标和原则。
到1987年底,东风汽车做事覆盖半径缩短到150公里,布局网点236个,每个网点做事东风用户3000个,基本实现哪里有东风车,哪里就有二汽售后做事。

二是组织召开售后做事计策研讨会。

1985年10月尾,我们约请全国各地有名维修专家到十堰,请他们给二汽出主张,如何做好东风车的做事?末了大家集中谈论“对新车进行走合保养”。
当晚,我们形成“二汽在全国实行东风汽车免费逼迫走合保养活动”建议信,信中论述了从须要到可能,以及从调动这三个方面(二汽、做事站、用户)的积极性上来发动建议

第二天上午,陈(清泰)厂长亲自参会并参与谈论。
他说,这件事在中国汽车行业是首创性的,对东风汽车开拓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浸染。
因事关重大,他要向厂办公会申报请示,须要点韶光。
他还见告大家,二汽要组建一个方便用户,方便售后做事管理的统一完全的售后做事体系。

这次漫谈会上,东风汽车运用做事协会成立,推举周(维泰)副厂长为名誉理事长,我是理事长。
后经厂办公会批准,从1986年4月10日起,由全国技能做事站对用户购买的东风汽车新车,按照统一项目,统一标准,进行逼迫性免费走合保养。

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史和中国公路交通运输史上的一项主要举措。

三是组建售后做事打算机室。

发展市场经济首先在交通运输行业开了花。
民营化后所有车辆归个人,用户用车用得比较狠,产品利用的可靠性故障时有发生。
这种情形下,就必须把用户勾引到精确利用的轨道上来。

我们面临很多抵牾。
产品部门说,我给你设计什么车,你就用什么车,我规定你装5吨,你非要装15吨,那能行吗?但用户却说,装15吨我就挣15吨的钱,既然装得下15吨,为什么不装?

用户来找我们,从来都不会说自己超载了。
这就必须反证什么部件坏了,是什么利用缘故原由造成的,以及怎么精确利用可能避免危害等来回论证。
这时我就觉得到,必须要引进打算机系统管理。

我向二汽总厂发起,发卖部该当进汽车专业大学生。
发卖处领导想不通,我一壁给他们做事情,一壁就去找周(维泰)副厂长,我说,我们要立时建立打算机室做剖析,现在用户这么多,信息数据量太大,怎么处理?

他立即赞许,并做通了各位领导的事情,从厂里调来两位大学生,组建打算机室。
他还发起,一车一用户一卡,确保跟踪做事。

大学生设计了保修单,我一看,只是大略的赔偿单、车号和发动机号。
我说,你们再增加几项:车开了多少公里;驾驶员开过几年车;什么文化程度;在什么地方什么状态下出的故障;拉的什么货;以及驾驶时长和车辆保养情形等。

我把可能引起故障的有关利用条件内容尽可能都纳入到这份质量保修单里。
就这样,我们讯速地建立起用户信息档案。
当时东风公司每年销量近10万辆,大量质量保修信息返回来后,我们就能从故障中快速找到规律,如故障发生可能跟景象有关,跟地区有关,或者跟行驶里程有关,特殊是还能挖掘出,可能和驾驶员本人的自然条件,以及是否精确利用车辆有关的规律。

1988年底,我们第一次用打算机编出质量保修年报,创造了东风质量保修1#、2#、3#、4#、5#、6#曲线。
有一次我向二汽副厂长张世端申报请示质量索赔情形,将质量动态做成6条曲线。
他说,他管质量这么多年,还没有人这样展现过质量问题发生与利用状况之间的关系。

保修单终于着花结果。
虽然有人笑话我,说我在查驾驶员祖宗三代,但把用户数据整理出来的结果,就会看到培训的主要,履历的主要,精确利用的主要。

通过数据剖析还可以看到,用户的质量索赔大都不是东风汽车的质量问题。
打算机剖析表明,七成以上与用户利用不当有关,越年轻越开快车的司机越随意马虎出问题,还有闹事时的车速、地点、驾龄,以及汽车利用多少公里后一定要发生什么问题等,我们都剖析得很清楚。

《往事——东风岁月》中,记录了几起东风公司售后做事大案,包括一号案和二号案等,终极都是我在处理。
我的处理原则是,交通闹事与精确利用的关系,以及与自然情形的关系。
但在很多情形下,我们汽车制造厂家也很无奈。

四是推出四个24小时承诺和首问卖力制。

1995年初,我向东风公司领导和发卖处提出向用户做出“四个24小时”承诺的建议,向发卖处技能做事部提出实行对用户“首问卖力制”的建议,同时建议公司考虑把“让用户更满意”作为东风公司售后做事的标杆性口号。

东风公司和发卖处接管了我的建议
在1996年营销年会上,东风公司提出对用户实施“四个24小时”优质做事承诺:

一是,东风公司做事站从接到用户的故障求援信息算起,24小时内必须到达现场。

二是,东风汽车贸易公司在全国的东风技能做事站坚持24小市价班制度,全天候为用户做事。

三是,用户来人来电来函,在24小时内得到及时处理和反馈。

四是,用户的质量保修及紧急调用件,必须在24小时内得到落实。

营销年会还宣告,开展首问卖力制为紧张内容的让用户更满意做事主题活动,这对东风汽车营销带来深刻及深远影响。

总之,我是把售后做事作为一个奇迹,把帮助全民理性用车水平提高作为自己的任务。
我们这代人,不可能搞其他高科技,那就做点对民族对国家有用的事情吧。

厂徽征集、灯箱标识和平面广告

组建售后网络的同时,我就考虑好要把二汽标识——厂徽用好,并把它宣扬出去。

为什么要设计厂徽?1970年末,二汽产品处把绘制东风EQ140汽车传授教化挂图任务交给我。
传授教化挂图是彩色工程立体解剖透视图,当时只有上海工艺美术广告装潢公司能承接制作,我们决定和他们签约互助。

1978年春我到上海,上海呈现一片改革开放热潮,南京路上各商店和百货公司都在支配橱窗,这些橱窗被企业标识和标记占满。
广告公司几位工艺美术师见告我,上海广告公司和日本一些大广告公司开始建立业务关系。
他们给我两盘录像带,让我理解日本企业如何进行商业宣扬。

这两盘录像带这天本丰田公司和日产公司的广告宣扬片,我反反复复看了一个星期,觉得非常新奇。
1970年代的广告,节奏烦懑,内容相对冗长,厂家恨不得什么都要装进去。
但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企业的标识和标志,在世界各地,这些标识代表各自企业文化和理念的传播与发扬。

这事对我刺激太深。
之后一周,我和同事张辉东、杨文敬险些跑遍了上海商业区和图书馆,网络了国内外近300个企业的标识标志。

然后我给产品处车型科写了封信,谈了我的感想熏染,同时建议,东风公司该当立即组织设计工厂标识,我将之定名为厂徽。
同时还把我们网络到的资料全部寄回十堰。

当时车型科科长是刘焱生,他后来担当东风公司副总工程师。
看到信后,他认为建议太过重大,就把信送给王(汝湜)处长。
王汝湜接到信后,立即向孟(少农)总申报请示。
孟总决定向二汽厂办公会申报请示。

根据总厂指示,产品处车型科设立厂徽征集办公室,通过《二汽培植报》在全厂范围内征集图案。
与此同时,孟少农、王汝湜又派刘焱生专程到上海,体会我在信中反响的上海改革开放的早春气息,并转达厂里意思,哀求我们在上海连续网络资料。

登报后,厂里反响很大,车型科所在办公室连走廊里都挂满了网络到的稿件。
征集事情持续了两个多月,网络稿件近500件。
经由三次评比,末了剩下20幅旁边,基本集中到被送到北京中心工艺美术学院学习的这批同道身上。

当年8月,孟(少农)总和王(汝湜)处长让刘焱生关照我回厂参加评比。
我们经由负责比拟筛选,末了剩下三五幅稿件。
我主见进行公开答辩,让入选者谈设计思想。

车身厂产品科艾德昆设计的双飞燕脱颖而出。
他在答辩时说,只管二汽建于崇山峻岭中,但她一定要象飞鸟一样翱翔于广阔蓝天之中。
盛产于鄂西北山中的自由飞行的燕子,正是二汽培植者寄托全部情与思的吉祥物。
他的话冲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共鸣。

随后我提出,原设计胖了一点,须要瘦身,最好挺立姣好一些。
刘焱生指定随我一起在上海事情的张辉东一起参与这项事情。

他们俩先后修正了好几遍。
经孟(少农)总和王汝湜审核后,向厂委会申报请示并一次通过。
这次会上,厂领导同等肯定这件事对二汽的重大意义,决定尽快向国家工商总局登记注册备案。
同时,厂委会决定兑现《二汽培植报》在征集之初所宣告的褒奖。

1984年11月,我已是售后做事副总工程师,二汽派我到美国康明斯公司访问,参加引进B系列和C系列发动机技能会谈的前期事情。
这次出国使我大开眼界,我看到公路边、马路上和休闲广场上到处都是各个企业的广告牌,而且画面非常大略,基本便是企业的厂徽标识,再加一句代表企业经营理念的广告语。

当时我就想,二汽厂徽标识已经设计出来5年了,但影响面还不足深远,该当加大力度推广和宣扬。

1985年5月,我向周(维泰)副厂长建议,在全国做事网络里建厂徽灯箱。
周厂副长说,这是大事,要请陈清泰厂长批准。
听完我们的申报请示后,陈清泰厂长立时请时任党委布告的马跃参与谈论,三位领导同等通过。

如何履行?这就须要研究标准。
在提交给总厂的审批稿里,我们已经考虑到厂徽图形的几何化问题。
所谓几何化,便是能用圆规、角尺画出来,但现在不但是画中间的圆和双飞燕,还有比例、边框和颜色都要标准化。

在业务宣扬处的大力支持下,这个任务交给张辉东,底稿很快就做出来了。
当年10月1日,二汽全国近200个做事站的大门或最高建筑物上,一律放上一个2米到4米的厂徽灯箱,鲜红底子和白色图案,或者白色底子和赤色图案。
夜间灯一开,过往车辆一看就知道这是东风汽车之家。

10年后的1995年,我又向当时主管发卖的二汽副厂长张煜发起,灯箱已经由时,该当建平面广告。
张副厂长欣然赞许,让发卖部做事保障部调研设计,他们提出“大方标、红飘带”方案。

1996年底,这一方案在东风公司售后做事网络履行,社会影响又大又好,这也为为1997年国家工商总局批准东风牌号为全国十大驰名牌号打下了根本。

成果与心得

1990年代,正是我履历最丰富,任务最重大期间。
这期间,我主编并执笔完成《东风EQ140汽车利用维修手册》。
第一稿38万字,第二稿42万字,第三稿47万字。
字数为什么增长?由于要一直地知足用户哀求,东风公司产品质量也在不断改进,以是内容在一直更新。

第二本书是《东风EQ140汽车利用问答》。
这本书有个小故事,别人都问我,写的这些问答是不是自己早就有条记记录?我说,没有。

那你怎么记得那么多事,那么多问题?

我说,都在脑筋里。
实在,从我到总装厂装政治车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把碰着的问题记在小纸条上,并用塑料袋装起来,日积月累积攒了这么一大袋。

这一大袋小纸条就变成了《东风EQ140汽车利用问答》里的问,统共476条,除有些根本理论外,如汽车国家标准,其他基本便是一个问题一个小纸条,这476条问答便是我在东风公司30多年的积累。

第三本书是《东风EQD6102型柴油汽车利用维修手册》。

第四本书是《汽车营销的理论与实践》,这是应武汉理工学院约请而编写,作为大学教材,增加了市场内容。

我还参与主编了《东风军用车系列汽车利用维修手册》。

2000年前后,我被聘请为天津中国公民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客座教授。
这所学校担负着我军高等汽车专业工程技能干部的培养任务,也可以说是军队汽车工程师的摇篮。

我还记得给我发客座教授聘书那天,我创造学校传授教化车全是解放卡车。
我给校领导建议,东风公司为学校传授教化供应一些整车和东风汽车的各种总成、零部件行弗成?

当晚我就向张煜副厂长作了申报请示,张煜副厂长心里非常清楚,当时部队有20万辆东风车在现役利用。
他立即对我说,老李,没错,就这样定了,到时赠予仪式我参加。
有他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校方提出要15套东风EQ140,5套东风EQ240和10套东风EQ153各种总成和零部件的需求,我按照张煜副厂长的指令答应下来,厂里很快完成安排和捐赠。

在此根本上,我还建议学校和东风公司联合,编写一本东风军用汽车综合运用手册,既可用作学院的传授教化参考资料,也可为全军用车部队的车管干部供应一本东风军车管理工具书。

这本书由东风公司副总经理童东城和学院副院长吕国栋担当主编,由东风公司工程师李林、技能中央副总师孙稳、东风公司副总设计师步一鸣和我一起组织设计师们共同参,用最快速率完成写、编、校,并在学院汽车系组织下,快速完成军内专家审定,之后由学院组织出版。
2001年该书出版,很快下发至全军用车部队。

这些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成果。
这十年来我竭尽全力,基本都这天间上班晚上写稿,而且晚上常常写到凌晨时分。

上世纪90年代,李维谔及同事为西藏用户进行现场培训。

讲个小插曲,1995年写《汽车营销的理论与实践》期间,我陪张煜副厂长到西藏进行大匆匆销。
由于东风EQ153性能优秀稳定,对西藏高原适应性好,这次又一次性卖了100辆。
当晚发卖部安排住宿,我问我住哪里?他们说,宾馆没房间了。
我说,那就在前楼给我找一间吧。
这样他们都住宾馆双人间,就我一人住前楼,前楼条件差一些,是老式招待所。

连着两天,张煜晚上都不见我人影。
第三天一大早,他跑来拍门,瞥见满地都是稿纸。
他也没想到,我晚上还在熬夜加班写作呢,这本书便是这么写出来的。

这些年来,我没旅游过,没体检过,整天就在表面跑市场搞做事,有空就抓紧韶光写东西,或者策划一些新的事情创意。
1997年喷鼻香港回归、澳门回归;1999年建国50周年大庆,我都在一线,大家都知道我身体不错,只是常年被高血压拖累着。

很不幸,2006年2月,我因脑溢血住进了医院,中风带来半身不遂和偏瘫,险些压垮了我。
在病榻上我想了很多,我很不甘心,由于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个中最主要的一件事,便是要把历史还给企业。

表面上看是我们参加了东风公司的培植,而实际上是东风公司培养了我们。
我们有任务回报它,把我们在这个大舞台上经历的事情,也便是亲历或者见证的历史记录下来,回报给企业。

在这个心愿的使令下,我开始对自己在东风公司近40年经历进行梳理。
那些鲜活的事宜,那些维妙维肖的画面,那些亲密无间的同事,都在向我劈面扑来。
写作的激情,无时不刻在刺激我刻苦地进行康复磨炼。

2006年4月我出院,不到3个月,我就完成15万字初稿。
东风商用车发卖部技能做事部帮忙我进行配图和编辑排版,党政办公室帮忙我进行封面设计和装帧,这便是《往事——东风岁月》这本册子的由来。

东风商用车公司、东风商用车发卖部、做事部将这本回顾录先后印刷三四次,印量近1万册。
时任东风商用车公司总经理黄刚决定,送给新进厂大学生人手一册作为参考书。

有人讲,这是本教科书。
东风公司很多老同道看后非常高兴,说这本书写的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认为,我们该当把历史还给企业,正是我们这一代老同道交出的历史搜集,展现出极具生命力的东风凝聚力和东风文化。

总结我在东风公司近40年经历,我认为有四点心得。

第一,感谢组织的培养,东风公司的培养。

这是肺腑之言。
东风公司尽可能地给了我机会,我不后悔来到十堰山沟,由于在这里我圆了汽车梦,而且还给我很大施展空间。
我也好,我老伴也好,我们都搞汽车,都真正发挥到点子上,而且对国家汽车工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二,感谢我生命中的朱紫,如李子政、黄正夏、王汝湜,还有陈清泰、马跃、周维泰等我曾经的领导们,我永久感谢他们。

周维泰是主管发卖的副厂长,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他身边最得力最知心的便是我。
他什么心里话都跟我讲,他想做什么事情也跟我讲。
周维泰去世较早,他一贯想调我到发卖部,但我齐心专心想搞技能。

《往事》出来后,我第一韶光就把打印稿送给原二汽常务副厂长李惠民(已去世)。
他和周维泰是老差错,当天晚上他就看了一大半。
第二天一大早,他问我,为什么先送给他看?我说,我想我周(维泰)大哥了。
他当时就流眼泪了。

第三,我身边始终有一大群支持我,乐意和我同甘共苦,为东风奇迹奋力拼搏的同道们、同事们,他们至今都和我保持密切联系。

我写了几百万字的书稿,很多内容都要归功于身边的年轻同道。
他们确实是贴心贴腹地跟我在一起,默默地帮忙我做了这么多创造性事情。
纵然本日我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亲密,有的成为诤友,有的成为诗友,有的成为朋友(包括拍照朋友),这些都是我的财富。

第四,我一贯都很努力,也很勤奋,肯学习,也肯动脑。
如今我和老伴虽然都80岁了,但身体还可以,思维也还不错。

最近我写了一篇短文,标题叫“我与东风有约”。
有朋友问我,你们的约定是什么?我想祝愿东风永续发展,始终茂盛发达,我想能看到东风公司建厂55周年庆、60周年庆,乃至65周年庆……

(部分内容参考自《往事——东风往事》《岁月——父亲李维谔八十生日纪念》)

口述:李维谔 整理:葛帮宁 编辑:陈伟 蔺天子 版式:蔺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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