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县，顾名思义便是曾经的县城所在地。拥有故县名字的村落庄，在长治地区范围内有好多个。
在长治，最早建立县治的地方要数战国期间晋国卿大夫赵简子在今襄垣建立的宁城县。本日的襄垣县下良镇西故县村落，便是当年宁城县县治，至今留有古代县城的遗址，故取名故县。后来，有人在其东部隔一小溪立户定居仍属故县，为区分就把故县东面的村落庄称作东故县。再后来，人们又由于东故县的缘故原由，干脆把故县村落叫成了西故县。有趣的是赵简子的儿子、赵国的创始人——赵襄子挫败豫让的刺杀行为后，公元455年筑城于甘水之北，取名襄垣，并且一贯沿用至今，从而在当地留下了父子筑城的佳话。
地处太行和太岳交汇之处的沁县故县村落是古铜鞮县治。铜鞮，最早以“铜鞮水”而得名，铜鞮水又叫小漳水、西漳水，实际上为浊漳之南源。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期间晋国人消灭久居于此的赤狄部掉队，就把一块广阔的地皮封给晋大夫羊舌赤（字伯华）为食邑，号曰“铜鞮伯华”。形成政府建制的铜鞮很快成为晋国东部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央，并且在晋国完成其霸业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浸染。如今，代表春秋期间建筑最高水平的铜鞮宫遗址尚有多处清晰可辨。铜鞮宫东南角保存最好，遗存高6米，底宽10余米，略呈圆柱状；夯土层尚可辨识者高65厘米，计10层，每层6.5厘米。夯层为灰褐土，中有夹砂灰陶鬲片及陶片。这座城角遗址，传奇般地经历25个多世纪，成为铜鞮宫迄今最为显著的标识。以铜鞮宫东南角及其南护城河的位置推测，古铜鞮城南北长约700米，东西长约1500米，与《左传》记载的“铜鞮之宫数里”是相吻合的。汉时设置的古铜鞮县治初在今沁县册村落乡乌苏村落，在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周勃在铜鞮山南大破韩王信后，析铜鞮县为铜鞮、涅氏、襄垣、武乡四个县，迁铜鞮县治于今古城村落一带，为五朝铜鞮县城。唐武德三年（620年），铜鞮县治三迁于角亥水堡（今沁县故县村落）。明洪武元年（1368年）废县归入沁州，民国元年（1912年）改沁州为沁县。如今的故县村落位于今县城西南部，坐落在具有历史文化的官窝山下、白玉河边。
武乡县这个古县名相传因境内有武山和乡水而得名，是在秦始皇年间约公元265年旁边由大涅县一分为三（涅县、辽阳、武乡）而来的。武乡县下设的故县乡所在地故县村落，从北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年）由榆社县社城迁来建立县治，至1947年县城迁往段村落为止，共有1746多年的悠久历史。故县旧城南临漳河，有广阔的漳河滩，古城“南亭川”；县城历经千百年修建，到清朝末已是一座范例的、完全的古城堡。距东城门不远，还有瓮城一座，上建有不雅观音阁，门题“耀武东封”四字。这里还是后赵天子石勒的故里，相传公元328年石勒在城中修建龙门，人称“龙兴之地”。现在遗存的有位于鞞山东侧的东河沟三亩则（地名）的石勒出生地遗址、有位于城北面北原山上的石勒屯兵营寨以及城南的旧县城石城墙、鞞山书院等。当初，为什么武乡县要由社城迁至南亭川？究其缘故原由竟与“风水”有关。在清代以前，县、州、府都设有“堪舆科”，专管“风水”事宜。在“堪舆科”看来，南亭川小盆地藏风聚气，是范例的“众水来朝”，再加上恰好是石勒的出生地，自然是一块风水宝地。当时的为政者为获取地灵，以荣其身，就决定迁移县城。县城迁走后，南亭川于1951年被改名为故县。
黎城县黎侯镇故（古）县村落为古潞县和刈陵县的县治所在地。西汉至魏晋期间，今黎城县地域是古潞县的一部分。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上党郡中正郝温在今平顺杏城（时归潞县）杀去世守将王遥造反，县吏盖鲜率宗族讨之，郝温败北被杀，百口受刑。明《潞安府志》（郡县）载：“郝温，郡人，以门第为郡中正。”据南北朝大事记，太平真君九年（448年），魏太武帝拓跋焘亲临上党，诛杀与之有关的潞县（今黎城县境内）叛民两千余户，流放三千余户。同时，他听信谣言，认为上党大王山有“王气”，是地方不安定和叛民铤而走险的诱因，遂下诏在大王山累石为山厌其不祥，又挖凤凰山南足以断其风水。
太平真君十一年（451年），北魏朝廷出于对叛乱的仇视而撤销潞县，设置刈陵县（时属襄垣郡），以儆效尤。刈：杀割也，刈陵县名有斩杀叛民以示惩戒之意，更有斩断大王山“王气”之意愿。直到隋开皇十八年（598年），刈陵县地域被一分为二，北部为黎城州（取意“黎城，黎侯国之都城”），南部潞城县（取意于“潞地之城”）。《旧唐书》（志第十九·地理二）载：“黎城，旧刈陵县，隋改曰黎城州。”《隋书》载：“黎城（后魏以潞县被诛遗人置，十八年改名黎城。有积布山、松门岭）”。后黎城州改为黎城县，宋天圣三年（1025年），黎城县城迁于白马驿镇（今黎城县城）。
潞州区故县村落相传是古屯留县城所在地，然而查阅屯留史志资料，却没有县治曾在故县村落设置的记载。屯留建县也比较早，由于东西宽而南北窄，城形似瓶而被称为瓶城。西汉时，屯留和余吾两县同时设置，皆从属上党郡，县治分别在本日的李高乡古城村落和余吾镇。
古城是西周潞子国的附属城国……古留吁国所在地，当时的屯留县便是在古留吁国根本上设置的。《括舆志》载：“屯留故城在潞州宗子县东北三十里，汉屯留县，古留吁国。”清光绪《屯留县志》载：“屯留故城，在县南十里即古城村落，周七里，遗址尚存。”到了东汉，余吾并入屯留，唐武德五年（622年）县治由古城迁到今屯留霍壁村落，但第二年县治再由古城霍壁迁至今屯留古城村落。
只管潞州区故县村落没有准确的历史记载，但在西30里处的屯留区河神庙乡西故县村落却是由于在它的西部而得名的。中华公民共和国成立前，潞州区故县村落确实归屯留统领，并且当时这里还是比较有规模的集镇叫东故县镇。抗战期间这里曾经是八路军总部办事处所在地，先后有电话局、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等机关在村落里的二仙庙进行办公和抗日活动。屯留区河神庙乡西故县村落，原称河口村落，便是由于村落以东30里有了个周遭几里有名的东故县镇，随之模拟取名为西故县。
最该当引起把稳的是上党区的故县村落，由于这里曾经是壶关县和古上党县两个县的县治。壶关县早在秦朝时就有始置，不过当时的县治是在今长治市城内。北魏太和年中，壶关移治今上党区故县村落，直到北魏景明二年（501年）又移治颖阳岗（今壶关北行头村落），即今壶关县西北。到了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朝廷从壶关县分设上党县，并且新设立的上党县就在壶关县曾经的县治所在地，即本日上党区的故县村落。实在包括长治和晋城的晋东南地区地处太行之巅，自古就有“与天为党”的说法，故又称上党。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期间，三国分晋时，韩、赵、魏都曾经在这里设置过上党郡。然而到了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朝廷却不知出于何考虑，在广义的“上党”地理观点中设立一个“狭义”的上党县。《释名》曰：“党，所也，在于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潞安府志》亦曰：“潞以水名，其称上党，谓居太行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也”。
上党县从壶关县分设而置不久，就在隋大业二年（606年）将壶关县吞并，而到唐武德四年（614年），壶关县又被复置，其县治设在高望堡（今壶关韩山村落）。壶关县复置的三年后，上党县治所迁至潞州（今长治市）内，潞州和上党县同治于潞州城。上党县迁走后，这里被称为故县。再后来，由于地壳变动，盆地升高，形成山壑，造成山洪不断冲刷村落里，村落民随迁往东西两河岸。就这样，原来的一个故县村落庄变成了东、西两个故县村落。
上党县从建立，历经隋、唐、五代、宋、金、元，直到明洪武二年（1369年）废县（上党县）入州（潞州），上党县名前后沿用773年。时上党县统领的区域有多大？据《元和郡县图志》载：“上党县，望。郭下。开元户一万一千三百八十三，乡二十二”。宋《太平天地记》载：“上党县，旧二十乡，今十一乡”。与此同时，书中还提到，在上党县境内有：庆云山、羊头山、五龙山、紫团山、井谷关；鸡鸣水、浊漳水、尧水、蓝水、八谏水等山水。由此可见，那时的上党县至少包括现在的壶关县、宗子县、上党区和屯留区等部分地皮，其南界直到本日都有比较明确的标志。在今上党区东南的南宋乡一个叫东沟的村落庄里，村落东头的坡顶上矗立着一座砖石砌就的古阁楼。古朴沧桑却风采不减，楼顶青石匾额上赫然镌刻着“上党南界”四个大字。这该当便是当时上党县的最南端，也便是本日“南北两上党”的分界。《隋唐演义》及干系隋唐小说中曾提到一个主要人物单雄信的故乡是“山西潞州府天国县八里二贤庄”，这里的“潞州府”指的是本日的长治市，“二贤庄”就在今天地处市西郊湛上、暴马、蒋村落三村落之间的高岗之上，那么“天国县”就该当是“上党县”之误啦。
与长治市范围内的其他县皆有故县村落的情形比较，宗子县是唯一没有故县村落的县。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以宗子县名义的县治基本上没有变更过。相传最早的宗子县城为丹朱所筑，在今宗子县城西部，周长二十里，五胡十六国期间被慕容永重新维修作为西燕首都。到了金代时，昭义军（总部在今长治市）节度使杨天吉认为宗子县城占地面积较大、居民居住分散，难以守卫，随于金天会九年（1131年）在城东开始建筑一座小城，但没有完成。后来县令赵惠接替修城，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县令贺允中续修。再后来，历代均有修葺或扩建改造。（清·顺治）《潞安府志》（建置六·城池）载：“宗子县旧城，周二十里。旧《志》云：丹朱筑，无可考。晋末慕容永僭号，因加修建，为都。金天会间，昭义节度使杨天吉病其太大难守，就东偏建小城。县令赵惠成之，贺允中继修，即今城也。”（清·康熙四年即1705年版）《宗子县志》（城池）载：“旧城周二十里，唐《十道图》云：丹朱所筑。慕容永修建为都。金天会九年，昭义节度使杨天吉病其空旷，居民涣散，于东偏别建一小城，未完而去。县令赵惠继成之，即今城。周围五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二尺，阔一丈，池浅深不一，门四，题东曰迎恩，西曰善化，南曰喜教，北曰拱辰。大定二十四年，县令贺允复家修建。”（来源：上党 郭安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