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宁欣（宁肯师长西席长女，都城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央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学人小传
宁肯（1928—2014），湖南浏阳人。历史学家。紧张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学、史学理论的传授教化与研究事情。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参加革命事情。1955年到北京师范学院（今都城师范大学）事情，参与创建历史系。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著有《宁肯史学论集》《史学理论研讨讲义》《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互助）、《敦煌的历史与文化》（互助），主编和参加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隋唐五代经济史》《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中华文化通志》《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等。
父亲宁肯的头衔很多，但他常常自称是“教书匠”和“历史事情者”，这该当是他对自己的定位。这个定位，源自他对教书事情的由衷热爱。一个好的“教书匠”，要有良好的口才、开阔的视野、严密的逻辑，三者缺一不可。同时，作为“历史事情者”，他尤其看重以研究引领传授教化。
从小板凳到大学讲台
父亲不喜高谈阔论，在不熟习的环境和人群中，每每一脸的严明和沉稳，彷佛难于靠近。虽然他自认为口才不好，乃至一紧张还会结巴，但从小就有讲演的经历，且讲演题目都与天下和中国发生的大事有关。
1932年到1933年，父亲四五岁时，随我爷爷赴南洋，居住在巴生（英文译名为瑞天咸），这是马来西亚第一大港口。奶奶曾任当地中华女校校长，每当学校开庆祝会，必定由“小鼎”（父亲小名，可见奶奶对他的期望值甚高）当场演出，很出风头。父亲还记得某一次站在小凳子上用广东话讲狼来了的故事：“有一个小孩子，出去牧羊……”他们曾临时住在一个旅店，父亲自认为最神气的表现是跑到别的乘客房里，站到一个小肥皂箱子上，演讲国人顽强抗战的故事，讲得喜逐颜开。那些客人当然都是华侨，纷纭拿出糖果来给父亲吃，受到鼓励的父亲，始终记得讲演后被“追捧”的动听场面。（拜会宁肯《流年碎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抗日战役全面爆发后，大批机构、民众向西南迁移。1939年，已经返国的父亲一家人，一起南下，在贵阳落脚。父亲和叔叔先上正谊小学，后转到箭道街内一边的尚节堂小学。1939年的夏天，贵阳市各小学举行演讲比赛。学校保举父亲去参赛，他自拟的讲演题目是“我们要培植一支强大的空军”。父亲记得，那是一个酷热的下午，他特地穿了一件新府绸白衬衣，在上演讲台时，由于过度紧张愉快，忘了题目，几分钟后才回过神来，结结巴巴地开始演讲，渐入佳境，年夜方陈词，昂扬激奋。大概是开场时表现欠佳给评委留下深刻印象，父亲遗憾落选。那时，母亲刘淮一家也避难到贵阳，恰好也被保举参加了这次讲演比赛，因口齿清楚，嗓音圆润，从容驾驭着抑扬抑扬，得到第二名。在这次讲演会上，母亲与父亲第一次重逢，但他们相互并不认识，亦无交集，正可谓“擦肩而过”。
据当时同在贵阳上小学也参加了演讲比赛的曹健叔叔回顾，虽然相互不认识，但他对母亲声情并茂、文采尤佳的讲演几十年后仍影象犹新，津津乐道。他对父亲开讲前几分钟结束的窘迫，彷佛并未留神，印象深刻的是台上这个五六年级的小男孩，讲的是空军在军事上的意义，那篇讲演稿是所有参赛者中“最突出、最精彩，也是最富于个性特色的一篇”。据他的回顾，一开头，父亲就讲，当现代界已经进入了立体作战的时期，也便是陆、海、空三支作战力量相互交融，构成更强大的军事威力，并且形成新的作战形式的时期。对制空权在当代立体战役中的浸染、空军在对日作战中的主要性，父亲侃侃而谈，逻辑思维严谨，数据充足，论说有据。（曹健《和宁肯兄的第一次见面》，载《永久的怀念:宁肯师长西席追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父亲选择这个演讲题目，该当与多次目睹和躲避日军空袭的经历有关。1937年，他在南京、长沙都躲避过日军的空袭。南下贵阳后，又常常参与防空练习。1939年2月4日，日军对贵阳的第一次大轰炸，市中央的大十字街是重灾区，父亲常常容身读书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天下书局分店悉数被毁。父亲在《流年碎忆》一书中，描述了他当时目睹轰炸后的惨景，原话是“精华顿失落”，可见幼小的他是何等咬牙切齿。父母亲后来与曹健叔叔相逢时，得知都曾避难贵州，而且都曾参加小学生演讲比赛，真可谓“天涯何处不相逢”，他们自此成为不离不弃的好朋友。
父亲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时，抗战已经胜利，西南联大也迁回北平，恢复原有校名。1947年，父亲考上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上到二年级，就和母亲以及好友赵立生等同学一起奔赴理解放区。随着解放军一起重回北京城时，他已经成为一名革命干部。父亲先是被分配到东四区（今属东城区）区公所（后改称区政府）文教科，担当过科长，管理范围包括本区的中、小学，卖力招聘当时非常紧缺的中小学老师。因事情须要，常常要在群众会议上讲话，他穿着上衣，背着挎包，面对着群众，越讲越愉快，不知不觉地把上衣扣子一颗一颗解开，又一颗一颗系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情形繁芜，各区干部都有配枪，衣服扣一解开，腰间的配枪自然曝光，估计父亲自我觉得也很神气。不料有人举报说父亲故意露枪耍威风，为此父亲专门做了反省。反省早已成过眼烟云，但仍能想见，刚20岁出头的父亲，作为年轻的革命干部，在群众面前讲形势、讲政策，那种斗志昂扬、滚滚不停的场景。
从文教干部转型成为“教书匠”，源于随后的几次调动。1952年，父亲调到北京市教诲局事情，1953年，调到北京市西席学习学院，1954年参与筹办北京师范学院（今都城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并于次年参与创建历史系，开始成为真正的“教书匠”。父亲年纪轻轻，只有26岁，资格却很老，与成庆华、戚国淦两位师长西席一起跻身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元老级的“三驾马车”。父亲刚上讲台，却受到质疑，紧张缘故原由是有人认为他的学历和资历都不足。学历仅是大学求学，上到大二就奔赴解放区参加事情，教书资历更是属于零出发点。当时，初建的师范学院历史系老师紧张是各中学的骨干西席，如齐世荣、谢承仁等师长西席。关键时候，成庆华师长西席给予了父亲很大帮助和鼓励。他看重父亲的人品，欣赏父亲的才华，相信父亲一定能在大学讲台上作出突出成绩，还主动让父亲参考自己的讲义。父亲可谓负重而行，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大学讲台上耕耘出一片沃土，不负成先生长西席所望。父亲和成庆华师长西席的友情经受了顺境和困境的磨练。“动乱”的分外岁月，两人都“落难”，私下仍旧秘密来往，时候关心着对方安危。我和妹妹宁静、宁卿以及成师长西席家的第三代小光（大名成光，成汉昌老师之子）都曾经充当过联结员角色。
这种友情加亲情，不仅保持终生，还延续至他们身后。成庆华师长西席1996年去世，2010年，父亲拿出自己的积蓄创设“成庆华宁肯精良学生奖学金”，是为了鼓励和支持年轻学子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勤奋耕耘，也是为了纪念成庆华师长西席对子弟的扶持和对历史学科培植的贡献。这种薪火相传的办法，使两位先生长西席的情意以及对都城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科的期待延续到他们身后的绵绵光阴。
20世纪70年代初，宁肯与北大老同学在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门前合影，左起依次为汤一介、宁肯、赵立生、石谷、冯登泰、吴增琪。
“马奇诺防线”
父亲选择历史专业，有主不雅观成分，也有客不雅观成分。上高中时，他喜好天文学，读了好些书，还撰写过《天文望远镜发展简史》（上、下），揭橥在《中心日报·科学周刊》1946年8月21日和8月28日两个版面。作为高中生，他的论述已经很专业了，还配有各种图表。但因不喜好数学，上课不用心，私看课外书，成绩不佳，只好放弃学天文学的志愿，将空想改为从事天文学史研究。报考北大历史专业，缘故原由之一就在于此。入学前，已经设想把毕业论文的题目定为《中国天文初期史》。但考入北京大学后，父亲的兴趣逐渐从仰望星空转向回望历史，原来对天文学的喜好逐渐淡化乃至边缘化了。
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虽然只上了两年，但这段经历对父亲影响至深。父亲说：“两年光阴不比一张纸厚，也不过在历史的浓云中撑开一条小缝隙。可就在这两年，中国历史涌现了巨大的迁移转变，我也在时期潮流的激荡推动下，从一个不解世事的懵懂少年，发展为一个开始走上自己道路的青年，用时下流行的话说，是进入了生平的拐点。”（《流年碎忆》）
父亲记得最清楚的是在北大上学时，邓广铭师长西席在教室上强调，人说史学系是北大的“马奇诺防线”，中国史更是史学系的“马奇诺防线”，你们现在已经守在“马奇诺防线”上了。由此可知，北大史学科有坚实的根本和雄厚的实力，邓师长西席对史学系的秘闻和未来抱有信心。那时，全系西席共12人，计有教授7人（郑天挺、毛准、向达、余逊、杨人楩、张政烺、韩寿萱），副教授1人（邓广铭），助教4人（杨翼骧、胡钟达、王树勋、汪篯）。父亲所在的年级共40人，济济一堂，海内少见。
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时，父亲在《光明日报》撰文《回顾在北大受业时的四位老师》。这四位老师是张政烺、余逊、杨人楩和梁思成，都是我们这些后学高山仰止的大家。父亲还曾为邓广铭师长西席的《隋唐五代史讲义》和《宋辽金史讲义》撰写序言，文中回顾了邓师长西席对他的教诲和期望，以及北大史学系其他老师和他们讲授的课程对父亲坚守史学研究领域“马奇诺防线”的深远影响。
从父亲留下的讲义可知，自北京师范学院创建历史系不久，他陆续开设过“中国通史（先秦到宋辽夏金元）”“隋唐五代史”“中国历史要籍先容及选读”等课程，20世纪80年代往后，又开设过“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成本论〉选读”“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专题”“历史科学概论”等课程。这些课程与他的紧张研究领域即中国古代史（以隋唐五代史为主）、中国古代经济史和史学理论有关。
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抚摸着他遗存的厚厚一摞讲义，紫皮硬壳，封皮写明讲义的课程及时间，活页蓝色格线纸，密密麻麻写满了娟秀内敛的小字，整洁有序，分隔栏中时常有补充或提示笔墨，感慨万分。最早的讲义是20世纪50年代的，最新的讲义是20世纪90年代的，有通史课的，有专业课的，有研究生研讨课的。目前比较完全地保留下来的有：《中国通史（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讲义》《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东汉—元》（1954）、《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宋辽金元》（1956）、《宋辽夏金元讲义》（1956）、《中国历史要籍先容及选读（1957—1958）》《中国通史：先秦—晋南北朝》（1980，北京大学讲义修正稿）、《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20世纪80年代）、《〈成本论〉选读》（1986）、《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专题》（1992）、《历史科学概论》（1959—1981）。上述手稿总计约150万字，部分内容是重复的，个中部分比较完全的讲义经整理后收录到了由郝春文和我主编的《宁肯文集》第十卷之中（即将由公民出版社出版）。讲义凝聚着父亲的心血，伴随着他不断探索和追求，伴随着他经历各类坎坷和磨难，也记录了父亲半个多世纪从青涩到成熟的“教书匠”生涯。
我曾经旁听过几次父亲讲课，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课措辞干练，逻辑严密，深入浅出，生动而诙谐。整节课他没有一句寒暄，也不夹杂与本课无关的语句，每每一节课结束便是一篇完全、严密的文章。他全身心沉浸在历史情景中，不仅将学生带进历史，还启示学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最令学生佩服的，是父亲的结束语每每与下课铃同步。
沉浸于历史的时空
20世纪80年代往后，父亲给研究生开设的紧张课程“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可谓他“教书匠”生涯的“点睛之笔”，也是他“教书匠”生涯的收官之作。这或可看作父亲在坚守“马奇诺防线”根本上的伸展。
父亲对历史地理感兴趣，始清闲北大选修杨人楩师长西席天下历史课时。杨师长西席上课伊始，先指定参考书，个中就有俄裔美国历史学家罗斯托夫采夫的《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史》。《古代东方》的导言部分讲到古代东方历史形成的诸多条件，个中，地理环境一节尤其令父亲感到惊叹，原来地理和历史的关系是这么紧密。父亲遂以有限的英文水平吃力地通读一遍，从此对地理与历史关系产生了兴趣。杨人楩师长西席期中进行了一次考试，除了二三十道名词阐明外，还有两道大题，任选其一，父亲选做的是“地理环境对古代东方历史的浸染”，不仅得了高分，也更加引发了他对历史地理的兴趣。
历史的发展演化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历史事情者穿越今日时空、沉浸于历史时空的办法。将历史与地理结合，是一门理论结合实践的科学，正如书和路的关系。如何将历史与地理进行结合，则因人而异。
父亲出生在上海，幼年时随着我爷爷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安南（越南）、柬埔寨等地生活，后又随着我爷爷返国，先后从江苏、湖南、湖北、贵州到四川，考上北大之前（1946年），历经14所学校；转型为大学西席后，各地的稽核就与读书有机地结合起来。改革开放往后，他走出国门，因公因私去过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算下来，还不如母亲通过“欧洲多少国游”去的国家多。但惊人的影象和细致的不雅观察力，以及“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秘闻，使得他的出游，已经超越了纯挚的游山玩水。
父亲的“行路”，并不限于自身的出行，他亲自组织和主持了三次稽核，1981年的“丝绸之路”稽核，1982年的“河东两京”稽核，1984年的“唐宋运河”稽核（父亲因故未能参加实地稽核）。学者们历经数万公里，拜访数百处稽核点，留下了《丝路访古》（甘肃公民出版社，1983年），《晋秦豫访古》（山西公民出版社，1986年）和《运河访古》（上海公民出版社，1986年）三本稽核游记。现在的学界对稽核和调研已经习以为常，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几次稽核确有引领风气之先的效应。这些稽核的经历、见闻，对父亲来讲，也属于沉浸式的学术体验。稽核队员高世瑜（时为《历史研究》编辑）在追忆时提道：“一起多见佛寺，而我对此一无所知，记得最清楚的是宁师长西席在各处为我们实地指示、讲解佛塔的种类、形制、建筑以及各种佛像的前世今生、姿态、寓意等等，我第一次知道了窣堵波式、楼阁式、密檐式、金刚宝座式等各种佛塔以及其他佛教知识。当时只知宁师长西席是唐史专家，不料竟有如此丰硕的佛教学问，令我惊异也令我钦佩。”当时，稽核队一起稽核，一起吟诗作文，一起欢声笑语，队员们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胡戟、张海瀛、阎守诚等教授都曾撰文回顾，父亲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终生队长”。
实地稽核、利用舆图和教室讲义是“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课程的“三角支撑”。父亲的沉浸式传授教化，并不限于路上的稽核，研究舆图和沉浸式的讲述是他独特的“行路”。当因故不能实地稽核时，他就依赖舆图和书本办理地理和历史关系的问题。父亲授课和讲义的题目都是“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但他的视野并未局限于古代“中国”的地理范畴之内，而因此地理构造为研究框架，因此一幅“东亚大陆地形图”成为这门课程的架构根本。这幅舆图包括我们现在常常提到的北亚、内亚，并没有局限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等狭义的“东亚”。在此根本上，父亲核阅东亚大陆板块的整体构成，谈论中央和重心的形成与转移，内部六大区域的划分与相互联系，各大区域内部的民族、经济生活与山川景象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对各区域发展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和浸染等问题。我记得这幅舆图是从图书馆借阅的，陆续利用了十几年，虽然每次利用后都精心折叠保存，但仍不免多处破损。
有学长曾感慨地向我讲，父亲在教室上描述军队大规模迁徙时万马奔驰的场景，一如展开一幅历史画卷，听众受到传染，仿佛身临其境。父亲曾经向我推举武侠小说作家云中岳的作品。云中岳并不在武侠小说四大名家（金庸、梁羽生、温瑞安、古龙）之列，有人乃至把他贬为“二流作家”，但他阐述历史事宜和人物经历时，常常穿插对道路交通、山川形势、方位布局的描述，笔法娴熟，成为其作品最具欣赏和回味代价的部分。
进入21世纪，父亲步入老年，又有多种疾病缠身。2013年春节前夕，他在给旧日同学、好友田余庆师长西席的信中写道：“十年前自号‘龙虾’（聋瞎），不料体质与时俱退，徜徉四半堂。勉强可用者只剩半只眼（一眼盲，一眼看书要用大倍放大镜），半只耳朵（双耳听力各失落去一多数），半口牙（尚余16颗），半边嗓子（声音沙哑失落去上课能力）。故改号‘四半’。”后加上脑梗与肺疾，凑成“六半”，于是堂号也为此而更名为“六半堂”。我爱人杨仁毅特地刻印一方，我则配文释曰：“耄耋已至，体衰身残，眼瞽、耳聋、声哑、牙缺、脑梗、肺疾，尚存一半功能，故自号‘六半堂’。”步入了“六半堂”，意味着不得不离开他热爱和坚守的教室。就在由“四半”走向“六半”的过程中，父亲修正和扩写了《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的书稿。
我现在仍旧会时时穿越历史的时空，回顾起在灯光下，寂静的夜晚，父亲伏案一笔一画地构思和书写讲义的背影。他的习气是把要讲的每句话都写下来，阁下堆满了须要参考和阅读的书刊、图册。父亲的博士生、都城师范大学教授邓京力组织学生对“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的教室录音进行了整理，父亲据此又对讲义做了多次修正。他修正一次，我就核校、录入一次，如此反复多次，末了形成了40多万字的书稿。
遗憾的是，原操持的修补和扩充还有三分之一的内容因父亲去世而未能完成，就如东亚大陆六大区域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的特点一样，现在呈现给我们的书稿，各章繁略不一，读者或许有头重脚轻之困惑。这些遗憾，只能留给已在天国的父亲了。
五十年的磨砺和积累，三十年的探索和弥补，批删十数次成文的《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即将由公民出版社出版。活的历史，是可以穿越时空的。希望读者能体会到父亲纵览山河的肚量胸襟，感想熏染到他灵动的思维，读懂这位“教书匠”的语境与心境。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供应）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11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