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公元300—600年间，中国与罗马再次面临相似的历史境遇，同时面临中心政权衰落，同时遭遇周边族群大规模冲击。

在中国，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胡人族群纷纭南下，建起了浩瀚政权。
在罗马，是西哥特、东哥特、汪达尔、勃艮第、法兰克、伦巴第等日耳曼部落潮水般地一波波入侵，建起了一个个“蛮族王国”（barbarian kingdoms）。

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休闲娱乐

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完备不同的结果。

中国五胡十多个政权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后有拓跋鲜卑的北魏统一了全体北方，虽屡经纷争与分裂，末了还是实现了内部整合，并领悟了曾经代表正统的南朝，继续了秦汉中心集权超大规模国家形态，奠基了领悟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欧洲各大蛮族王国几百年征伐中，只管有个别王国如法兰克曾一度实现了西欧基本统一，最有希望继续西罗马帝国衣钵。
但由于内在分治的逻辑，终极还是分裂成一个个封建国家，全靠“普世教会”作为精神统一的力量勉力维系。

这个历史岔口，再次表示了中国和西方从族群不雅观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
个中的文明逻辑最为关键。

五胡入华

南迁之战

中国与罗马的命运，因公元89年燕然山的一场战役而改变。

经此一战，北匈奴西迁欧洲，成为后来日耳曼各部落侵入罗马疆界的主要推手1；南匈奴南下中原，开启了五胡入华的先声。

2017年，中蒙考古学家创造了班固为汉朝彻底击败匈奴而作的《燕然山铭》。
有大汉情结之人常因“燕然勒碑”而欢呼“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但真实历史是，南匈奴单于首先侦测到北匈奴的内部动乱，主动向汉朝建议出兵2。
窦宪率领的4.6万骑兵里，3万是南匈奴人，剩下的1.6万中还有一半是羌人3。
可以说，是汉朝率领南向中原的游牧族群共同迫使北匈奴西迁的。

这一幕，后世也屡屡重现。
国际突厥学者列为开山祖师文物的《阙特勤石碑》的突厥文一壁上，突厥可汗哀伤抱怨：为什么回纥要与唐朝互助而围攻自己，为什么草原族群总是要迁徙到中原去生活。
4

这是游牧社会不联络吗？不是。
从地理景象上说，每当草原寒潮来临时，北方的游牧族群都会向南迁徙。
从资源禀赋上说，草原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只是农耕地区的十分之一，游牧族群必须从中原获取粮食、茶叶、丝麻织品以坚持生存和开展贸易。
中原对周边族群强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前辈的农业和手工业5。
与更北的族群乐意向西发展不同，漠南族群更想与中原领悟。
他们与中原共享着北中国经济交通网络，更随意马虎在荒年得到粮食，更随意马虎以低廉本钱进行贸易，从而多次形成经济社会共同体。
久而久之，从地理到经济，从民俗到措辞，从文化到制度，1500年后，一个席卷东北亚的政治共同体终极形成。

燕然山之战后，南匈奴深入汉土，在北方边郡游牧生息。
由于汉朝怀柔远人的政策，他们不缴税赋，但要接管郡县制的人口管理6。
本日在宁夏、青海、内蒙古、陕西、山西创造南匈奴墓地，既有汉式墓穴，又有草原的头蹄葬，青海还出土了受封匈奴首领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的骆钮铜印7，胡汉文化彼此交融。
南匈奴南下前后，内迁的还有西北的氐羌、东北的鲜卑、漠北的羯人。
三国后期由于中原人口剧减，魏晋不断“招抚五胡”。
百年间，内迁的五胡约数百万人，个中，匈奴70万，羌人80万，氐人100万，鲜卑250万。
8 西晋“八王之乱”后，北方总人口1500万，汉人只占三分之一。
有人误以为“汉化”便是“同化”，是“大族群”靠着人口数量的绝对上风改变“小族群”的生活办法。
9 但真实历史是，北方五胡族群不仅军事占上风，人口数量也占上风10，完备可以按照老习气“牧马中原”，完备可以“胡化”汉人，但他们却主动选择了一条“汉化之路”。

汉化之路

汉化之路，由南匈奴开启。

五胡中第一个建立王朝并灭亡西晋的，是南匈奴人刘渊。
他是南匈奴羌渠单于之曾孙，因汉匈和亲而改为刘姓。
作为贵族子弟，刘渊曾在晋朝宫廷中游学，他读《毛诗》与《尚书》，学《史记》与《汉书》，最爱《左传》和《孙吴兵法》。
他盘据山西称帝，却并不想规复匈奴的北方故业，而非要以“汉”为国号统一天下。
为此，他自称是刘邦、刘秀、刘备之后，为相识释“汉代之甥”与“兄亡弟继”的合法性，他竟将“扶不起的阿斗”刘禅也设个牌位祭拜起来。

但刘渊的政权并未延续，被羯人石勒所灭。
羯人“高鼻多须”，属于塞种人，曾寄托匈奴为“别部”“杂胡”。
石勒的出身与刘渊不同。
刘渊是游牧贵族，混迹于宫廷；石勒是雇农奴隶，流浪于民间。
但石勒也一样喜好汉文化。
他不识字，却“雅好文学”，爱听人给他念《汉书》。
太子石弘受他安排而完备变成了儒生。
但石勒也没有成功，统一北方的基业被残暴的后代败光。
从后赵的废墟里，又出身出了慕容鲜卑的前燕和氐人的前秦。

五胡中第一个统一北方的是前秦苻坚。
前秦发财于秦之关中故地，领土一度“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包襄阳，北尽沙漠”。
但没几年，就因仓促伐晋而败亡。
在前秦的“残躯”上，分解出羌人姚氏的后秦、慕容鲜卑的后燕、匈奴赫连的大夏。

混战中，拓跋鲜卑从蒙古草原一起打来，力破群雄，定国号为魏。
经由三代人励精图治，终于统一北方百余年。
北魏随后分别演化成了北周和北齐，再由北周统一北方并开出了一统天下的隋唐。

前秦与北魏，这两个最靠近一统天下的政权，汉化程度最高，汉化态度也最武断。

苻坚生于世代好酒的氐人家族，是戎马倥偬的豪雄，却自小熟读经史。
登基后最重文教，每月亲临太学，考问诸生经义。
他的目标，是道德上要不坠“周孔微言”（周公孔子），实践上要超越“汉之二武”（汉武光武）。
他打服西域，却送回汗血宝马，要显得比“为马打大宛”的汉武更高一筹。
他一边打东晋，一边在朝廷里为东晋君臣留好位置修睦府第，要模拟“兴灭继绝”的周政。
他俘虏了慕容鲜卑却不肯杀，安排慕容暐与慕容垂君臣入朝为官。
无数人劝他肃清隐患，他却非要树立以德服人的榜样11。
他刚在淝水败北，鲜卑豪杰们果真造反，建立后燕和西燕。
苻坚对“仁义”的偏执程度，曾被讥讽成“不肯半渡而击”的宋襄公。

有人说前秦亡于“过于汉化”，但之后的拓跋北魏统一北方后，却比前秦更加彻底地实行“汉化”。
道武帝拓跋珪说“为国之道，文武兼用”。
太武帝拓跋焘大量重用汉人士族，把河西学者迁到都城，鲜卑子弟都得随着学儒典，“于是人多砥尚，儒学转兴”。
孝文帝拓跋宏更是“系统编制性汉化”。
他迁都洛阳，仿照两晋南朝官制；命令鲜卑人定门第、改汉姓、说汉语；自己带头并让弟弟们和汉人士族通婚。

有史家认为，北魏之以是能统一北方，蜕变出的北周与隋朝之以是能统一全国，是由于他们“改汉俗行汉礼”。
不尽然。
由于天然习汉俗行汉礼的南朝并没能统一天下。
北魏成功的最主要缘故原由，是进行了大一统精神的政制改革，再造了秦汉儒法国家形态。

再造一统

西晋崩溃后，天灾人祸，基层政权完备崩坏。
北方遍布“坞堡”，百姓寄托强宗豪族聚居起来自我保卫。
战乱导致地皮疏弃，一方面流民无地，一方面豪强趁机多抢多占。
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公元485年，北魏实施均田制改革，将无主荒地收归国有，并均匀分配给贫民耕种。
个中，“露田”是要种粮征田赋的，耕农去世后还给国家，再分配给下一批青壮年；而“桑田”是种桑麻枣榆之地，不用归还，可以留给子孙。
均田令还规定了如何给老人、小孩、残疾人、寡妇分田。
此后，强者仍强，但弱者也有立足之地。
从北魏一贯到唐中期，贞不雅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地皮制度根本都是均田制。

与均田制同时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三长制。
针对的是浊世中的豪强盘据。
豪强即“宗主”，朝廷下不去基层，通过“宗主”来间接管理，称为“宗主督护制”12。
三长制废除了宗主制，重修秦汉式的“编户齐民”三级基层政权（“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13。
再从百姓中选取乡官14，卖力征税与民政。

提出均田制改革的，是汉人儒生李安世。
提出三长制改革的，是汉人官僚李冲。
通过均田制，北魏得到了充足的编户、赋役与兵源；通过三长制，北魏结束封建式统治，重修了基层政权；通过官僚制，北魏规复中心集权行政体系。
比起“着汉衣”、“改礼仪”这些形式，这更是“汉制”的灵魂。
在西晋灭亡170年之后，中原竟然在少数民族王朝手里重新规复了“汉制”。
诚如钱穆所言，“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逮三长、均田制行，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15。
短短30年内，北魏的人口数量与军队数量迅速超过了南朝。
公元520年，北魏人口近3500万，是西晋太康年间的翻倍16。
汉人农人大量加入北魏军队，冲破了从前“鲜卑作战、汉人种田”的分野。

当北魏继续“汉制”的时候，东晋和南朝的“汉制”却走向僵化。
起于东汉的察举制，产生了四世三公的经学门阀与盘根错节的官僚豪族，转到魏晋就发展为门阀政治。
由于东晋政权的建立是靠世族支持，于是涌现“王与马，共天下”的场景。
到东晋南朝时还产生了一个奇不雅观，虽然北方千万流民南渡，虽然江南经济依然繁荣，但“自孙吴至陈亡的六个王朝，在长达300年的韶光内，江南户籍上的户口险些完备没有増长”17。
由于这些公民都投奔了世族大户成了“私属”，没在官府登记，朝廷一方面不节制人口数字，一方面失落去了更多税赋。
门阀政治倡导清谈，产生了最优雅的魏晋风姿和玄学思辨，社会颓败与艺术高峰同时发生。

陈寅恪、钱穆都认为，之后的隋唐总体上继续了北朝的政治制度与南朝礼乐文化。
比起南朝的因循守旧，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创新更符合“汉制”大一统精神。
这种精神使隋朝成功地履行第一次全民清查编户（大索貌阅），还首创了科举制。
陈寅恪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18。
注入的与其说是人种，不如说是改革创新精神。

北朝对南朝的胜利，不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而是谁更能继续大一统精神的胜利，是兼采胡汉的“新汉制”对僵化守成的“旧汉制”的胜利。
同样是世家大族，北方比南方更重现实政治能力，由于北朝大考百僚看实绩。
同样是经学，北朝重实学，南朝重玄学。
同样是儒生，北朝大量用于朝堂与基层政权，南朝直到晚期才让寒士当官为将。

南朝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发明的“三省六部制”原型为之后的隋唐所吸取。
且东晋与南朝在大一统的理念上，也从未暗昧过。
这比东罗马强，拜占庭存在1000年，为统一的西征只有一次半。
而东晋南朝272年里，北伐有10余次。
从东晋的祖逖、庾亮、桓温、谢安，到宋武帝刘裕刘义隆父子、梁武帝萧衍、陈宣帝陈顼等。
虽然都未成功，但谁也不敢宣告放弃。
在中原大地上，任何统治者，谁要放弃了大一统，就即是失落去了合法性。

汉化与罗马化

五胡族群之以是执著于“汉化”，是由于汉文明之精髓在于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构建。
游牧族群虽具有军事上风，但若不是吸取了汉文明的制度履历，是无法降服自诩“正统”的南朝的。
“汉制”不是“汉人”的习气法，而是一种无偏私的理性制度。
夷与夏不是看血脉看习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
即便是汉人，不去继续发扬“汉制”精神，也会失落去中原传人的资格。

“汉化”不是“被汉人同化”的意思。
西汉初期，没有“汉人”，只有“七国之人”。
司马迁写《史记》时还用七国之人来描述四方公民的不同脾气。
自汉武帝之后，“汉人”变成了“汉王朝子民”的自称。
由于汉武帝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经济、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刑名、燕赵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形成了“大一统汉制”。
从此，认同这种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汉人”。
可以说，“汉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构“国族”的最早实践。
这套制度虽由秦汉创造，却不再专属于中华天下，成为了东亚古典文明遗产。
汉字也不仅是“汉族的笔墨”，而是东亚古典文明的主要载体。
由于建构大一统的履历教训都记载于汉文律典与史乘中，不学习就无法重修前行。
五胡主动汉化，并非忘却先人和自我矮化，而是拥有超越部落政治培植超大规模政治体的年夜志。

与“汉化”类似的观点是“罗马化”。
古罗马制度虽由罗马人发明，却成为地中海文明的古典形态。
拉丁文已经不是“罗马人的笔墨”，而是欧洲古典文明的载体19。
当诸多日耳曼蛮族王国抛弃了拉丁语口语，当不同的日耳曼族群因部落与方言不同而分解身分歧王国不同措辞后，以拉丁文为载体的古罗马文明从此淹没于蛮荒年夜水与普世教权之下，直到12世纪初罗马法才开始复兴20，直到14、15世纪文艺复兴时才重新创造了“人文主义”和“国家理性”21。
而这个“重新创造”的源头不在欧洲本土。
如果没有十字军东征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古希腊古罗马手稿，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翻译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作品，欧洲就难以发生文艺复兴，也就不会有启蒙运动。
可以说，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没有像汉文明那样由周边族群与本地居民共同传承，而是从外部“出口转内销”找回来的。

蛮族入侵

一族一地王国

蛮族不是溘然降临罗马的。
犹如汉人总是将远方族群称为“戎狄”一样，罗马人也将莱茵河、多瑙河外的异族部落称为“蛮族”，后来又泛称为“日耳曼人”。
和汉朝一样，罗马沿着两河边境修建了一道“日耳曼长城”，与日耳曼诸族勉强相安。
而当北匈奴从东边一起挤压，在匈人王的“鞭笞”下，草原各部落一次次冲破了这道薄弱的长城。
日耳曼人深入腹地抢夺屠戮，盘踞了北非和西班牙等产粮区和银矿区。
罗马帝国的人口、税基、军队不断衰弱。
到420年，西罗马核心地区只剩下9万野战军能用于防御22。
各蛮族纷纭占地建国，苏维汇人盘踞了西班牙西北部（409年），汪达尔人盘踞了北非（439年），勃艮第人盘踞了法国东北部（457年），盎格鲁—撒克逊人霸占了不列颠（449年）。

上述都是一族一地的小王国，真正建立起“大王国”的，是哥特人与法兰克人。
东西哥特王国盘踞了全体南欧（西班牙、意大利与法国南部）23，法兰克人则征服了西欧大部。

史家统计，参与476年灭亡西罗马帝国的蛮族，只有12万人24。
后来进占北非的有8万汪达尔人，进入高卢的有10万法兰克人、阿兰人、勃艮第人，狄奥多里克带到意大利的有30万东哥特人。
由此估计，进入罗马帝国的蛮族总人口当在75万到100万之间25。

比较之下，两晋南下的族群人口则有数百万。
考虑到罗马与西晋人口规模大致相同，进入罗马的日耳曼族群数量应远远低于罗马人，应比五胡更随意马虎“罗马化”，罗马文明应像汉文明那样在西欧延续下去。
但事实却相反，这些日耳曼王国，除个别短暂“部分罗马化”外，绝大部分干净彻底地“去罗马化”。

如哥特人建国，就刻意与被征服的罗马人分开居住，一样平常选择在城外建立城堡。
村落庄中耸立的一个个独立城堡，犹如一座座孤岛，成为今日欧洲村落庄城堡风貌的起源。
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性不被罗马人同化，为了保持勇武精神不被罗马文化堕落，哥特人建立了“二元政治”26。
在管理上，哥特人实施“族群分治”制度，禁止罗马人与哥特人通婚；在法律上，哥特人用蛮族习气法，罗马人用罗马法；在行政制度上，哥特人搞军事，罗马人管民事；在文化教诲上，不鼓励哥特人学习罗马拉丁语与古典文化；在宗教崇送上，罗马人信奉基督教，哥特人信奉基督教“异端”阿里乌斯派。
这些分治的规矩保持了多年。
正如英国史家佩里·安德森所说，蛮族建国“用得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领悟的办法”27。

走不通的领悟

日耳曼诸王国中，唯一一个进行过“部分罗马化”的特例，是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
他虽然也搞“二元政治”，但却是最理解罗马文明代价的一个蛮族国王。

狄奥多里克是东哥特的王子。
犹如刘渊一样，作为人质在东罗马宫廷中接管教诲，对罗马贵族社会很熟习。
但和刘渊精通《左传》《尚书》不一样，他虽然措辞互换无碍，却不喜好希腊文与拉丁文，为了不署名也能行公函，他竟用一个“暗号”来刻章28。

狄奥多里克拿下西罗马自主为意大利国王，虽然不让哥特人与罗马人混居，但他却保留了西罗马的文官制度，罗马依然由执政官、财务官、国务大臣们管理。
他敕令罗马人当官，哥特人当兵。
哥特士兵能得到的唯一好处，是从罗马村落庄地主们手里索要了“三分之一”的地皮，这是所有蛮族盘踞军中拿地最少的。

狄奥多里克很仁厚，在他治下，罗马人完备保留着自己的服装、措辞、法律和习俗。
乃至对宗教，狄奥多里克也十分宽容。
只管自己信奉阿里乌斯教派，但他亲自去圣彼得的墓地献祭。
他从未强制任何一个基督徒改宗自己的教派。

狄奥多里克特殊保留了罗马遗老们的权力。
最受重用的大贵族波爱修斯，是奥古斯丁之后最伟大的教会哲学家。
他翻译表明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毕达哥拉斯的音乐、尼科马科斯的数学、阿基米德的机器学、托勒密的天文学、柏拉图的哲学，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被史家称为“末了一个罗马人”。

狄奥多里克将朝政请托给波爱修斯，并将波爱修斯两个年纪很轻的儿子早早封为罗马执政官。
罗马遗老和哥特新贵常闹争端，当罗马贵族告发狄奥多里克的亲侄子霸占了罗马人的家当，他眼睛都不眨立即强令侄子退还。
他对罗马遗老的“左袒”在自己族人中造成了怨恨，2万名哥特士兵在意大利“带着愤怒的心情坚持着和平和纪律”29。
在狄奥多里克统治的33年中，意大利、西班牙坚持着旧日罗马的风貌，宏伟的城市，优雅的元老，盛大的节日，虔诚的宗教。

英国史家吉本说，罗马人与东哥特人是完备可以进行族群领悟的，“哥特人和罗马人的联络原可以使意大利的幸福生活世代相传下去，一个由自由的臣民和有知识的士兵组成的新的公民，完备可以在高尚风致方面相互争胜，而逐渐兴起”30。
说得随意马虎。
哥特人与罗马人的深层抵牾先从宗教开始。
狄奥多里克宽容罗马教会，但罗马教会却不肯宽容犹太教，烧犹太人教堂抢其财产。
狄奥多里克为了等量齐观，惩罚了犯事的基督教徒。
基督教徒因此挟恨在心，纷纭背着他与东罗马拜占庭教会频繁勾结。

523年，罗马元老阿尔比努斯被揭破送信给东罗马天子，要求他推翻哥特王国，让罗马人重归“自由”。
这些信件被截获了，狄奥多里克大怒，将叛变的元老们抓了起来。
此时，波爱修斯挺身而出，以身相保——“如果他们有罪，我也有罪！
如果我无罪，他们也无罪！
”他与哥特人虽密切，但关键时候仍选择站在了罗马贵族一边。
31

吉本总结说，哥特再宽容仁爱，也永久不能得到罗马人的认同，“纵然最温和形式的哥特王国，也必会使一位罗马人的‘自由精神’感到无法忍受”、“这些不知戴德的臣民却永久不能对这位哥特色服者的出身、宗教，或乃至风致，由衷地加以宽容”32。

此时，狄奥多里克已至晚年。
他创造，“他毕生为罗马公民费力付出，得到的却只有仇恨；他为这种没有回报的爱而感到愤怒。
”33 末了，他处去世了波爱修斯。
故意用一种“最不罗马”的办法——剥夺了波爱修斯去世前为自己的辩解权。
波爱修斯刑前身披枷锁，在塔牢中写出了《哲学的抚慰》。
这本书成为了中世纪学子们的必读书。
处去世波爱修斯后，狄奥多里克精神极度痛楚，很快也病去世了，去世前呻吟辗转了三天三夜。

狄奥多里克去世后第十年，东罗马天子查士丁尼在消灭异真个热心与收复故土的热望下，对东哥特发动“圣战”。
一方面，拜占庭教会同声发布了一项消灭阿里乌斯派的命令；一方面，查士丁尼用5250公斤黄金主动向波斯求和，稳住东方，腾脱手来西征。
535年，派出名将贝利撒留进行了20年战役，消灭了东哥特王国。

罗马抛弃罗马

重回东罗马怀抱的西罗马人，如愿以偿了吗？答案出乎猜想。

当贝利撒留攻打东哥特时，西罗马的贵族与百姓纷纭里应外合。
贝利撒留正是通过罗马的贵族主教西尔维里乌斯的暗地接应，才兵不血刃地进入罗马城。

而西罗马人对“王师”的激情亲切却没坚持多久。
由于长期的攻防战，西罗马人吃不惯苦，先是为不能沐浴、不能就寝，后是为短缺粮食而诅咒东罗马军队34。
贝利撒留给查士丁尼天子写信说，“虽然目前罗马人对我们是友好的，但如果他们的困苦衷境持续下去，大概他们会绝不犹豫地选择一条更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道路”35。

西罗马人的抱怨，使曾经帮助东罗马开城门的西尔维里乌斯主教，竟然操持再次趁夜开锁，虚掩城门，帮助哥特人潜回城内打击贝利撒留以结束围城。
但阴谋透露，西尔维里乌斯被立即流放。
贝利撒留从此不再信赖西罗马人，每月两次改换罗马城墙15座城门的门锁，常常换防守城门的罗马人自卫队。

这“一迎一拒”的转变，前后仅4个月。

抛弃拜占庭的，不只是贵族，还有平民。
许多西罗马农人和奴隶重新加入了旧主哥特的部队；许多没有拿到薪水的蛮族雇佣军也加入了哥特军队，一齐向“解放者”进攻。

西罗马人既不忠实于东哥特，也不忠实于东罗马。
他们只看重自身利益，最好谁也别来管。
正如学者赫尔穆特·海米茨指出，“对西部行省的很多罗马人来说，‘罗马的灭亡’并不是一场灾害。
事实上，地方精英与蛮族、罗马军阀和藩王（client kings）之间，在更小的权力单元上形成了一种互助关系”36。

西罗马人反对东罗马人也有情由，由于拜占庭绝不考虑当地的民生，只想着收税。
战后意大利北部已化为一片废墟，经济退化，人口锐减；接替贝利撒留的将军纳尔西斯却建立了军政府，实施了15年的抢夺性税收。
拜占庭税吏号称“亚历山大剪刀”，由于每笔税款中的十二分之一都可以合法据为己有，这激起了税吏们搜刮殆尽的狂热动力37。
私人从国家税收中抽取提成的“包税制”，是从马其顿帝国到罗马的一向恶政，拜占庭又将其变成国家行为。
同时，拜占庭没有规复罗马管理体系，延续千年的罗马元老院就此闭幕。

身为蛮族的狄奥多里克还苦心维系罗马系统编制，身为罗马人的拜占庭却将其一扫而光。
欧洲史家认为，如果没有哥特战役，罗马古典文明不会这么快消逝而进入中世纪。
这就要怪骄傲的罗马贵族内心深处永久不会接管“蛮族”人做天子，不管他有多仁厚多罗马。

东哥特之后的蛮族，从此再不刻意“罗马化”。
他们干脆抛弃了罗马的政治制度，彻底走自己的路。
罗马的生活习俗仅顺着惯性在欧洲局部地区延续了一个多世纪。

中华选择中华

与狄奥多里克、波爱修斯君臣关系非常相似的，中国有两对人物。
一对是前秦的苻坚与王猛，一对是北魏的拓跋焘与崔浩。

先说第一对。
苻坚是五胡中最仁德的君主，王猛则是“北方沦陷区”压倒一切的绅士。
当时东晋也一度北伐，大将军桓温打进了关中，天下绅士对他期许甚高。
王猛见了他，双方互摸了下底。
桓温用高官厚爵力邀王猛南下。
王猛谢绝了。
谢绝的第一个缘故原由是桓温并不真正想搞“大一统”。
王猛对他说，你和长安近在咫尺，却不渡过灞水，大家已知道你并没有统一天下之至心38。

王猛选择了苻坚。
由于苻坚立志大一统。
他一个氐族人，生平不论顺逆，心心念念便是“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小儿百姓”。
他还未消化好长安的鲜卑贵族，偏要冒险南伐东晋，他说，“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
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
只有“统一”才能使他够得到“定命”39。
苻坚身为百战豪杰，并非不知风险，只是“大一统”的终极志向是不计较个人成败的。
这和诸葛亮的“王业不偏安”是一个道理。
东晋明明有能力，却从未全心全意地北伐。
苻坚虽大败于淝水而被史家嘲笑，然以初心义务而论，南北比较，高下立判。

王猛谢绝桓温的第二个缘故原由，是东晋为政之道与王猛的空想不一样。
东晋太讲究门阀政治，王猛的空想是儒法并行的汉制。
一方面要法家的“明法峻刑，禁勒强豪”；一方面要儒家的“拔幽滞，显贤才，劝课农桑，教以廉耻”。

东晋按门第任官，而苻坚却从下层选拔精英，号称“多士”40。
东晋“天下户口半数入门阀”，而苻坚直通基层，亲自或遣使巡查汉人百姓和“戎夷种落”41。
东晋搞玄学，为政讲风雅。
而苻坚禁老庄、图谶之学，找的是“学为通儒、才堪干事”之人。

氐人的前秦，比起汉人的东晋更符合王猛对付“汉制”的理解。
“汉”在王猛这类真士子心中，不是血统种族，而是制度空想。
中华天下里的族群，无论胡汉，都不像罗马天下中那样以“血统”或“宗教”作为划分族群的依据。
狄奥多里克若生于中国，会有无数胡汉豪杰辅佐他争正统。

再说第二对。
拓跋焘是鲜卑雄主，崔浩是北方汉人间族子弟，在北魏历仕三朝，博览经史百家，精通玄象阴阳，又长于计谋，自比张良。
一方面，崔浩为拓跋焘出谋划策，驱逐柔然，荡平大夏，消灭北燕，完成了北中国的大统一42。
另一方面，崔浩推动拓跋焘进行“文治”改革。
破除军事贵族的六部大人主政制度，规复文官制度的尚书省，并置秘书省；整顿基层政权，考课地方吏治；三次更订律令，大量接管中原律令条文。
崔浩还力主鲜卑精英与汉人精英大领悟，拓跋焘百依百顺，大规模征召汉人绅士数百人进入中心和地方。

拓跋焘无比宠信崔浩，亲临他的府第问计军国大事，命乐工为他谱曲颂功。
鲜卑贵族对太武帝“偏听”崔浩极其不满，乃至发生过匈奴贵族与鲜卑贵族共谋的未遂政变。

与波爱修斯一样，崔浩也因牵扯到族群意识而天诛地灭。
他在主修北魏史时，书录了鲜卑人部落时期的“收继婚”等旧俗，刻上石碑立在都城要道旁。
此时鲜卑人已接管了中原的伦理不雅观，且自称炎黄后裔，对付这种“揭丑”非常愤怒。
又正遇上南朝宋文帝北伐，鲜卑贵族纷纭状告崔浩侮辱先人，还传闻崔浩密谋投宋——由于崔浩家族太弘大，其本族和姻亲都有别支在南朝。
拓跋焘大怒下将清河崔氏灭族。
此时，崔浩已是七旬老人，备受戮辱。
43

汉人与鲜卑的领悟会由于崔浩之狱而骤然中止吗？鲜卑人和汉人的故事，偏与哥特和罗马不同。

与罗马贵族屡次背叛哥特不同，清河崔氏灭门后各个支系旁系依然留在北魏。
当孝文帝登基后，清河崔氏复居四姓之首，崔光、崔亮等人复为北魏朝臣，重修北魏史。
尤其崔鸿，收罗各种残余史料，撰成了《十六国春秋》100卷，记录了五胡各政权史实。

与哥特因罗马人背叛而连忙去罗马化不同，崔浩案没有使拓跋焘“因人废事”，他依然命令鲜卑贵族子弟学习儒学。
崔浩虽去世，其政犹在。
之后的孝文帝更是把汉化改革推向顶峰。
汉人与鲜卑人都没以个人荣辱来构建政治，他们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法兰克的疏离

当哥特人消逝在欧洲舞台后，命运之神降临法兰克。

法兰克是“蛮族迁徙”中唯一算不上“大迁徙”的族群。
他们长期生活在比利时海岸与莱茵河沿岸，只不过是从世居之地稍稍南下。
与东哥特霸占意大利大致同时，法兰克霸占罗马高卢行省，创立墨洛温王朝，在6世编年夜致统一了今日法国边陲，7世纪中期改朝换代为加洛林王朝。
查理曼大帝征服了除西班牙之外的西部欧洲，版图上靠近西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并立于世。

为什么东哥特人被罗马人消灭而法兰克人却能够发展壮大？紧张缘故原由是法兰克王克洛维改宗了罗马基督教。
克洛维以残酷有名，他刚参加完宗教大会，就能亲手用斧头直劈人头。
但就由于他改了宗，而狄奥多里克去世不肯改，基督教会弘大势力便不遗余力地支持了他。

除了同信基督教，法兰克与罗马文明可没多少共同之处。

罗马天子的短发上戴着桂冠，法兰克国王始终留着蛮族标志的长发，被称为“长发的国王”。

罗马是城市文明，拥有凯旋门和宫殿，但法兰克国王们喜好住在农庄，四周建有畜舍喂养着牛和鸡，奴隶生产的粮食和酒还可以出售。
罗马是中心财政税收，法兰克王室是“私人庄宅”经济。

罗马律法虽然内外有别，但至少在形式上坚持了罗马公民的内部平等。
但法兰克习气法实施等级制。
《萨利克法典》严肃流传宣传法兰克人的生命比被征服的高卢罗马人值钱。
杀去世一个法兰克普通人赔偿200苏，而高卢普通人赔50~100苏就够了44。
这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差别，转化成了法兰克人与高卢人之间的族群差别，进而转化为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阶级差别。
法国大革命前，贵族学者布兰维埃利还论证说，法兰西贵族是征服了高卢的法兰克后裔，理应继续先人的特权，而法国第三等级是高卢罗马人的后裔，理应被统治，没有资格哀求政治权利45。

罗马法讲究证据，是有法理支持的成文法。
而蛮族法采取简便的裁定法与神意讯断，如火裁法、水裁法46。
证据不敷时就靠“决斗”，文弱的罗马人常因打不过高大的法兰克人而放弃起诉。
这种不讲道理讲拳头的蛮族习气，日后竟被很多人尊为贵族骑士精神。

西罗马中上层拥有精密的财政和市政官僚制度，最高峰时官吏达4万人。
法兰克彻底抛弃了官僚制而履行了封建采邑制。
采邑是指国王把地皮封赏给臣属，形成封君与封臣以地皮和军役为纽带的效忠关系。
最初地皮不能世袭，但年深日久，地皮被强大的贵族变为世袭财产，形成了欧洲中世纪国王、大中小领主层层分封制。
领主在采邑内享有行政法律、军事财政权力，生杀予夺集于一身，俨然独立王国。
孟德斯鸠说，查理·马特实施釆邑制度改革之后，国家被分割成浩瀚的釆邑，也就没有实行公共法律的必要了，也就没有向地方叮嘱消磨专门官吏巡视与监督法律和政治事变的必要了47。

法兰克在统一战役中吞并的其他蛮族王国，并不像罗马那样培植行省，收归中心管理；而是封给贵族与教会，坚持领主自治48。
所谓国王，便是最大的地主。
法兰克几代国王去世后都将国土均分诸子。
王权地方化，各处是国王。
日耳曼诸族之后，是斯拉夫诸族大规模侵入东欧，后者与前者的建国办法、制度选择一模一样。
罗马后的欧洲再未统一过。
理解这段历史，才会理解欧洲未来政治的演化。

封建政治与文官政治

罗马帝国的制度遗产近在面前，法兰克为何偏要选择封建制？

罗马法体系和官僚制度都记载于拉丁文的法典和史籍，但日耳曼领袖们不让族人学习罗马文化，因而无法节制这些历史履历。
如哥特的男童只能学母语而不能学拉丁文，谁学就要挨骂。

日耳曼族内措辞直到8世纪之前尚未形成书面笔墨。
由于谢绝学习希腊罗马笔墨，中世纪早期的300年中（从公元476—800年）的日耳曼诸族普遍不能书写。
求知欲强的查理曼大帝会说蹩脚的拉丁语，但依然不会写。
神圣罗马帝国天子们竟然都不会写字。
与中国宋太祖同期的奥托大帝30岁才开始识文断字，与宋仁宗同时的康拉德二世看不懂书信，欧洲绝大多数封建贵族都是文盲。

不能书写，就无法处理繁芜的文书，就无法建立文官系统，就无法运行精密的罗马法律。
如史家布洛赫所言，“虽然大多数领主和浩瀚大贵族（名义上）都是行政官和法官：但作为行政官，他们却无力亲自研究一份报告或一张账单；作为法官，他们的讯断则是用法庭听不懂的措辞记载”49。
无法运行官僚制度进行管理，就只能搞简便易行的封建制度，而不具有对弘大国土的管理能力。
当时能培养知识精英的，只有修道院和教会学校。
诸侯们不得不依赖领地上的教士搞行政。
查理曼大帝就任用主教充当外交官和巡阅50，他的绝大多数命令、公告与训诫都出自英格兰修士阿尔琴之手。
几个世纪里，法兰克诸王的大臣职位都由教会职员居首。
教士们不仅是精神天下的诠释者，还成了行政权力的节制者。

这和罗马帝国的政教关系不同。
“罗马教皇”是由罗马天子的命令确定的（445年）51，总体上皇权高于教权。
但在法兰克王国，教会与王权共治天下。
教会不仅全面参政，还成为大领主，多次成功抵抗王朝的征税企图52。
法兰克人对付行政权力的转让，成为日后“普世教会”崛起的根本。
本来，日耳曼传统中也著名贵的遗产，如代议民主制就产生于他们的军事民主制而不是产生于罗马官僚制，但他们未能嫁接好罗马制度，导致数百年宗教垄断。

有学者说，日耳曼人选择自治和封建，乃是出于“自由的天性”。
孟德斯鸠就认为，日耳曼诸族天性喜好“分居”和“独立”的生活办法。
“日耳曼人的居住地被沼泽、河泊、森林所分割……这些部族是喜好分居的。
……当这些部族分开的时候，它们全都是自由、独立的；当它们稠浊的时候，它们仍旧是独立的。
各族共有一个国家；但又各有自己确当局；领土是共同的；部族是互异的”53。
因此，日耳曼各王国独立分散，不追求彼此领悟，形成了多中央格局。

而中国的五胡同样是草原与森林游牧民族；同样被大漠、森林、山谷所分割；同样热爱自由；同样受制于游牧社会的天然“分散性”。
但五胡却并没有回到更适宜游牧天性的自治分封路线，而是主动规复了多族群一体的中心集权官僚制。
五胡的政权，是多族群政权，从来不是一族一国54。
五胡的政权，是多族群官僚政治，从来不用宗教代理。
五胡君主们大都笃信佛教，但他们做政治决策时，从不须要以佛教为判断依据，也不须要佛教动员基层，他们有着发达的文官系统与利用官僚制度的能力。
北魏佛风极盛，著名的佛教石窟都凿就于此朝。
寺院以万计，僧人以百万计，霸占大量寺户庙产，和法兰克教会一样是大地主55。
但北朝君主没有被宗教捆绑，反而脱手关闭寺庙，收回田产，将人口重新纳入编户。

分割天下与混一天下

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接管了教皇“神圣罗马天子”的加冕。
法兰克帝国由于这一加冕变成“罗马”了吗？欧洲学界辩论了几百年。
史家们不得不承认，法兰克对“罗马继续者”半心半意。
查理曼曾说，他并不喜好罗马天子的称号，如果早知玄门皇想加冕，他就不会进入圣彼得教堂56。
查理曼称帝后仍保留了“法兰克王和伦巴第王”的头衔，在806年著名的《分国诏书》中乃至没提“罗马天子”。

法兰克人并不仰慕罗马。
961年，神圣罗马帝国天子奥托一世叮嘱消磨一个伦巴第人主教出使拜占庭。
拜占庭说他没资格代表“罗马人”。
主教则答说，在法兰克说“罗马人”这个词是一种侮辱57。

法兰克与罗马分离的意愿，最明确地表示在法兰克的史籍中。

在罗马帝国的黄金年代，罗马编年史是“百川归海”，虽有不同王国与诸多族群的源流，但终极汇入罗马天下，“上帝的操持”在罗马帝国实现。
而在哥特与法兰克的自行编史中，却强调本族的独立来源，把罗马从历史中剔除出去，蛮族对西部行省的“武力侵略”变成了“天然继续”。
这种“造史运动”在法兰克《弗里德加编年史》中达到顶峰——“罗马秩序”乃至从未存在过，“罗马天下”从开端便是一系列族群和王国的平行发展，而且终极也没有汇入罗马帝国。
罗马人，只不过是诸多族群中的一个而已。

完成这个转变的工具，便是“种族性”（gens）这一观点58。
“种族性”增强了日耳曼人的自我认同，以此将日耳曼天下从曾经寄托的罗马秩序中解放出来。
“族群分治”成为了日耳曼天下的核心特色。

查理曼帝国是由不同的“族群集体”构成的。
宫廷史家们将查理曼帝国刻画为法兰克人、巴伐利亚人、阿勒曼尼人、图灵根人、萨克森人、勃艮第人和阿奎丹人共同组成的联合体，共同之处只在一个基督教。
欧洲的历史不雅观由此从“一个罗马治世”走向“多族群分割天下”。

而五胡的史不雅观却与蛮族史不雅观完备不同。
不是族群隔离的“瓜分天下”，而是族群领悟的“混一天下”59。

在族群认同上，欧洲蛮族史力争彻底切割本族群与罗马的关系，探求自己族群迢遥的开山祖师神话，证明自己是罗马天下的“外人”；而中国五胡史籍都试图论证部族起源与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绝大部分五胡君主都想从地缘血缘上自证为炎黄后裔，是中原的亲人60。

在族群管理上，欧洲蛮族通过法律设置人为区隔，决不实施族群混居。
而五胡从来提倡多族群混居。
两汉时的游牧族群尚由酋长与汉廷官吏双重管理，而五胡自己发展出的人口政策，则是更彻底的大迁徙、大领悟、大编户。
五胡大规模移民竟达50余次61，动辄百万，且都是在核心区域62。
北魏更彻底，直接喊出了“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口号，冲破部族酋长制，实施编户齐民。

在世界不雅观上，欧洲蛮族史不雅观坚持“种族”身份决定文明身份；而中国五胡史不雅观则强调文明身份不由族群而由德行决定。
五胡君主们最爱援引孟子那句“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只要德行福泽中国，都是中国的贤人”63，据此流传宣传，“帝业无常，唯德所授”。

在统一问题上，欧洲蛮族史不雅观认为罗马天下不应当是统一的，应该由多个种族分而治之。
中国五胡史不雅观则认为中华天下应该是统一的，不能分治，不管哪个族群当道，都把大一统当成政治终极目标。

在政统建构上，欧洲蛮族史不雅观并不热衷继续西罗马帝国遗产，更不去与东罗马争夺正统。
中国五胡史不雅观则用各种方法将政权置于中华王朝的正统序列之中，年年与南朝争正统。

经300年一直歇地混居领悟，胡汉族群终极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隋人与唐人。
今日北方中国人，其血脉都是胡汉领悟，即便是汉人也是商周时诸夏与周边各族群领悟成的大族群。
在这样的大领悟中，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多方的互化。
政权旋生旋灭，族群旋起旋落，由于任何族群上台都坚持混居领悟政策，“汉人”数量也就越融越多了。
由此又回到一个老问题，汉族血统基因当以哪朝为标准？由于中华民族大规模交融史早在2000年前就开始了。

不理解这样的史不雅观，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五胡君主虽然习俗上皆有祖风，但政治模范却是汉人诸帝而不是自己的英雄先人64。
不理解这样的史不雅观，就不能理解五胡为什么不肯像法兰克那样与罗马分离，不管是强大还是弱小，非要以“华夷大一统”为空想65。

如果说古日耳曼人习气于“自由分居”，那么中华各族群则始终存有“天下之志”。
伦巴第人面对东罗马天子的讥讽时，不过辩驳说，我们不奇异当罗马人。
可北魏人面对南朝的讥讽时，却回骂南朝为“岛夷”，称自己才是中华正统。
由于北魏不仅据有中原，而且在文化上也有“移风易俗之典、礼乐宪章之盛”66。

这不是一句虚话。
从东晋末年刘裕篡位开始，涌现了南朝大批知识分子“北奔”的征象。
北魏后期把洛阳营造为上百平方公里的“大城”，迫在眉睫地吸纳南朝官制、衣冠礼乐、字画文学，并加以创新67。
经学上贯通南北的大儒明显多于南朝68。
以至于529年，南朝陈庆之打进洛阳后，与北人交游舌战后嗟叹道，南人总以为“长江以北尽是戎狄”，现在才知道“衣冠士族并在中原”。
北朝是“礼仪富盛，人物殷阜”，自己是“目所不识，口不能传”，以是“北人安可不重？”69。
不仅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还要在文化上领悟创新。
五胡这样的气概，是欧洲古日耳曼人不可想象的。

五胡成功了。
北朝与南朝共同塑造了之后的隋唐文化。
与汉朝文艺的朴拙简约比较，隋唐文艺更雄浑博大。
北魏北齐和隋唐的石窟造像领悟了犍陀罗艺术、笈多艺术与魏晋风姿。
隋唐的七部乐、九部乐，既有中原曲调（《清商伎》《文康伎》），也有北朝盛行的他乡之乐（《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琵琶本出身于西域，亦成为唐人表述心曲之物。
北亚风和波斯风并没有被视为“异质”文化，而是受到了所有中华族群的热爱70。

五胡是失落去了自我，还是赢得了更大的自我？

不理解这样的“天下之志”，就会把“族群领悟”误解为“族群同化”，就会把“文化领悟”误解为“文化挪用”。
如果用欧洲民族主义狭窄范式来思考，就会永久在族群认同的政治文化里打转。

中西比较

自治与郡县

不同史不雅观来自于不同文明。
中国五胡弘扬了中华文明“合的逻辑”，欧洲蛮族则放大了罗马文明“分的逻辑”。

罗马帝国虽有上层文官体系，但实在质仍是基层自治。
之后的欧洲不管采纳何种政体，其国家管理框架都天然孕育着城市自治、族群自治、领主自治形态。
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政治，到罗马帝国的自治城市；从中世纪早期城堡林立的封建王国，到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如威尼斯、热那亚）；从按照“小共和国”方案建立的北美各州共和国，到欧洲按照“一族一国”模式建立的民族国家。

不管什么时期，欧洲人的制度史不雅观与代价认同中，基层自治都是核心密码。
从塔西佗创造“蛮族人的自由”，到孟德斯鸠盛赞蛮族独立分居的性情71，从基佐创造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地方自治传统的代议制精神72，再到托克维尔稽核的支撑美国民主的州里自治73，均如钱穆所言，“翻看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久是分崩离析，各自主国，互不互助。
虽面对大敌，危急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
……西方历史看似繁芜而实纯挚，其繁芜在表面，而内里则纯挚。
……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
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稠浊制剂。
”74

与之比较，中国无论建立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其国家管理的根本都是县乡两级基层政权75。
正如芬纳所言，中国是当代形式的官僚机构“发明者”76。
从秦汉缔造大一统中心集权郡县制国家以来，基层政权培植就被纳入中心叮嘱消磨与管理的文官体系之中。
虽然历史上也曾有极短暂的封建盘据，但大一统的中心集权郡县制一贯是主流。
只管中国留有一点封建制变体，如没有政治实权的食邑制度，如基层的官绅互助制度，但这些都是有限自治，国家权力早已嵌入社会构造各个细胞之中，不存在欧洲式基层自治。

基层自治与基层政权，两套文明逻辑。

从罗马的眼力看秦汉，会认为中心集权的弱点在于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方性叛乱随意马虎蔓延玉成国性暴乱。
比较罗马历史上发生的叛乱都是地方性的（除了巴考底叛逆），这是基层自治的好处。
芬纳就认为“威胁汉帝国生存的中国式农人叛逆，在罗马却从未发生过”77。

从秦汉的眼力看罗马，会奇怪罗马之后的欧洲因种族宗教引起的文明冲突竟能绵延千年。
4至6世纪，打了6次拜占庭与波斯战役；7到11世纪，打了400年阿拉伯与拜占庭战役；8到15世纪，打了800年西班牙基督教与穆斯林的战役；10到13世纪，进行了9次十字军东征；13到15世纪，打了拜占庭抗击奥斯曼战役、苏格兰抗英战役；1455年到1485年，爆发了全欧洲都卷入的30年宗教战役，险些没有一个世纪是民族与宗教真正和解的。
可以说，在“文治”方面，中华文明领先于全体古代天下。
即便认为“罗马自治”更优胜的芬纳，也不得不承认“汉帝国不同于其他国家与帝国（特殊是罗马），它唾弃军事光彩。
它是一个衷心地反对军国主义的帝国。
它的特点在于‘教养’，也便是中国人所说的‘文’。
这种宗教上的宽容以及对文明教养的倡导构成了帝国的光荣空想”78。

西方社会喜好生存于“小共同体”里，从城邦政治到封建自治到小共和国再到美国村落庄自治，终极蜕变成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至上。
中国社会也有各种“小共同体”，例如家族、三老、乡绅和各种民间社团，但总还去追求一个“大共同体”，即“家国天下”。

西方诸多学者，如唐宁、查尔斯·蒂利、麦克尼尔和迈克尔·曼等都自傲满满地认为，西方中世纪的分与乱，反而带来了进步。
由于发生在前当代欧洲的一系列战役打出了欧洲的常备军，打出了欧洲的理性化官僚制，打出了欧洲当代民族国家与工业成本主义。
79 这种低烈度的、持续数百年的、很难把彼此一次性消灭的局部战役，使得败北的一方可以不断总结履历，推动了技能的积累性发展。
封建社会的分裂性与阶级性有利于商业成本的产生，涌现商业掌握的独立城市，会更随意马虎走向成本主义。
这种封建制、弱国家、多国竞争体系，是近代欧洲超越所有古老文明的缘故原由。

言外之意，中国太统一，没有千年的局部战役与多元竞争体系；中国太集权，没有世袭贵族和贩子掌握的自治城市，因而无法产生工业成本主义。
因此，“大一统”反成为历史进步的障碍。
但若要问中国人，愿不愿忍受一千年的“战国丛林”和“族教冲突”，去换原始成本主义的出身？主流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中国春秋期间便是多国竞争和分封制度。
秦之以是能逆流而上统一六国，汉之以是在“暴秦”舆论下还坚持“承秦制”，正是由于战国300年的超大规模战役让民间达成了“天下共苦战斗不息，以有侯王”的共识。
中国不是没经历这个阶段，而是经历过并抛弃了这个阶段。
所谓的“常备军”与“理性官僚系统编制”，中国秦汉时就有了，比欧洲早1800年。
对中华文明当代转型的真正磨练，是在维系大一统的根本上，如何能同时实现秩序与自由，如何能同时兼具“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制度之美，这是比西方多元自由主义更高的标准。

中原与内亚

西方中央主义者们常以罗马与法兰克为样本来理解其他文明。
如法兰克的“复合性君权”，说查理曼大帝“法兰克王与伦巴德王”的族长身份是紧张的，而罗马天子身份是第二位的。
查理曼帝国是多民族的联合体。
只要天子下诏，就可以分为意大利、法国和德国。
某些学者将这种范式转移到中国。
如美国的新清史学者声称清朝天子也是复合型君权，清朝天子身兼满族人族长、汉族人天子、蒙古人的可汗、藏传佛教文殊菩萨化身等多重身份于一体。
中原、东北、蒙古、西藏的统一全靠着天子的“多重身份”作为唯一连接，一旦清朝皇室崩解，各族就可以各奔自由。
这完备忽略满蒙藏与中原的管理系统。
清朝在东北以变通的办法实行郡县制，在城市中也很快取消满汉隔离政策。
即便一时是族内治权，终极也过渡到郡县制，如蒙古的盟旗制和南方的改土归流。
中国胡人族群的君主对自己身份的理解首先是中国天子而不是族长，象征着统治不分胡汉所有中国人的合法性。

西方一些学者还用“文化符号”与“身份认同”来解读中国历史。
将新疆、西藏、蒙古乃至东三省划分为“要地本地亚洲”（inner Asia），热衷于从北魏到辽金元清等北方族群建立的政权中探求来自于“内亚”的文化认同，并将其分为“渗透王朝”和“征服王朝”。
他们根据一些北方族群特有的风尚仪轨来断定这些王朝的内亚性。
如高欢让北魏天子在七人抬举的“黑毡”上继位的“代北旧制”；如蒙古保留的斡耳朵祭祖与行国、行殿风尚；如清朝盛行的萨满跳神、“立杆大祭”之类的草原祭天仪式。
这是没有搞清“礼俗”与“政道”的差异。
中华文明的核心不是礼仪、风尚、艺术和生活习气，而在于用什么样的基本制度来建构政治。
来自北方族群的天子，不管是坐在黑毡上登基，还是在郊礼上登基；不管带冠冕还是留辫子；不管信萨满还是信佛道，只要实施儒法大一统而不是分治天下，只要利用郡县文官制而不是用部落神权制，只要视民如一而不是搞族群等差，便是中国的天子。

高欢虽以鲜卑旧礼立新皇，但却在官制和法律上连续“汉化”，北齐律终极蜕变为隋唐律，北齐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规模远超南朝。

西辽耶律大石败退至中亚和新疆，建立喀喇契丹，称自己为“葛尔汗”。
当时中亚都实施伊克塔分封制80。
但耶律大石取消了伊克塔，将中原王朝的制度移植过来。
在行政上实施中心集权，在直辖领地实施文官制（沙黑纳制度）81，将兵权收归中心82，将汉字作为官方笔墨83。
税收只向每户征收一个“第纳尔”，巴托尔德认为这便是中国的什一税。
由于西辽的缘故，俄罗斯和中亚至今还以“契丹”（Китай）指称中国。

元朝是中心集权政制，中心置中书省总理政务，地方设行中书省。
文化上虽然各宗教并举，但政治上仍以儒法治国。
其他三大蒙古汗首都是分封制，而忽必烈自1271年取《易经》“大哉乾元”改国号为“大元”后，就蜕变为中原王朝。
元朝历代天子无不学儒尊孔，官僚汉制随之建立，用上了尊号、庙号、谥号等汉式名称，辅以都城、宫阙、朝仪、印玺、避讳等汉式典制84。

清代的政治建构更不用说了，所有理论资源与制度安排都来自于中华文明85。

草原族群建立的王朝那些风尚仪式不能解释什么。
改变国家性子紧张看管理体系。
查理曼接管了“神圣罗马”加冕，也没有让加洛林王朝变成“罗马”，由于法兰克的管理体系不是罗马。
相反，清朝剃发更衣，天经地义也还是中国，由于它的管理体系便是中国。

“中原”与“内亚”，从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向前说，夏商周三代之中即有“内亚”。
陕西石峁遗址出土了有很强欧亚草原风格的石雕人像和石城。
殷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受草原族群风格影响的青铜器86。
甘肃礼县的秦公大墓显示，秦人族群中稠浊着大量羌人和氐人。
向后说，号称“末了一个汉人王朝”的明朝，实际蕴含着大量蒙古遗风。
朱元璋诏书的措辞风格便是元代的硬译公牍文体。
明代天子也兼有草原可汗、藏人文殊菩萨和转轮圣王、伊斯兰教庇护者几种身份87，乃至连“明代汉服”也有元风88。

2015年西汉海昏侯（废帝刘贺）墓出土了大量受匈奴文化影响的黄金陪葬与扭身羊纹饰的错金青铜马饰89；2019年蒙古国高勒毛都匈奴王墓出土的鎏金银龙却是经典的“西汉之龙”形态。
长城外的引弓之民与长城内的冠带之室，究竟是纯然陌生的他者，还是共享文明的近亲？

用种族、宗教、风尚、神话去划分天下，是西方文明的习气。
由于在他们的历史中，当代文官系统编制涌现很晚，也少有政治整合社会的传统。
近年西方强化“文化符号”和“身份政治”，给自己也带来了“部落政治”的分裂后果。
福山反思说，“民主社会正断裂为按照日益狭窄的身份划分的碎片，这条路只会导致国家崩溃，以失落败告终”。
他呼吁一种“信条式国家身份”的国族认同，“这种认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个人特色、生活履历、历史纽带或宗教崇送上，而是环绕核心代价和信念建立的。
这种不雅观念的目的在于鼓励公民认同于他们国家的根本理念，并利用公共政策故意识地领悟新成员”90。

夷夏之辨与中华无外

夷夏之辨，千载不休，至今仍引发“作甚中国”的谈论。
很多辩论者只搬出史籍上的“只言片语”来争吵，没有顾及历史的完全。

最初的“夷夏之辨”来自《春秋公羊传》“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91。
“北狄”是辅导致齐桓公第一次尊王攘夷的“白狄”，“南夷”是指楚国。
可到了战国，特殊是到了秦汉，曾经的“华”与“夷”都变成了“编户齐民”，天下皆行公法，没有族群之别。

第二次“华夷之辨”的高峰是南北朝，互称戎狄便是为争一个正统。
到了唐朝，“华夷之辨”弱化了。
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戎狄，朕独爱之如一”。
朝廷内外全是各族精英。
之后的“安史之乱”是藩镇坐大而非民族问题。

第三次高峰是宋朝。
宋朝的经济文化达到顶峰，却无力统一。
面对辽金和西夏的军事强势92，宋朝只好自我固化来区定胜败，真宗自导自演了天书封禅，士大夫也高扬“华夷之辨”93。
实则辽、夏、金全都接管了汉文明，南北全都说同一种话。
到了元朝，“华夷之辨”又淡了下来。
所谓的“四等人制”至今仍存争议。

第四次高峰是明朝中期。
明初，朱元璋以反元复汉为号召，而一旦立国便立即承认元朝入主中原是“定命”，鼓吹天下一统，“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将忽必烈列入历代帝王庙与三皇五帝、两汉唐宋开国之君一同敬拜。
只是在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后，明朝自傲心大受挫伤，才将忽必烈撤出庙外。

第五次高峰是“明清易代”。
自从康熙拜孔子后，历届清帝都彻底实行了汉文明。
“华夷之辨”再度消解。

夷夏之别以文化制度论。
只要接管中华道统、法统、政统就可以得到定命，由于天下无外。
“华夷之辨”的强弱，取决于国家的统与分。
凡是分裂之世，各个族群都在“互称戎狄”；凡是统一王朝，当政者都致力于溶解“华夷之辨”。

罗马也曾如此。

罗马帝国壮盛时的哲学是“天下主义”。
4世纪之前，罗马史家们对蛮族不乏夸奖之辞，如塔西佗就夸奖日耳曼公民主、尚武、天性纯朴等“优秀的风尚习气”。
罗马帝国中期往后的多位天子，都拥有“蛮族血统”，如马克西米努斯、菲利普、克劳狄二世。
帝国多位名将也出生于蛮族，如盖依纳斯、索尔、巴库里乌斯、埃提乌斯与奥维达，乃至连抵抗西哥特入侵的罗马名将斯提里科还是汪达尔人。
4世纪往后，帝国分裂，罗马人充满怨恨94。
6世纪有史家骂君士坦丁大帝是帝国衰亡的罪魁，缘故原由便是引进大量蛮族。
而蛮族人也开始论证“英雄自有来处”。
如狄奥多里克在晚年被波爱修斯背叛后，便授意宫廷史家写作《哥特人史》，强调自己的家族连续17代的辉煌历史95。

每个文明的内部，都有共同性和差异性。
当共同体分裂时，各个政治中央为了划定边界、巩固自我，都势必浮夸差异，贬低共同，直至变成永久的分裂。
即便有相同的先人、措辞、影象、崇奉，只要存在政治多中央的竞争，一定产生这一悲剧。
教派分裂，族群瓦解，莫不如此。

政治统一乃是文化多元存在的根本。
政治一体越巩固，多元文化反可以尽情舒展个性；政治一体越薄弱，多元文化越会彼此互搏而终极消亡。
一体与多元，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同弱同强。
不理解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就会既分割了天下也搅散了自己。

结篇

母体的回归

一体与多元的观点，曾纠葛于上世纪中国两大学者。

第一个是顾颉刚。
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批刚猛的激进者，顾颉刚算一号。
1923年，这位30岁的苏州青年，剧烈鞭笞三皇五帝，认为上古史是儒家一层层“垒造”而成96。
他主见用实证的方法审查统统，谁要想证明夏、商、周的存在，就必须拿出夏、商、周三代的证据。
他用社会学、考古学方法在古籍间相互对照，“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统统偶像”97。
这个运动发展到极致，便是“夏禹是条虫”。
胡适对此大加赞赏，“宁疑古而失落之，不可信古而失落之。
”

利用这种方法，顾颉刚提出要否定“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
他认为，古代“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开山祖师，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开山祖师”、“原是各有各的开山祖师，何尝哀求统一”！
98“疑古论”一出，思想界地动山摇，瓦解了历史，就瓦解了“中国认同”。
但顾颉刚不以为意。
在他的眼里，只有这样一种全新的方法，才能将腐烂的2000年知识谱系予以再造。
他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们一样，都奋力于创造一个崭新的中国。

然而，最早质疑中国上古史的，不是顾颉刚，是二战前的日本东洋史学家们99。
20世纪初，这些史家们以东方民族的眼力阐述东亚文明的兴衰、民族间的此消彼长与邦国兴亡。
其代表人物白鸟库吉用实证史学方法提出，尧舜禹并不真正存在，不过是后世儒家杜撰出的“偶像”。
本来就受乾嘉考据精神影响的顾颉刚深深服膺白鸟库吉，也高喊“打倒上古史”。

但这批所谓的东洋史大师一壁搞学术创新，一壁却发展出一套完全的“以种族解构中国”的理论，如“汉地十八省”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满蒙藏回非中国”论，“中国无国境论”、“清朝非国家论”、“异民族征服乃幸福论”等。
这成为本日美国“新清史”不雅观的前身，也是李登辉等独派们的依据。
东洋史大师们还认为，魏晋南北朝往后，“古汉人”已然衰败，而满蒙民族又有妄自傲大的“戎狄病”。
只有日本，凑集了北方民族勇武精神与南方汉人精细文化的优点，是拯救东亚文明之弊的“文明终点”。
而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子系统，具有承接中华文明的资格，中华文明的中央将转移到日本。

顾颉刚们警觉了。
面对“九一八”的战火硝烟，曾经爱慕于东洋史学的他，终于明白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1938年，他目睹日本在西南连续挑动泰语和缅语族的独立，又受到傅斯年的精神撼动100，终于否定了自己的成名理论。
病中的他在1939年2月9日，扶杖到桌案前写下了《中华民族是一个》101。
他反对利用“民族”来界定海内各族群，建议改用“文化团体”，由于“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不雅观念而没有种族的不雅观念”。
实际上，顾颉刚在这里提出了“国族”的观点，即“同属一个政府统治下的公民”属于同一的国族，即中华民族。

他拿自己的出身举例，“我姓顾，是江南的旧族，想来总没有人不承认我是中国人或汉人的了；但我家在周秦时还是断发文身的百越之一，那时住在闽浙的海边，不与中国通，实在算不得中国人。
自从我们的先人东瓯王心向汉朝，要求汉武帝把他的公民迁到江淮之间……我们再不能说我们是‘越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了”。

一向认为“三代续统”是后儒编造的顾颉刚，开始论证商周之转化，“连商王的后裔孔子也要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
他并不想说‘你们是周民族，我们是商民族，我们应该记住周公东征的旧恨’；他却爱慕周公到极度，常常梦见周公。
”“试想这都是何等的气度，那里存着丝毫窄隘的种族不雅观念”102！

《中华民族是一个》揭橥后，引起了一场著名谈论，质疑者是一个更年轻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者费孝通。
他时年29岁，和顾颉刚是苏州老乡，刚从英国留学归来。

费孝通认为“民族”是根据文化、措辞、体质的不合而形成的团体，是科学观点。
中国海内确存在不同的民族，这是客不雅观事实，不必为了钻营政治上的统一而刻意去肃清各族的界线，不用担心仇敌利用“民族”观点与喊出“民族自决”来分解中国。
他强调，“文化、措辞、体质相同的公民不必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都不必是一个文化、措辞团体”103，由于民国的现实正是多政治中央，中国历史上也有多个政权分立的期间。

听到这些，顾颉刚虽缠绵病榻，却如“骨鲠在喉”，又爬起来写了《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回嘴说，中华民族的“国族性”是足够强大的，“分解”是“不自然的局势”。
只要分裂的武力稍弱一点，公民就会自发结束分解局势。
如果“长久分立”有天然的安定性，则中国早就支离破碎而不成为一个民族了104。
他在文末乃至呼啸道——“等着罢，到日军退出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一见东北四省和其他沦陷区的公民是若何的给我们一个好例子了”105！

对付前辈的病怒，费孝通沉默了，没有再做回答。
“中华民族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成为一桩没有结论的公案。

41年后，顾颉刚去世（1980年），时年87岁。
又过了8年（1988年），78岁的费孝通揭橥了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长篇演讲。
他承认存在“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清闲实体。
他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涌现的，但作为一个清闲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伶仃存在的民族单位，经由打仗、殽杂、联结和领悟，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06。

又过了5年，费孝通回到苏州老家参加顾颉刚纪念会，第一次对60多年前的公案做出回应——“后来我明白了顾师长西席是基于爱国激情亲切，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鞭策分裂，以是义愤填胸，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
他的政治态度我是完备推戴的”107。

有批评者认为，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不过是在“一个”与“多个”之间找了一种折衷的、弥合的“政治性说法”。
但费孝通认为，根本问题在于，用西方的民族观点是无法来描述“中国的民族”的。
“我们不应该大略地抄袭西方现存的观点来讲中国的事实。
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观点。
中国民族的本色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观点，很多地方就不能自作掩饰”108。

费孝通还对自己晚年的转变阐明说，“我在曲阜孔林兜圈时，溘然意识到孔子不便是搞多元一体这个秩序吗？而他在中国成功了，形成了一个弘大的中华民族。
中国为什么没有涌现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苏联那种分裂局势，是由于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
”

顾颉刚与费孝通的纠结，反响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路——既渴望用西方观点来改造中国的知识传统，却创造西方履历无法概括自身文明；既渴望独立于政治的西方学术，又创造西方的学术从来离不开政治。
末了，他们都回归到中华文明母体。

他人的视角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损失了政治与文化话语权，“历史中国”都是由泰西和东洋来书写。
兄弟伯仲对彼此的认知，都是由外来学术框架去塑造。

比如，有大汉族主义不雅观点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中原”；有狭隘民族主义不雅观点则认为“满蒙回藏非中国”。
这都是当年“东洋史”的遗毒。

比如，有些史家试图用“意识形态”来对标泰西史。
当西方说“大一统”是专制原罪时，他们就将“专制”归罪于元清两朝。
说汉唐宋本来是“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开明专制”，离西方不算远，结果被游牧民族的“主奴不雅观念”改造成了“野蛮专制”，明朝的高度集权是元朝军事制度的残余，中国没产生成本主义是由于被清朝断了抽芽。
得出如此结论，是由于他们没深入研究中国未能出身成本主义的内在逻辑。

比如，当西方认为中国因短缺“自由传统”没有发展出所谓的民主制度时，有些史家就开始论证，“农耕文明”代表专制，“游牧文明”代表自由。
如果元朝不被明朝推翻，那中国早在13世纪就有了一个商业与律法之上的社会形态。
他们没弄清，所谓“自由精神”的殊荣只属于西方的哥特与日耳曼人，从不属于东方的匈奴、突厥和蒙古。
在孟德斯鸠笔下，同样是征服，哥特人传播的是“自由”，而鞑靼（蒙古）人传播的是“专制”（《论法的精神》）109。
在黑格尔笔下，日耳曼人知道全部的自由，希腊罗马人知道部分的自由，而全体东方人不知道任何自由（《历史哲学》）110。

这些纷争与攻讦，都来自于我们总是用其他文明的眼力来看待自己；而其他文明的眼力，固然有多元思维的益处，却也常常受制于国际政治的裹挟。
过去如此，未来亦是如此。

中华文明并非没有过“种族”不雅观念，但另有一股更强大的“天下”精神将其超越。
隋朝大隐士王通，教出了初唐险些全体将相集团。
他身为汉人，却说中国之正统，不在汉人之南朝，而在鲜卑之孝文帝111。
由于孝文帝“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112。
此为真正的天下精神。

其他族群亦如此。

藏族与蒙古族信奉佛教，无论藏传汉传，都有“肃清分别心”的教义113。
中国穆斯林“伊儒汇通”传统中也有“西域贤人之道同于中国贤人之道。
其立教本于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去世生之说，纲常伦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114 之训导。
这种冲破族群壁垒的天下精神，是中华文明的底色。
一部中华民族史，是一部“天下精神”超越“族性自限”的历史。

中华民族领悟中还充满着深奥深厚情绪。
写于晚明的蒙古《黄金史》中说，永乐天子是元顺帝的遗腹子，通过靖难之役让明朝皇统又秘密回到了元朝，直到满人入关才结束“元的定命”；写于明初的《汉藏史集》中说，元朝是“蒙古人执掌了汉地大唐之朝政”115，宋末帝（蛮子合尊）并没有在崖山投海，而是前往西藏修习佛法，成为萨思迦派的高僧，末了转世为一位汉僧叫朱元璋，攫取了蒙古皇位，还生了一个面貌酷似蒙古人的儿子叫朱棣。
用“循环”与“因果”把宋元明三朝编排成“互为前生后世”，这不是正史，而是宗教野史传说，是当时的人们对大中华你我互有的朴素共识，是不同族群表达“命运共同体”情绪的不同办法。
这些情绪，是仅凭外来理论描述中国的人难以理解的。

深奥深厚的情绪才能产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实的构建。
终极，中华民族的故事还要由我们自己来写。

自己的故事

中国东晋南北朝300年的故事，政权、人物、事宜太多太杂，一看就乱，一乱就烦，是一段最难写清的历史。
而中华民族重新塑造与中华文明转型升级的密码，正好蕴藏在这300年中。
如果没耐心走进去看看、转转、站站，就难以找到自己的出处。

拿“三国演义”作例。
这部书几百年来被人说烂了编烂了，无数版本无数遗迹。
不爱史的年轻人以为，中国历史就这一部区区“三国”。
实则“三国”也就60年，且是中国历史最掉队的时段。
中国人口在明朝晚期玉米土豆没引进来之前，一贯是2000万到6000万间，可三国时人口竟降到1000万，书中那些动辄几十万大军之战全是演义。
除了曹氏父子文治武功外，三国岂能与之后300年壮阔史诗相提并论。
在那300年中，涌现过好几次更大规模的“三国鼎立”。
个中的政治局势之繁芜，君臣将帅之智勇，兵员规模之伟大，历史影响之剧烈，更非“三国演义”能比拟。

一是东晋据江南，与匈奴刘氏汉赵、羯人石氏后赵三国鼎立；二是东晋与鲜卑慕容前燕、氐人前秦三国鼎立；三是东晋与羌人姚氏后秦、鲜卑慕容后燕三国鼎立；四是刘宋据江南，与匈奴赫连大夏、鲜卑拓跋北魏三国鼎立；五是齐梁据江南，与东魏、西魏三国鼎立；六是陈朝据江南，与高氏北齐、宇文氏北周三国鼎立。
这里面改变历史的英雄故事数不胜数。
有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刘琨与祖逖；有石勒与汉人智囊张宾的“邺城对”；有前燕、前秦与东晋北伐争雄的几场大战；有王猛作为“苻坚之管仲”、慕容恪作为“前燕之霍光”、刘裕作为“司马德宗之曹操”116 等几大英雄之大智大勇；有苻坚率百万大军渡江的气势（中国古代百万规模渡江唯此一例）及被杀前的从容；有崔浩如此功绩而被冤杀时几十个卫兵向他撒尿的惨景117。
最具戏剧性的风云际会，是26岁的宇文泰扮做使者，偷窥37岁正值顶峰的高欢那一幕。
此时高欢霸业已成大半，宇文泰暗自斟酌，如高欢是真英雄就束手归降，如与我不分伯仲就再打到底。
朝堂上，一边是宇文泰核阅高欢半天后决意不降而飞速西返，一边是高欢看这使者“小儿眼目异”而心有所感，发兵狂追不及。
这一幕决定了历史118。
高欢成北齐之祖，宇文泰成北周之祖，双方10年5场大战，呈现出一大批名将，如高敖曹、窦泰、王思政、韦孝宽等。
随着宇文泰的那批关陇将帅中，杨忠的儿子杨坚成了隋朝开国天子，李虎的孙子李渊成了唐朝开国天子，独孤信长女是北周明帝皇后，七女是隋帝皇后与杨广之母，四女是李渊之母李世民之祖母。
而高欢这边的大将在他生前皆已凋落，去世后剩下一个只服他而不服其子的跛子侯景，仅带残兵八千南下，竟将少年英武老年佞佛的梁武帝活活饿去世，倾覆了梁朝。

除了“帝王将相”的故事，还有“文人墨客”的故事。
南朝的《子夜歌》，北朝的《木兰辞》，鲍照的边塞诗，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共同孕育出唐诗。
江淹的恨别二赋被李白反复摹写，庾信的《哀江南赋》被杜甫终生吟诵。
王国维把“六朝之骈语”视为楚辞汉赋与唐诗宋词之间的“一代文学”。
119 更不用说萧统的《昭明文选》是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集大成，钟嵘的《诗品》是中国第一部诗学专著。

还有战火频仍中的佛教中国化故事。
五胡入华大乱之际，西域胡僧佛图澄被石勒、石虎奉为国师，他用异能方术与因果学说不断劝二石效“王者”行“德化”120。
后赵灭亡后，佛图澄弟子道安一起弘法南下襄阳，首次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冲破“梵衲不敬王者”的教条121。
苻坚为了迎取道安而出兵攻占襄阳，道安到长安后向苻坚推举从未谋面的龟兹高僧鸠摩罗什。
苻坚为鸠摩罗什打下西域，但大军刚将他接到半路，前秦灭亡，16年后后秦将他迎到长安当国师时，推举他的道安早已圆寂。
鸠摩罗什不忘东行初心，译经数百卷，为大乘中不雅观佛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相通奠定根本。
南北政权隔江分治，但南北佛教互换从未中断，道安的大弟子慧远南下庐山东林寺传法，慧远弟子道生又北上长安向鸠摩罗什求学。
与此同时，建康的几大名僧亦很生动。
个中，法显从北朝长安越葱岭到印度取经，再经南洋海路回归南朝建康，历30国15年，一部佛国游记竟成南亚诸国史料的考据。
不仅南北，自苻坚打通西域后，中印僧人你来我往，达摩也因此将禅宗带到中国。
佛教各大学派紧张在这300年中创立，经由多番弯曲，他们初步理顺了佛教与政权的关系，从此确立了“政主教从”；初步理顺了佛教与父母的关系，从此因果与孝悌没有抵牾；初步理顺了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为日后禅学与理学的发展开启先声。

300年中的故事很多，最主要的故事还是中华民族胡汉一家的故事。
我们是谁？是汉族人是蒙古族人是藏族人是维吾尔族人还是满族人？看了这300年就明白了什么叫中华民族，什么叫中华文明，什么是自己的身份认同与精神天下。
希望中国年轻人多看看，希望文化人多看看，也希望西方人多看看。
300年里的故事时而触目惊心毛发俱张，时而凝神寻思激越苍凉。

有一首歌叫“敕勒歌”。
大家都听过哼过。
有谁知道它竟出身于一片刀山血海的沙场之中？高欢与宇文泰打了10年，败多胜少，末了一战在河东玉壁城下。
546年深秋，黄河呜咽，霜风肃杀。
高欢20万大军连攻50日，去世伤枕藉仍未奏功。
生平智算无敌的高欢眼见得此生再也灭不了宇文泰，再也统不了天下，只能敕令撤军。
走时仓皇，7万阵亡将士尸体来不及安葬，只好聚填在一个大坑中。
返回晋阳后，他强撑病体稳定军心，命将军斛律金领唱“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鲜卑语的唱词绕梁不绝，周围将帅臣僚全体合唱。
想着10年间战去世的数十万将士，看着自己一头白发万里河川，高欢潸然泪下。
此歌由此流传。
122 与此同时，西边的宇文泰规复了周礼所载的黄钟大吕与雅乐正音，还依周礼设置了六官与六学。
30年后，北周灭了北齐，开出了隋唐。

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宇文泰是汉化的匈奴人，他们都是这300年中华民族领悟史中范例的中国人，他们打仗都不是为了族群利益而是为了统一天下。
对这些，如果中国年轻人不去体悟坚守，如果西方年轻人不去理解理会，中西方文明就总隔着一层纸而说不透。
犹如那首敕勒歌，谁关心它的来历呢。

尾注

1. 北匈奴西迁之后的演化尚存在争议。
很多学者认为北匈奴与后来的匈人有直接关系。
清朝末年历史学家洪均在《元史译文补正》中指出，西方古籍提到的\"大众匈人\"大众和匈奴人的形象非常类似。
18世纪，法国学者德·揆尼找到匈牙利人和匈奴的共同之处，在《匈人通史》提出匈牙利人的先人是远道而来的北匈奴的说法。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采取此说，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在《匈人研究》中亦赞许这一不雅观点。
伯恩施坦的《坎库勒墓葬》和江上波夫的《匈人匈奴同族论》分别从墓葬DNA剖析和匈人活动区域出土汉式/匈奴式随葬品，给予了同族说有力的支持。
拜会：〔日〕内田吟风等译注:《匈人、匈奴同族论研究小史》，云南公民出版社，2003年版。

2. 章和二年，“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南单于上言：“今所新降虚渠等诣臣自言：去岁三月中发虏庭，北单于创刈南兵，又畏丁令、鲜卑、遁逃远去，依安侯河西；……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皆曰：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
”拜会: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2页。

3. “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
皆会涿邪山。
”拜会：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窦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4. “南方唐家世为吾敌，北方之敌，则为Baz可汗及九姓回鹘；黠戛斯，骨利干，三十姓鞑靼，契丹及Tatabi，皆吾敌也”“噫，吾突厥民众，彼恶人者将从而施其煽诱，曰：‘其远居者，彼等予以恶赠品，其居近者，予以佳物。
’彼等如此诱惑之。
愚人为此言所动，遂南迁与之靠近，尔辈中在彼沦亡者，何可胜数。
”拜会：韩儒林著，《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铅印本，1935年版。

5. 拜会：费孝通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6. 拜会：《晋书·四夷列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48页。

7. 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村落汉墓群一号墓中出土一枚铜印，方座，驼钮。
阴刻篆文“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八字，是东汉中心政府赏给匈奴族首领的官印，个中“归义”是汉政府给予其统辖的周边族群首领的一种封号。

8. 拜会：朱大渭《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总人口数考》，《朱大渭说魏晋南北朝》，上海科学技能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9. 拜会：〔美〕海伦·麦吉尔·休斯编：《种族和民族关系》（Racial and EthnicRelation），波士顿，霍尔布鲁克出版公司，1970年，第117—119页。

10. 根据江统《徙戎论》的说法，关中地区胡汉人口比例是一比一，东北地区胡人人口比例更高。

11. “修德则禳灾。
苟求诸己，何惧外祸焉。
”拜会：《晋书·苻坚载记》。

12. “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
”拜会：《魏书·食货志》。

13. 拜会：《资治通鉴》卷一三八。

14. “取村落夫强谨者。
”拜会：《资治通鉴》卷一三八。

15. 拜会：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36页。

16. 拜会：《魏书·地形志》总序。

17.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18. 拜会：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4页。

19. 从8到9世纪，欧洲各王国只管产生了各自方言的书面笔墨。
然而，直到中世纪末期，拉丁语一贯是官方、记录与教会措辞，而书面日耳曼语只是赞助工具。
拜会：彼得·伯克著，李霄翔、李鲁、杨豫译，《措辞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措辞和共同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

20. 公元1135年在意大利北部创造《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原稿，引发了“罗马法复兴运动”。

21. 马基雅维利的“国家情由”（Ragione di Stato）学说。
拜会：〔意大利〕马基雅维利著，潘汉典译：《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8页。

22. 超过40%的东罗马军队（占东西罗马军队总数的20%—25%）一贯用于专门防备波斯，剩余罗马军队中大部分是驻地部队，紧张处理对边疆安全威胁较低的突发事宜。

23. 西哥特人盘踞法国南部和西班牙（419年），东哥特人（493年）霸占了意大利。

24. 拜会：彼得·希瑟著，向俊译，《罗马帝国的陨落》，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532页。

25. 根据Tim O’Neill，阿拉里克期间的西哥特人可能包含2万名战士，总人口可能不超过20万，洗劫罗马的盖萨里克部下的汪达尔臣民也是近似数量，法兰克人、阿兰人、勃艮第人可能不超过10万，总和在75万至100万。

26. 蛮族建国初期都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二元制的系统编制，即罗马残余系统编制与蛮族传统习气的稠浊。
个中，东哥特的罗马化程度最高，其次是西哥特。
罗马化的消逝有一个过程，西哥特的二元系统编制直到7世纪中期才消逝。
拜会：〔英〕彼得·希瑟：《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向俊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503页。

27. 拜会：佩里·安德森著，郭方、刘健译，《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公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页。

28. “他常常到学院接管明师的教导，但是对希腊的艺术并不重视，始终勾留在科学的入门课程，显示出自己是多么无知，以至于用一个粗俗的暗号来代表署名，让人认为他是大字不识的意大利国王。
”拜会：〔英〕爱德华·吉本著，席代岳译，《全译罗马帝国衰亡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9. 拜会：爱德华·吉本著，黄宜思等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5页。

30. 拜会：爱德华·吉本著，黄宜思等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31. 有学者对波爱修斯之去世提出不同不雅观点，认为波爱修斯之去世并非由于东哥特统治者与罗马元老贵族之间的抵牾，或者出于基督教正统与阿里乌斯异端之间的宗教抵牾。
拜会：康凯：《罗马帝国的殉道者？——波爱修斯之去世事宜探析》，《天下历史》，2017年第1期。

32. 拜会：爱德华·吉本著，黄宜思等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6页。

33. 他因此脾气大变。
一向信人不疑的他，此刻却敕令剥夺罗马居民的所有武器，只许留一把家用的小刀；一向光明磊落的他，此刻却授意密告者在揭破罗马元老时将波爱修斯捎上；一向宗教宽容的他，准备禁止基督教的活动。

34. 拜占庭史家普洛柯比写道，“罗马民众完备不习气于战役和围城的苦难。
因此，当他们开始因不能沐浴和短缺粮食而感到苦恼，创造他们自己为了保卫城墙不得不放弃就寝……他们开始感到不满和气愤，……于是他们自己凑集成群，公开地诅咒贝利撒留。
”拜会：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普洛科皮乌斯战役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86页。

35. 拜会：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普洛科皮乌斯战役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00页。

36. 拜会：赫尔穆特·海米茨著，刘寅译，《罗马帝国与加洛林帝国之间的历史与历史书写》，载于王晴佳、李隆国主编：《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76页。

37. “天子的臭名昭著的征税官在任内大发其财……对付他所能课征的范围，除了民众的包袱能力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限定了。
乃至军队的饷银，他也要盗取。
”拜会：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85页。

38. “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
”拜会：《晋书·王猛传》。

39. “中州之人，还之故里。
然后回驾岱宗，告成封禅，起白云于中坛，受万岁于中岳，尔则终古一时，书契未有。
”拜会：《晋书·苻坚载记》。

40. 拜会：《晋书·苻坚载记》。

41. 拜会：《晋书·苻坚载记》。

42. “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
”拜会：《魏书·世祖纪下》。

43. “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
”拜会：《魏书·崔浩传》。

44. 拜会：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3页。

45. 拜会：康凯：《“蛮族”与罗马帝国关系研究论述》，《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

46. 罹难决之事，则以水与火的实验裁决——让嫌犯手握烧红的烙铁，受伤则有罪，安但是无罪；把嫌犯扔进池塘中，浮起来则有罪，沉下去则无罪。

47. 拜会：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52页。

48. 如法兰克打败西哥特盘踞比利牛斯山区后，把地皮全收为王室领地，赏给法兰克官员与哥特贵族作为庄园与自治领地。
又如查理曼把被征服的萨克逊、伦巴意大利及西班牙的大量地皮封给僧侣们，作为教会的领地。

49. 拜会：马克·布洛赫著，张绪山译，《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3页。

50. 拜会：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50页。

51. 445年，罗马天子瓦伦廷三世付与当时的罗马主教利奥一道命令，将罗马教会提升至西方教会最高的地位，命令宣告罗马主教制订的法律，全基督教会都应实行，罗马主教传召其他教区的主教，各地主教均应应招，不能抗拒，违者由所在地区总督以逼迫手段押送罗马。
利奥一世自此号称教皇。

52. 拜会：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97页。

53. 拜会：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1页。

54. 匈奴汉赵政权中，可统计的263名官员中，匈奴114人（包括皇族），汉人131人，其他族群18人。
后燕职官可考者281人。
中心职官175人，慕容氏45人，其他鲜卑人19人，其他少数族群18人，汉人56人，另有37人族属不确；军事职官110人，慕容氏30人，其他鲜卑人15人，其他族群15人，汉人20人，另有30人族属不确；地方职官93人（刺史级34人），慕容氏22人（刺史级18人），其他鲜卑人8人，其他族群4人，汉人43人，另有16人族属不确。
后秦可统计的30种中枢之官32人，皇室6人，汉人19人，羌人3人，氐人3人，休官人1人。
据统计66个职官中，铁弗27人，汉人26人，鲜卑人4人，匈奴4人，羌人2人，吐谷浑2人，屠各1人。
拜会：周伟洲著，《汉赵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03页。

55. 拜会：《佛祖统记》卷三十八。

56. 拜会：艾因哈德著，戚国淦译：《查理大帝传》，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页。

57. 利乌特普朗还击说，在他们那里，“罗马人”这个词才是一种侮辱。
作为罗慕路斯的后代，他们是弑兄者的后裔，是通奸的产物。
他们在罗马聚拢了无力偿还债的泼皮、逃跑的奴隶、杀人犯和犯下去世罪的人。
拜会：Reimitz, History, Frankish Identity, pp. 199—212.

58. “一个种族便是共享单一起源、并根据自身的类聚区分于另一种民族(natio)的一群人，例如‘希腊种族’或‘小亚细亚种族’……‘种族’这个词因此源于家族的代际，也便是从‘生养’(gignendo)得名，正如‘民族’一词来源于‘出生’ (nascendo) 。
”拜会：王晴佳、李隆国：《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90页。

59. “世宗自克高平，常训兵讲武，思混一天下，及览其策，欣然听纳，由是平南之意益坚矣。
”拜会：《旧五代史·世宗纪二》。

60. 刘渊是“汉氏之甥”——由于汉匈和亲（刘曜改称“出自夏后”——《史记》说匈奴是夏人之后），慕容氏是“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苻氏是“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姚氏是“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拓跋氏是“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宇文氏系“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
拜会干系《晋书》“载记”、《北史》“本纪”。

61. 拜会：村落元佑著，《中国经济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8年版，第96-99页。

62. 匈奴之刘汉，迁徙了63万户汉、氐、羌人到都城（平阳、长安）；羯人之后赵，迁徙了几百万汉、乌桓、鲜卑、巴、氐、羌等人口，安置在各个政治军事重镇；鲜卑之前燕，迁移了段氏、高句丽、宇文部、夫余、羯人，人口倍增至千万。
氐人之前秦，把远方的鲜卑、乌桓、丁零等族迁至根据地关中，又将关中氐族15万户迁至关东“散居方镇”；羌人之后秦则将各地流人及雍、凉等边地人口迁往关中，达百万余口。
详见《晋书》干系“载记”。

63.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
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拜会：《孟子·离娄下》。

64. 石勒在言行上处处效仿刘邦。
苻坚的榜样是超越“汉之二武”。
古成诜煽惑姚苌发难以“汉、魏之兴也”为说辞（《晋书·姚苌载记》）。
就连被权臣宇文护压制的周明帝宇文毓，也要用刘邦“大风歌”明志：“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举杯延故老，今闻歌大风”。

65. 石勒听人读史，听到郦食其劝刘邦分封六国之后而大惊，听到张良阻挡才安心；北魏雄主道武帝流传宣传要造诣“《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魏书·太祖纪》）；节闵帝也说“惭为万国首”“书轨一华戎”；赫连勃勃也以“四海未同，遗寇尚炽”而无可“谢责”，以复“大禹之业”立号为中原之“夏”，以“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为寓意建立了都城“统万城”。

66. 拜会：《洛阳伽蓝记》卷二。

67. 例如，孝文帝接管南朝官制，又把九品官阶析出正从高下30级；北朝书法既有“雄强浑穆”的魏碑，又接管“二王”而催生刚柔并济之美。

68. 北朝“义疏”之学结合章句（北）与义理（南），如刘献之《三礼大义》、徐遵明《春秋义章》等。

69. 拜会：《洛阳伽蓝记》卷二。

70. 以唐风做载体，这些来自北亚和西域的艺术传播到了全体东亚。
北齐的“兰陵王入阵曲”，东渡日本成为雅乐，流传至今成为活化石；印度和西域盛行的凹凸画法，在唐代被吴道子等画家汲取，并传到高丽和日本，奈良法隆寺的旧金堂壁画今犹可见。
拜会：王镛主编，《中外美术互换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

71. 拜会：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1页。

72. 拜会：弗朗索瓦·基佐著，张清津译，《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页。

73. 托克维尔指出，法制，尤其是民情能使一个民主国家保持自由。
英裔美国人的法制和民情是使他们强大起来的分外缘故原由和决定性成分。
而美国人最紧张的民情是州里自治。
“州里制度既限定着多数的专制，又使公民养成爱好自由的习气和节制行使自由的艺术。
”拜会：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56页、第332页。

74. 拜会：钱穆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75. 汉代时，地方的行政层级虽只有郡县两级，但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体系非常完备。
郡太守和县令均由中心叮嘱消磨。
县的辖区又被分身分歧的乡、里，由“三老”统辖，但只卖力教养，不卖力社会管理，详细事情则由啬夫、有秩、游徼来完成。
啬夫和有秩卖力征税、组织劳役和法律，游徼是事实上的派出所所长。
乡下设亭，由亭长管理，坚持法律与秩序、管理驿站兼警察职能。
亭下置里，由里正管理。
拜会：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2页。

76. 拜会：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1—72页。

77. 拜会：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8页。

78. 拜会：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页。

79. 比如，英法两国在百年战役（公元1337～1453年）的推动下同时产生了从属于国王的常规军和对百姓的直接税收能力），但是在贵族、教廷和城市中产阶级多重力量的胁迫下，欧洲的国家力量始终不能得到中国式的发展。
拜会：赵鼎新著，《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文化纵横，2009年第6期。

80. 拜会：巴托尔德著，张丽译，《中亚历史：上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

81. 在直辖领地，西辽都派驻了象征汗权的沙黑纳。
这是保持地方稳定的社会管理制度。
沙黑纳既是地方主座，也是管理机构，拥有一定规模的军事力量，卖力处理地方政务和征收赋税。
建立官制的情形，《辽史·西辽始末》有明确记载，在北庭大会七州十八部后，耶律大石建立了自己的官僚体系。
从其大臣的职务名称“六院司”“招讨使”“枢密使”等来看，西辽的官制是对辽北南面官制度的沿袭，是中心集权和属国制度在西辽的延续。

82. 拜会：巴托尔德著，张丽译，《中亚历史：上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83. 吉尔吉斯斯坦近年出土了四枚西辽铜钱，形制如唐钱，印有“续兴元宝”的汉字。

84. 拜会：张帆著，《论蒙元王朝的“门第界”政治特色》，《北大史学》，2001年第1期，第50-75页。

85. 流传宣传复三代之治，在曲阜三跪九叩祭孔（康熙），积极学习儒家经典，节制解经权；重构夷夏之辨，强调有德者为天下君，以“礼仪”而非“种族”别内外；多次南巡（康熙和乾隆）、赴明孝陵以三跪九叩大礼祭奠明太祖（康熙），安抚和收买江南士人；在上层倡导孝道，在基层使乡约、宗族等组织重新趋于制度化。
拜会：杨念群著，《何处是“江南”》，三联书店，2010年版。

86. 范例的北方草原青铜器，有环首刀、兽首刀、铃首刀、铃首剑、銎纳斧、弓形车马器等等。
拜会：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成分”研究》，《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

87. 钟焓：《简析明帝国的内亚性：以与清朝的类比为中央》，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

88. 罗玮：《明代的蒙元衣饰遗存初探》，《都城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89. 马饰中的“当卢”上，有翻转身体张望的独角羊，更是欧亚草原经典图案，与匈奴大墓中的马饰高度相似。

90. 拜会：Francis Fukuyama.Against Identity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ForeignAffairs,2018,Vol.97，No.5.

91. 拜会：《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

92. 如979年宋太宗伐北汉说：“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
”拜会：《辽史·景宗纪下》。

93. 如程颐说“贤人恐人之入戎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
以陆游、辛弃疾为代表的南宋诗词每每斥北方为“胡虏”“腥膻”等。
拜会：邱濬《大学衍义补》卷75。

94. “哥特人烧杀劫掠，所到之处一片散乱。
他们见人就杀，不分男女老少，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
女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杀，然后被他们掳走。
幼年和成年男子被生生地从父母的尸体边拽开，强行带走。
许多老人被双手反绑，流放他乡，对着化为灰烬的祖居泪如泉涌。
他们悲叹自已幸存下来，却失落去了财产和女人。
”拜会：〔英〕彼得·希瑟：《罗马帝国的陨落》，向俊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00页。

95. 拜会：彼得·希瑟著，马百亮译，《罗马的复辟》，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5页。

96. “层累”说的根本之点是：“时期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或谓：“时期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
按照顾颉刚的不雅观点，古史的顺序正好反过来:盘古最晚涌现却辈分最高、资格最老(是创世开山祖师),三皇(天皇、地皇、泰皇)次之,黄帝、神农再次,尧舜更次,禹的辈分最小。
例如，“禹”最早见于西周，“尧舜”涌现于春秋，“黄帝”“神农”涌现于战国，“三皇”涌现于秦代，“盘古”涌现于汉代。

97. 拜会：顾颉刚：《我是若何编起<古史辨>来》，《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98. 1923年5月，顾颉刚揭橥《与钱玄同师长西席论古史籍》一文提出上述不雅观点，但他也同样指出，“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不雅观念渐淡而一统不雅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开山祖师的传说亦逐渐归到一条线上。
”拜会：顾颉刚著，《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2页。

99. “所谓东洋史，紧张是阐明东方亚洲的民族盛衰、邦国兴亡的一样平常历史，与泰西史并立，构成了天下史的一半。
”拜会：桑原隲藏著，《中等東洋史》，《桑原隲藏全集》（第四卷），第 17 页。

100. 傅斯年在信中说：“现在日本人在暹罗宣扬桂、滇为掸族故居，而煽惑其收复失落地。
某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志不在小。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
‘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
我们务当于短期中使边方公民贯彻个中华民族的意识，斯为正图。
夷汉是一家，大可以汉族历史为证。
即如我辈，北方人谁敢担保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担保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
今日之西南，实即千年前之江南、巴、粤耳。
此非曲学也。
”拜会：顾颉刚著，《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陲周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

101. “自九一八以来久已有和我这位老友（傅斯年）完备同等的见地藏在心里。
”拜会：顾颉刚著，《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陲周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

102. 拜会：顾颉刚著，《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陲周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

103. 拜会：费孝通著，《关于民族问题的谈论》，益世报·边陲周刊，第19期，1939年5月1日。

104. “中华民族早达到充分的nationhood（国族），政治的力量甚大，以是阻碍统一的武力稍稍衰微时，公民则可起来，打倒这分解的不自然的局势。
假使不然，可以长久分立又有其安定性，则中国早就支离破碎而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了。
这也足以表现中华民族的力量远在各个地方政府之上。
”顾颉刚著，《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师长西席》，益世报·边陲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105. 拜会：顾颉刚著，《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师长西席》，益世报·边陲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106. 拜会：费孝通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107. 拜会：费孝通著，《顾颉刚师长西席百年祭》，读书，1993第11期，第5-10页。

108. 拜会：费孝通著，《顾颉刚师长西席百年祭》，读书，1993第11期，第5-10页。

109. “鞑靼人在被征服的国家里建立奴隶制和专制主义；哥特人在征服罗马帝国之后，到处建立君主政体和自由。
”拜会：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31页。

110. 拜会：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111. 孝文之前，“中国无主，故正统在东晋及宋”；孝文之后，“中国有主，则正统归于后魏后周”。

112. 拜会：《元经》卷九。

113. 《梵问经》云：“尽其所有统统不雅观择，皆是分别。
无分别者，即是菩提。
”（宗喀巴：菩提道次广论），禅宗《信心铭》有“至道无难，惟嫌拣择”。

114. 拜会：马注，《清真指南·自序》，《清真大典》（第16卷），第510页。

115. 《汉藏史集》之“蒙古王统”一节中有称：“阳土虎年，成吉思天子年三十三，依仗武力从木雅甲郭王之后做了唐之天子的一位名脱孜的国王手中攫取了王位，以蒙古人执持汉地唐之朝政达二十三年之久。
”

116. 《魏书·崔浩传》：“浩曰：‘臣尝私论晚世人物，不敢不上闻。
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辅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