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当你看到KTV三个字母排列组合在一起时，忍不住陷入对一些往事的回顾。直到更年轻的孩子推了推失落神的你，问道：“KTV是什么？”你才想起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呼朋引伴，坐进去点一首歌了。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文/曹徙南
在中国人的共同影象里，对一些生活事物的初次体验，末了常常能成为标记一个时期的节点。
比如第一次套上喇叭裤，第一次在服装店创造太阳眼镜，第一次品尝可乐的味道，第一次站在城市里唯一的肯德基麦当劳店面前犹豫不定，第一次坐在网吧登录网络游戏，再比如，第一次坐进KTV优柔的沙发，一边点一支喜好的歌，一边接过了麦克风。
蕴藉的普通中国人历来羞于在大庭广众下引吭高歌，于是，能够供应一个歌唱空间的KTV墙外着花墙内喷鼻香——中国人彷佛比发明它的日本人更喜好在阴暗的包房里一展歌喉。
可是或许谁都说不清楚，曾经开遍大街小巷的KTV，又是在何时淡出国人的生活的。
你有多久没去过ktv了？
2018年11月5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不久前发布的一份《关于停滞利用部分涉诉歌曲的公告》在微博曝光并引发热议。公告哀求各VOD（视频点播）厂商和KTV经营者在10月31日前撤下6600余首KTV经典曲目，个中包括多首只要上KTV就少不了要吼两嗓子的热门金曲，陈奕迅的《十年》《K歌之王》《明年今日》、张惠妹的《听海》、邓紫棋的《泡沫》、信乐团的《去世了都要爱》、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等。
而一句“未经我会书面关照请勿重新利用”也意味着，我们下一次当上“K歌之王”，可能真的须要等到“十年”往后了。对付这批因版权轇轕导致的下架潮，有高赞留言称“看来往后去KTV只能清唱了”。
实际上，等不到各位小主临幸，对付早已门厅凋敝的中国KTV行业而言，这次下架潮只不过是白茫茫大雪上又覆了一层薄霜罢了。
去演唱会音乐节的人越来越多，网络上走红歌曲的更新速率也越来越快，但是走进KTV的人却越来越少。/ upsplash
01
公民须要卡拉OK
KTV最早起源于20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日本，卡拉在日语里是空洞、虚无的意思，OK指的是无人伴奏的乐队。Karaoke最初形态只是供专业乐手在没有条件带伴奏乐队的巡回演出中利用的伴奏磁带。
当时的日本仍处于战后成本主义狂飙年夜进的时期，膨胀的物欲和沉闷的社会使得西方的嬉皮士生活迅速在日本年轻人中盛行开来。当摇滚乐遇上Karaoke，日本的青年嬉皮士通过在乐厅随着伴奏嘶吼的办法传达生存的困惑和与传统的分道扬镳。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一个叫周英的小贩在街头摆摊卖光盘，在完成了第一轮成本原始积累后他开了一家光盘专卖店。由于纯挚售卖光盘难以让顾客对货品有直不雅观的感想熏染，周英还在自己店里设置了一个大略单纯包厢供免费试听、试唱，方便客人360度环抱灌顶加持，讴歌生活。没想到光盘没卖出去多少，来试唱的客人反而越来越多。周老板干脆转型，做起了“卖唱”买卖。这是中国第一家KTV，它后来的名字叫钱柜。
早期的卡拉ok伴唱机。/ 维基
短短几年，钱柜在台湾成为拥有数十家分店的连锁量贩式KTV。而彼时的中国大陆，也有一些歌舞厅重新如野草般从时期的罅隙里探出头来，偶而有一两个温软的音符从歌厅未关紧的门缝里泄出来，就可以把听厌了蒋大为和毛阿敏的小年轻熏得如痴如醉。
王朔曾在《我看大众文化》中写到自己第一次听邓丽君歌曲时的感想熏染：“听到邓丽君的歌，绝不夸年夜地说，感到人性的一壁在清醒，一种结了壳的东西被软化和溶解。”伴着小雨般落下的“靡靡之音”，这帮年轻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新时期去了，脚下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摇扭捏晃的人间。
1994年，钱柜游过台湾海峡，选择上海作为它的上岸点。当了近百年的烟柳繁华地，上海对付新鲜事物总是乐此不疲。钱柜迅速以上海为根据地，铺满了中国大陆各大城市。
一韶光，各种顶着金柜、银柜的本土山寨KTV也竞相涌现，KTV取代歌厅、舞厅、迪厅，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听说那时候在钱柜的北京朝外店，运气好的时候能在VIP包厢碰上赵薇、王菲这种级别的明星，免费供应的冷热饮品就多达32种。
KTV一定成长在城市，台北和喷鼻香港都曾作为卡拉ok传入内地的跳板。/ Banglu Cheng
KTV作为一种世纪之交的文化景不雅观，其背后是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张扬。人们从伟大肃穆的意识形态中悄然退场，遁入幽暗繁盛热闹繁荣的KTV包厢。
在这里，他们不再须要为伟大主题歌唱，而是为自己歌唱，为破碎的爱情、器重的友情、新世纪时时刻刻的不知如何是好歌唱。KTV在那个分外的年代构成了中国社会主要的公共领域，灯红酒绿的掩映下，一个个体化的市民社会在个中繁殖。
02
不是我不明白，这天下变革太快
2014年，钱柜上海复兴公园店宣告停滞业务，韩寒在微博上怀念光阴一去不复回：
“朋友说复兴公园的钱柜KTV关门了，我愣了几秒钟。当年在陕西南路地铁站的季风书店买完书，拿起最潮的诺基亚约上几个朋友去钱柜唱歌，临走时对喜好的姑娘说：发短信给我，还有，我用msn。知道统统终会变迁，没想到这么快与断交。无论是冰冷的介质还是滚烫的情意，回忆起来，乃至都不记得哪一刻是末了的告别。”
卡拉ok也曾是喷鼻香港人生活中的主要一环，而如今，唱k文化在喷鼻香港已近消亡。/ 电影《志明与春娇》
八九十年代生人都知道，网吧、KTV、酒吧在父母眼里便是大水猛兽。那些口耳相传的，或喷鼻香艳或热血的都邑传说，更让这些场所带上了不可言说的神秘色彩。去KTV唱歌，俨然成为年轻人对父辈的谋逆，他们通过这种“自甘堕落”的叛逆形象宣告自己中国历史上的登场。
但犹如日本的嬉皮青年终究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穿上黑西装提上公函包，面无表情地为自己在东京的地下铁里挤出一个立足之处，作为亚文化空间存在的KTV也难以逃脱权力和成本的双重挤压和收编。
2006年，新颁布履行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凌晨2时至上午8时，娱乐场所不得业务，且禁止未成年人进入业务性娱乐场所。这一条例的颁布，给原来野蛮成长的中国KTV市场踩了一脚急刹车。而不断上涨的租金和歌曲版权费支出、走高的职员薪资福利本钱、不低的举动步伐保养用度、曾经团购大战对价格的压制均使得KTV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
更严重的问题出在客源上，随着消费主义的膨胀，娱乐办法日月牙异，而个体意识的发展，也让年轻人更喜好独自玩耍。消费主力军厌倦了KTV这种略显老土的娱乐办法。
2014年，深圳一广场上的露天卡啦OK，两位女青年在唱歌。/ 视觉中国
根据2016年，有媒体对青年群体“为什么不爱去KTV”的调查，得票最高的选项是“KTV 给人的社交压力太大了，只有会唱才有存在感，而不会唱的人会以为枯燥乏味”。
在物质繁盛年代发展起来的新青年，不再须要躲进阴暗吵闹的KTV去排解无处安顿的青春，互联网供应给他们随时在赛博空间相聚的机会。而过于繁芜的人际勾连显然已经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累赘。
比较于在繁盛热闹繁荣的公共空间谈论间隔迢遥的公共议题，他们更乐意全面退守回个人层面自说自话。
唱歌哪有手机好玩。/ Josh Felise
03
中国人还能去哪童谣颂？
近年来，关于中老年人盘踞KTV的新闻时时见诸媒体。被时期抛下的KTV遇上了同样被远远抛下的中老年人。这些在激荡年代发展起来的老人，劈面撞上了市场化浪潮，等到终于有韶光享受退休生活了，才创造时期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太多位置。
于是，当忙于朋友聚会、商业洽谈、谈情说爱的中年人和少年人不再把KTV作为首选场所后，老年人成群结队地走进了冬暖夏凉的包房，在KTV一首首经典老歌里，他们才能勉强辨认那已经模糊不清的青春。
2017年，在银川市金凤区凤凰公园，一位大妈正在对着挂在树上的电子屏幕纵情歌唱，公园俨然成了大妈和大叔们的KTV。K歌所须要的音响、麦克风以及专门用来播放音乐的电子屏幕等设备一应俱全。/ 视觉中国
但是只靠“一元场K”的营销和风力强劲的空调，招揽来再多消费能力偏低的中老年人都无济于事。那些大大小小设备老化、吊灯蒙尘的KTV，不知道还会不会想起几年前那句傲慢的“严禁自带酒水”？
当然，KTV正试图通过寻求互联网技能的参与来重新争夺年轻人的娱乐韶光。一排排迷你KTV涌如今电影院和购物阛阓的门口，等待电影开场和逛街安歇的间隙，收割年轻人末了一点碎片化的韶光。歌唱已然失落去了其异质性的启蒙力量，而成为消费主义笼罩下的催眠曲。正如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所写“为了挣得糊口的面包，你该当像唱诗班的孩子，歌唱你从不相信的赞颂诗篇”。
对付匆忙的当代人来说，呼朋引伴坐在KTV里，充满仪式感地唱上一下午，已经变成一件迢遥、奢侈又短缺意见意义的事情。偶尔哼唱几句视频软件里的神曲也就够了，反正到了来日诰日又会有新的歌走红。
KTV引领先锋潮流的时期一去不返，当然，把头埋进手机的我们，也早已不再是那个握着冰凉的麦克风，兴冲冲地喊着“切歌”，一贯唱到嗓子沙哑的自己了。
往后没有KTV的时期，就像《劲歌金曲》里的那句歌词，眼泪还是留给天抚慰吧。
2017年，深圳，一地铁口的K歌亭。/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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