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出这组数据并不是为了更刻薄地嘲笑英国前首相；我们须要把稳的是眼下英国政治危急背后的社会经济动态。把数月之内唐宁街的两次政治洗牌用宫廷斗争的办法诠释是一种
当地韶光2022年10月25日，英国伦敦，即将离任的英国首相特拉斯在唐宁街10号揭橥了末了一场演讲后离开讲台，随后前往白金汉宫递交辞呈。
以是，即便可以说是党内不合终极让唐宁街易主，我们仍值得追问加剧了权力斗争、让“迷你预算”的政策失落误无可挽回的经济和社会动荡的本色是什么。政党政治俯仰皆是，疫情后的经济衰退和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笼罩着每个国家，但只有在英国，这些成分才在几个月内连续匆匆成了两次政治危急。因此，只有把握了英国社会中的“系统性风险”，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约翰逊与特拉斯走向了去世局，也才能预见苏纳克的新政府即将面临的困境。
特拉斯流传宣传，存在着一个“反增长同盟”暗中阻挡她野心勃勃的减税政策；但她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急，却正好发源自当年她的守旧党前辈们以“经济增长”“经济复苏”之名逼迫劳动群众所做出的各类捐躯。英国墨客雪莱在1818年写道：
“你可忘了那逝去的？它可有
一些幽灵，会出来替它复仇！
它有影象，会把心变为宅兆，
还有仇恨，溜进精神底浓雾
会对你阴沉地低声说：
快乐一旦消逝，便是痛楚。”
（查良铮译）
一. 公屋的悲剧
1945年7月，德国已经屈膝降服佩服，原子弹尚未在日本落下，受够了战时配给制和经济困难的英国人迎来了1935年以来的第一次大选。作为战时领袖威望如日中天的丘吉尔迫不及待地开始攻击意识形态对手。他暗中命总参谋部制订了德日屈膝降服佩服后对苏联开战的“不可思议操持”，又在选战中叫唤工党“将会像盖世太保那样”在英国实施社会主义。但在另一方，工党提出了“让我们直面未来（Let us face the future）”的口号。一幅工党的竞选海报更直白地讲出了他们的操持：“咱们赶紧盖屋子！
”
工党1945年大选海报
工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然后确实为英国人盖起了屋子。工党的竞选纲领写道：“住房是最能磨练一个政府是否将国民置于首位的事情。”光是1948年一年，约十九万所公营房屋（Council House）就拔地而起，每户必备中心供暖和热水。物美价廉的住房对从外洋归来的英军士兵、住处在战役中被摧毁的普通民众而言都是急迫的需求，兴建公屋很快成为了英国两党的共识。1951年丘吉尔重新上台执政，便承诺每年兴建三十万所公屋。
这一期间新建的公屋大多为装置式建筑，即预先批量生产承重墙等房屋部件，运输到现场后直接组装即可，大大减少了建筑的韶光与本钱。这种工艺的毛病是质量偏差、房屋寿命偏短，而且隔热性能低、冬季供暖须要花费更多能源。这些缺陷在当年看来并没有多么严重，一方面是从大战结束到七十年代中叶的三十年间，英国一贯保持着每年新建十至十五万所公屋的速率，房屋更新换代速率极快，房产价格也坚持在正常水平；另一方面，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英国便是产煤大国，其殖民遗产又让英国企业掌控着外洋大量的油气资源，没人为供暖所需的能源杞人忧天。
公屋的制度保障则是地方议会（Councils）。即便政府在住房项目中供应了大笔补贴，公屋的建筑和运营常日实际上由地方议会卖力。这一体系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形下运转良好：对公屋需求更大、也更须要有效管理的地方每每是人口稠密但居民多为普通工人的工业城市，而充满活力的工会和地方工党（Constituency Labour Party）则担保工人能直接参与随处所政治中、监督地方议会的运作和公屋的管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哈罗德·威尔逊的工党执政期间，许多工党掌控下的地方议会便开始动手修缮或改造战后最早兴建的一批公屋，上马了许多野心勃勃的公寓式公屋项目。
然而，住房的商品化和房价的市场化逐渐撼动了公屋的根基。早在1952年丘吉尔第二次执政期间，即便他接管了兴建公屋的共识，却同时为房地产企业供应补贴和政策优惠，为住房市场引入了受政府扶持的私有成本。自五十年代末起，每年新建的商品房从大战结束时的数万所一跃上升至十五至二十万所。紧随其后的是哈罗德·麦克米兰的守旧党政府颁布的《1957年房租法案》，解冻了先前严格掌握的住房价格，许可房东在一定限度内自由涨租。商品房开拓和房地产投契让全体房价水平水涨船高，1950年的月房租中位数仅为42镑，到1970年时这个数字已跃升为108镑，即便这二十年间建成了几百万所新居。
战后英国新建住房情形，个中浅赤色为公屋，深赤色为住房协会房屋，蓝色为商品房（来源：英国上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
给“房住不炒”的公屋末了一击的是著名（或臭名昭著）的撒切尔期间。在刺激经济的名义下，《1980年住房法案》叫停了绝大部分地方议会主持的住房培植，并提出了“购买权（Right to Buy）”——在公屋中租住满一定时长的居民可以以折扣价买下公屋，还有更便利的按揭手续。购买权政策为房产投契彻底松绑：不少买下公屋的住户或是由于无力偿付贷款、或是抱负“投资兴业”、或者只是想搬去伦敦等大城市生活，很快便把屋子转手给房地产企业、大房东和财团。地方政治中也产生了恶性循环，公屋的私有化削弱了当地的社区氛围和居民自治，让地方议会愈发无力运营掩护余下的公屋，进一步匆匆使更多居民买下再卖出公屋。
二. 住房与“生活本钱危急”
2021年9月，一伙自称为“隔热不列颠（Insulate Britain）”的环保主义者用身体堵住了M25高速公路。他们的诉求大略直白：改进英国住房的隔热性能、减少供暖的能源花费。当时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72%的受访者反对这伙抗议者的行为。
即便出发点大相径庭，但本日，英国人想必大都已经理解乃至支持他们的诉求了。自撒切尔政府叫停公屋培植以来，英国每年新建的住房数量险些降到了原来的一半，房地产投契和频年上涨的房价让普通家庭难以包袱新居。如今，英国约72%的住房都建筑于1980年或之前，而在七十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急和八十年代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前，能源价格和效益从来就不是英国住房培植的考虑成分。
问题十分大略，住在老屋子里的家庭在冬天要么挨冻，要么在供暖上花更多钱。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的2021年，老屋子的均匀能源开支（797镑）比十年内建筑的新居子（390镑）要贵上一倍，而到2022年冬天，受国际能源市场影响，家庭能源账单估量将会飙升至三千到四千英镑，而政府临时供应的补助只能覆盖个中很小的一部分。
另一个问题是巨大的按揭还款和房租压力让普通家庭更难以承受生活本钱上涨。在眼下英国的“生活本钱危急”（Cost-of-living Crisis）中，价格上涨水平最高的种类是食品、交通以及家庭日用品，在“迷你预算”出台前的9月份，三类同比涨幅分别为14.6%、10.9%和10.8%，这些种类紧张是在俄乌冲突引发国际市场颠簸后才涌现大幅异动的。比较之下，住房与住房做事类别的涨价水平彷佛并不格外突出（9.3%），毕竟英国房价在2008年金融危急后一贯坚持着较高增速。
撒切尔的支持者们流传宣传她让人们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屋子，“一个英国人的城堡便是他的家”，但历史事实揭破了这个神话：2020年房产拥有者的比例仅比1980年撒切尔上台伊始增加了八个百分点，但社会和公益住房的租住者却低落了十五个百分点；也是在这四十年间，房租中位数上涨了约四倍。长远来看，公屋这类公有和国有资产终极填满了炒房盈利的私有成本的腰包。
在拥有住房的64%英国人中，只有一半已经还清了房贷，而这个中绝大部分又是遇上了房价飞涨前末了一趟车的那批人。根据2020年的统计，没有未偿清的按揭贷款的住房所有者中62.5%为65岁及以上的老人。他们每每在三四十年前的撒切尔执政期间买下公屋，随后也没有再卖出或搬家，而是一贯在个中居住直到退休。这部分房东在房地产泡沫期间成为了最幸运的人，房价上涨并不会让他们的生活本钱增加，反倒使其资产不断增值。
然而，公屋每每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工矿城市，这些城市也在接下来国企私有化和家当转移的浪潮中承受了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购买权”政策客不雅观上起到了筛选的浸染：当年家境更好的中产阶级居民更有可能有积蓄买下公屋，也只有收入不依赖于工矿家当的他们才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冷落中没有被迫卖出公屋。相反，那些在八九十年代无奈下岗的北英格兰与南威尔士的工人阶级所经历的故事，要么是眼睁睁地看着传统的工人社区一步步瓦解、存续的公屋日益年久失落修，要么是买下公屋后为生活所迫又卖给企业和富人，要么则干脆背井离乡去讨生活。
这些老一代工人虽然住房条件堪忧，但至少已经退休，常日享受着养老金和住房补贴等福利国家的遗产，不算富余但日子尚过得下去。背负房贷的中年人和干脆放弃买房、以租房为主的年轻一代工薪阶层，则在经济颠簸中承受了最大的压力。在疫情开始前的2019年，全英格兰每周均匀按揭还款额度为182镑，均匀租金为201镑，而均匀收入则为592镑，这意味着工薪阶层很可能要将三分之一的收入花在住房上。这一比例看似一样平常，但房价频年上涨意味着房贷和租金也水涨船高，远超人为增长的速率。随着疫情期间的纾困方法在2022至2023年逐步结束，购房者和租户将直面任何经济颠簸，今年英国面临的9-10%的通货膨胀率对他们而言无法忍受。
三. 私有化与贫富分解
1986年圣诞节前夕，一条电视广告溘然走红：小镇的街上几个英国人神秘兮兮地相互传话，“英国天然气的股份11月就上市了，如果你看到了希德，见告他，成吗？”这条四十秒长的广告名为《见告希德（Tell Sid）》，是英国天然气集团（British Gas）国企改制的广告，终极共计一百五十万人购入了这家垄断全英天然气供应的前国企的股份。
这是八十年代撒切尔执政期间私有化政策的一段剪影。她所试图实行的是一种“盛行成本主义”，即说服选民相信私有成本和市场经济不仅意味着少数富人和大企业的利润，还会让千家万户的普通人参与并受益个中，而她为出售国有资产描述的蓝图便是大家都能购入国企股份并从原来被国家垄断的关键家傍边赚上一笔。倘若有人在二十五年前花135镑购入英国天然气的股份，这100股如今将代价1721镑。
但这一蓝图远未实现。私有化意味着“市场规律”让价格水涨船高，即便某位散户从持有前国企的股份中小赚了一笔，英国天然气也早就在涨价中把红利更加赚回去了。在股市热潮退去、九十年代的经济衰退让英国家庭重新核阅投资开支后，前国企的股份和利润绝不料外地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几年内，英国天然气的持股人数就从“见告希德”时的一百五十万人骤降至六十万人，而这个中绝大多数只是持股代价几百至几千英镑的个体股民。
作为“撒切尔经济学”的支柱之一，国企改制同住房商品化、金融去牵制、减税等政策一同促进了英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复苏与增长。然而，与人均GDP一同高企的这天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这一趋势在进入21世纪以来并未改变，只有2008年的金融危急及其后的经济冷落才短暂让富人和巨型企业的财富缩水了一阵子。《金融时报》今年9月的一篇文章把英国称作和美国一样的“穷苦社会，只不过有一些非常有钱的人”。
英国收入不平等的变迁，赤色为最富余的10%人口的收入占比，蓝色为最贫穷的50%人口的收入占比（来源：天下不平等数据库）
自二战结束后至撒切尔上台前，英国经济的特色是关键家当的大型垄断国有企业、积淀深厚但受到牵制的金融行业以及高度生动的工会和紧张的劳资关系。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国企的僵化和低效、市场承受的过度牵制以及过分强大的工会及其争取而来的高额人为是英国经济在七十年代中叶陷入“滞涨”的主因，因此撒切尔上台后的改革便首先对这些领域开刀了。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撒切尔的国企私有化政策称作“家昔时夜屠杀（Industrial Holocaust）”，航空航天、煤炭、钢铁、电信、电力、油气、铁路等行业的国企全部被出售给私人成本或拆分重组，约合六百亿英镑的国有资产转为私人所有。私有化确实提升了一些家当的利润率，但这种效益却建立在这些大企业依旧保有的垄断地位及与政府的密切关系的根本上；换言之，它们很大程度上只是把国有模式下出让给雇员和消费者的那部分利润给赚回来罢了。
金融去牵制和打击工会完成了富人与金融成本对国有资产和社会财富的霸占。《1986年金融做事法案》被称作“大爆炸（Big Bang）”，因其险些是在一夜之间就让伦敦证券交易所洗面革心，金融活动的本钱和监管力度都大大降落。对工会的铁腕弹压则让工人被剥夺了议价权，企业得以让利润率不高乃至依赖财政补贴的部门关门歇业、工人下岗回家。1984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失落败后，英国政府得以将煤矿家当私有化、关停入不敷出的数十个矿坑、转而从澳大利亚等地入口更便宜的煤矿，而代价是约二十万煤矿工人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失落去了事情，北英格兰与南威尔士的许多煤矿小镇永久陷入冷落。
撒切尔的改革确实做大了蛋糕，但蛋糕的分配不均反倒恶化了更多，这种后果至今仍旧不容忽略。工薪阶层收入的相对减少意味着人们对物价颠簸更加敏感，也有更多社会不满正在积蓄。而在企业一方，在家用能源开支飙升确当下，英国石油、英国天然气和国家电网等私有化了的前国企则纷纭创下破记录的利润额：据估计，2022年及接下来的两年间，能源和电力行业估量能赚取逾一千七百亿英镑的利润，个中四成将被大企业独占。
同时，原来险些完备由国家掌握的能源家当被私有化后，英国政府失落去了调控能源市场的能力，在能源价格高企确当下只能给家庭供应供暖补贴，相称于间接用国家财政来支付一部分能源企业的利润。同样在其他关键行业，国家也无法决定薪资报酬，无力回应劳动群众按通胀水平提高人为的诉求。
四. 被“捕获”确当局与不满之冬
贫富分解和住房商品化的政治后果在中短期内显然是有利于守旧党及其政商界的盟友们的。好看的经济绩效由压低的雇佣本钱和生动的金融活动坚持，政客和企业因利润率和增长率而形成牢不可破的同盟；而在另一方，实际人为陷于结束、工人阶级的力量在物质上被削弱，孕育了强大工会运动的工人社区则随着公屋制度的解体而瓦解，电影《骄傲（2014）》中弹着吉他唱着歌的工人俱乐部一去不复返，政府不再被工会所掣肘。这一转向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布莱尔和布朗的“新工党”只有靠着收受接管撒切尔的遗产，才能赢得入主唐宁街的机会。
当地韶光2022年10月1日，英国伯明翰，当地民众参加抗议示威，反对日益飞腾的生活费，示威者举着标语牌。
但在长期上，更严重的政治风险悄然酝酿着。一方面，政府逐渐被金融成本所“捕获”——这并不虞味着“财阀掌握国家”一类的胡言乱语，而是说政府更加受到企业利益的掣肘而使许多政策工具受限，在政治过程中也受到更多来自商界的影响。另一方面，工会的羸弱则让人为水平难以通过集体协商等制度渠道随着通胀水平正常上涨，工人社区的瓦解则意味着劳动群众在经济颠簸和困难面前更难自助、更须要政策参与，福利国家和地方性工人组织原来能起到的对社会不满的缓冲浸染大幅减弱。
2008年的金融危急证明了英国政府的尴尬田地。英国同美国一样都涌现了“大而不倒”的情形，即涉事银行一旦崩溃，则会诱发成本市场更严重的海啸，因此要挪用国家财政来救助这些私人成本；但Culpepper and Reinke (2014)进一步指出，英国银行业更强的“构造性力量”阻挡了英国政府像美国那样有效地履行成本构造调度政策。次贷危急结束后，为了防止房地产泡沫分裂再一次引爆系统性风险，英国政府又不得不坚持着房价每年靠近10%的增速，而避免实施那些能限定房价的政策——例如守旧党在2015年大选前承诺新建二十万所住房，却终极没有兑现；又例如即便国际能源市场自二三月份起就开始异动，政府却至今都没有动手改进住房隔热性能以减少家庭能源开支。
因此，无论唐宁街的主人如何改换，只要执政的依旧是守旧党或是工党中收受接管撒切尔遗产的派系，在眼下的生活本钱危急面前就只能采纳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火政策，除非外部形势发生根本性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讲，代表“温和与理性”的苏纳克和斯塔莫只能稳定住投资者信心，却并不存在壮士断腕地带领英国从危急中走出这个选项；说不定试图用像在池塘中炸鱼那样的看似屈曲的大胆政策来“刺激经济”的特拉斯，才更大智若愚呢。
而在另一方面，英国的劳动者已经当了太久“经济增长”的“必要捐躯”，如今又被迫承担国际市场颠簸的后果。工会联合会（Trade Union Congress）流传宣传，自2008年起英国的实际人为就事实上冻结了，在物价飞腾确当下更是被通货膨胀甩在了后面。如果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房租、学费、医疗费等必要开支的逐年上涨尚是可以忍受的温水煮田鸡，那么眼下快速上涨的食品日用品价格与指数式攀升的能源开支就真的忍无可忍了。
在2017年大选前工党的竞选纲领中，科尔宾写道：
“英国是天下上第五富余的国家。但倘若多数人不能分享财富，这便不值一提。许多人感到这个体制被操纵来对抗他们。”
以是，如何改变系统编制呢？英国150所高校的工会已经投票支持罢工，铁路工会刚刚宣告了十一月的罢工日期，王家邮政的罢工依旧是进行时，工会联合会号召全国工人在11月2日到威斯敏斯特宫外集会向议会施压。当冬天到来后，能源价格将不再只是媒体上的骇人听闻，千家万户将真实面对数千英镑的供暖账单，那时我们或许还能列出更长一串抗议活动的名单。当然，这些行动或许依旧无法改变系统编制，但至少可以证明即便首相像走马灯似的换人，问题依旧摆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