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73年2月23日，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落一户耕读之家出身了一个孩子，眼睛清澈透亮得彷佛要看穿这个天下。爷爷为这个孩子取名梁启超，让家人都没想到是，这个孩子将来不仅眼力洞察天下，更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
梁启超
梁启超被誉为“神童”，八岁学为文，九岁可缀千言，十二岁考中秀才，十七岁考中举人。封建时期许多读书人穷其生平都无法中举，而梁启超却聪慧超燃，年纪轻轻便中得举人，取得了做官致仕的资格条件，走上了读书人孜孜以求的人生道路，但梁启超碰着康有为后，人生的航船却倾向另一条道路，一条当时中国从未走过的道路，一条让许多中华热血男儿前赴后继奋激求进的道路。
康有为1858年出生于广东佛山南海，年轻时潜心学问以求功名，三十岁仍屡试不第，忧郁之余游历喷鼻香港、上海，打仗西方前辈思想，认为成本主义制度优于封建制度，写了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著作《人类公理》。面对晚清的腐烂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康有为上书光绪天子，要求变法维新以图振兴，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旁边”三条纲领性主见，但石沉大海无人答理。失落望之余，回到广东设立“万木草堂”办学，贯注灌注变法维新思想，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破除人们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的迷信，被封建执拗守旧分子斥责为异端邪说。
历史风云际会总在不经意间。十八岁的梁启超游学南海，闻听“万木草堂”常有奇谈怪论，于是随同朋侪前往一探究竟，这是他与三十三岁的康有为初次见面，竟被康有为经世致用、救国维新的“骇人”思想折服，犹如聆听“大海潮音”，觉得旧学“冷水浇背”。梁启超复苏地认识到，处在颓势的国家和民族，必须变法才能走上富强之路，毅然以举人身份拜秀才康有为为师，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梁”拍档，开始了救亡图存的变法之路。
康有为
1898年6月，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并任命其为总理衙门章京，预备变法之事，史称“戊戌变法”，实行一系列改革，旨在建立一个不改变封建制度但可以发展成本主义的国家。慈禧太后认为变法会将军事、财税、外交大权落于外国人之手，于是发动政变重新执政，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落败，光绪帝被囚禁，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有为被迫亡命外洋。
为挽救羸弱的国家和民族，许多热血儿女前赴后继，乃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值得在史籍上深描几笔。抛开康有为政治家身份，其在艺术上也有首创性贡献，所写《广艺舟双辑》是第一部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碑学的著作，提出艺术为自身创作做事的书法美学思想，启示和造就了民国初期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书法家，为中国书法奇迹的发展奠定了人才根本。
二
1894年，甲午战役爆发，在美国担当旧金山总领事的黄遵宪奉调返国，出任南洋洋务局总办。目睹晚清被列强欺凌而丧权辱国，他认为“非变法不敷以自强，求变法必先启思想”，创办《时务报》宣扬明治维新思想，力邀“超级明星”梁启超加盟，开设时势热点、文化评论专栏。《时务报》受到读者热捧，创造了中国自办报刊以来的最高发卖记录，有力地推动变法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
黄遵宪
黄遵宪1848年出生于广东省梅州市，生平志在振兴国家，全身心投入社会改革中，寄望政治改造作为救国方略，驻英国任使馆参赞期间，替张之洞购买汉阳铁厂的工业设备，对当代工业革命有复苏的认识。湖南巡抚陈宝箴约请他到湖南帮忙维新运动，付与政治、文教等改革大权，对湖南新政改革发挥了主要浸染。只管黄遵宪从不标榜自己为墨客，但其在文化界有着重要影响力，二十一岁创作的《杂感》，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诗歌改造主见，“熔铸新空想以入旧风格”，被文学界称为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宣言书，梁启超称其“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其极”，被后人誉为“走向天下的墨客”。
革命道路上，不乏同行者。同样秉持变法兴国理念的丘逢甲，祖籍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1864年出生于台湾省苗栗县铜锣湾。十三岁参加台湾府院试并取得第一名，被主考官丁日昌受赠“东宁才子”称号。他善作诗歌，与人赛诗三天完成歌咏台湾风土人情的《台湾竹枝词》百首，被台湾提督唐景崧赏识，将其收为学生，之后聘为幕僚。二十四岁考中进士后，返回台湾投身教诲，先后担当衡文书院、罗山书院、崇文书院主讲，开展民智新风教诲，研读先容西方译著，解析天下发展大势，被黄遵宪誉为“初祖开山破天荒”。
丘逢甲
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并割让台湾，丘逢甲毅然弃文竞武，“中国民众，义不臣倭”，多次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要求朝廷废除合约。他招募民团抗击日寇保卫台湾，联合士绅保举提督唐景崧为总统，虽然如此费尽心力，台湾仍被日军盘踞。日军将丘逢甲列为“首犯”全城缉捕，他只得携家人回到祖籍地广东，创办岭东同文学堂，担当广东总教诲会会长，实行师范教诲、职业教诲，宣扬新学文化及思想，“劝办学校过百”，真正践行教诲兴国的理念。
“我手写我口”，愿为国家民族发展鼓与呼。面对国事不宁、民族罹难却无力回天，丘逢甲的文学作品充满爱国忧民、匡济天下的激情亲切，把政治空想寄托诗歌之中，贯穿经世致用的思想，发挥了教养民众、改进政事的功用，继承了黄遵宪的爱国情怀及改革理念。
三
彼时年代的知识分子，险些都受到梁启超的思想影响。一代伟人毛泽东评价其为“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郭沫若赞“梁启超的辞吐让旧思想、旧风气犹如狂风中的败叶”；吴其昌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梁启超倡导的文学革命，吻合社会与艺术发展的客不雅观规律，给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成为从古代文学过渡到当代文化的桥梁，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铸就了一座丰碑。
后人给梁启超许多“封号”，但被其承认的仅有“政治家”与“学者”这两个身份，前一个身份是救亡图存的空想崇奉，后一个身份是教诲启蒙的探索实践。铁肩道义，道德文章，治学问是思想的延续，为人师是道德的超越，这是许多学者践行的生平的理念，而触及心灵深处的，源于他们深爱脚下的这片地皮，以及这片地皮上栖息的人。
这片地皮绵延燃烧着小儿百姓情怀，许多文艺评论家以笔为武器，为国家和民族挥刀舞剑，劈斩迷雾与阴郁，这是那个年代文艺事情者秉持的道义与任务。
萧殷便是个中一个，终其生平追求革命。他1915年出生于广东省龙川县，家庭贫苦，幼年丧父，母亲长年卧病在床，从小遍尝情面冷暖。人道命运改写在十岁那年，他追随途经家乡的东征军，开始文艺生涯的学习发展，初中期间就用文学创作为革命叫嚣，进入广州美术学校学习后还乡做小学西席，一边传授教化一边写作，揭橥许多控诉阴郁社会的文学作品，抒发了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彰显了文艺事情者的历史担当。
萧殷
1936年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萧殷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上海防护团，作为战地历经了无数次战火的洗礼，此后担当过《晋察冀日报》副刊主编、《解放三日刊》主编、新华社北平分社采访部主任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抑制不住地内心的激动，创作了一系列作品歌颂党、歌颂新社会、歌颂公民群众，事情重心转为文学评论以及青年文艺事情者的培养。
四
当代著名作家王蒙说：“我的第一个恩师是萧殷，是萧殷创造了我。”长于创造并扶持人才，这是多么难得的伯乐。正如萧殷所言，“多一个人才，国家培植就多一份力量。”如金敬迈、王杏元等许多作家都得到萧殷帮助。在他们的眼里，萧殷便是文艺发展路上的燃灯人，勾引他们蹚过文学长河、爬过文艺山峰，走向更加广阔的艺术舞台，看到更加壮丽的文艺风景。
萧殷对广东文艺评论的贡献是首创性的。“文艺评论要促进全体文艺奇迹的发展和繁荣。”这是他毕生追求的信念，尊重文艺规律，敢于批评、勇于批驳，反对“学院式”的文艺批评，认为文艺评论的代价不在于多么深奥，而在于能够真正帮助办理实际问题。他始终认为，“文艺批评是改进文学创作的主要手段”，担当广东作协副主席期间，重视广东文学评论军队培植，推动形成广东文艺理论批评的新局势。
“文艺批评是促进创作的主要手段”，武断践行这一理念的，还有一个当年的人气作家秦牧。他祖籍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1919年8月出生于喷鼻香港，父亲找算命师长西席求名“林阿书”，以是乳名叫“阿书”“书伢子”，冥冥之中与“书”交缘并联结生平，抗战期间常以“秦牧”笔名揭橥文章，广为人知后逐渐取代原名沿用至今。
秦牧
抗日战役期间，秦牧与家人搬家到广西桂林，目睹国统区的阴郁腐败和日寇的残酷暴行，他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一介诗人何以救国？唯有以笔墨作武器反击仇敌。他的写作风格爽直泼辣，言简意赅锋芒毕露，引起反动集团的强烈不满，数次列入黑名单追捕。因抗战事情须要，他碾转重庆、喷鼻香港等地参加敌后斗争，有时被生存所迫靠卖文为生，哪怕生活陷入困顿，也丝毫改变不了爱国情怀，连续用笔墨嬉笑怒骂反动统治者。
新中国成立后，秦牧举家搬往广州，与这座千年古城相守生平。担当《羊城》副总编时，他提出“文学作品要给人们以思想的启示、美的感想熏染、情操的熏陶。”这一主见深深融入办报中，《羊城》揭橥了许多格调高雅、生动风趣的散文小品、旅游杂记等，该报一度成为脱销报。《艺海拾贝》作为文艺评论随笔集，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回答了艺术家生活积累和思想、教化、风格等文艺理论上的主要问题，至今仍被广大读者所喜好。
五
1942年5月，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事情漫谈会并揭橥讲话，这是党的文艺思想在历史上第一次系统性、威信性的展示，为中国革命文艺指明精确方向，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从此有了前行的明灯。这次讲话也成为百年党史长卷极具标志性的主要节点，成为中国文艺划时期的刺目耀眼坐标。
延安文艺事情漫谈会
三十四岁的欧阳山参加这次漫谈会后，思想受到很大触动，他在《文学生活五十五年》谈到，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事情漫谈会上的讲话，彻底点醒了困扰自己创作的两个问题：一是仅仅通过自身打仗能否全面理解工农兵；二是如果文学活动跟中国革命活动联系起来，是否又会分开公民群众。“这次漫谈会让我决心投入到新的生活里面，并创作反响新的生活真实。”他主动哀求到陕甘宁边区文协从事文学创作，开始考试测验大众化、平民化的农人题材，反响社会主义新生活道路的探索，《活在新社会里》被毛泽东夸奖为“新写风格格”，《高干大》被公认为解放区最精良的长篇小说之一。
欧阳山190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州市，不满一岁被卖到广东，随养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少年时凭着顽强的毅力坚持自学，十五岁考入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因参加“择师运动”被学校开除。之后，他参加北伐国民革命军并担当宣扬干事，和朋侪创办“广州文学会”，与鲁迅、郭沫若等交往甚密。广州事情期间，他发起了“粤语文学运动”，刊发大量的粤语文学作品宣扬新文化运动，真正践行文艺事情大众化的思想。1932年他加入“左联”并担当广州地区领导人，遭到通缉后逃至上海，与夫人草明一同被抓捕入狱，后被鲁迅垫付赎金救出。1940年由周恩来、沙汀先容入党，党组织安排他们夫妇来到延安，全身心投入革命文学创作。
欧阳山
新中国成立后，他奉命调回广东，长期从事文艺事情，先后担当华南公民文学艺术学院院长、中国作协广东分会主席、广东省文联主席等职务，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和文艺干部，还创办了《文艺快报》《华南文艺》《作品》等主要刊物，为文艺作品及理论宣扬搭建了主要阵地。他事情之余笔耕不辍，创作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霸占主要位置的鸿篇巨著《一代风骚》，补充了我国当代文学反响20年代南方革命斗争这一空缺，第一部《三家巷》的影响最广，成为广东文学的经典之作。
欧阳山既是作家，也是一个文学理论家。他从爱国主义到同情劳苦大众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是贯彻延安文艺事情漫谈会讲话精神的模范作家，是守卫党的文艺方针路线的忠实战士。他光鲜反对全面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现实主义辅导文艺创作，提出“古今中外法，东西南北调”，文艺创作要看重措辞大众化，也要看重民族化的表现形式。对付文艺创作的人物和叙事，他主见把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到国家民族的发展进程中，这个不雅观点与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关于人物叙事的不雅观点相同等。
黄药眠
黄药眠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期间，揭橥了长篇论文《论小说人物的登场》《论人物描写》，这是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他提出“生活实践论”的文艺不雅观，看重文艺的客不雅观性，特殊推崇民族文化自傲，“民族传统是客不雅观存在的，是美与艺术的第二根源，是使美成为美的深层缘故原由。”他组织的“美学论坛”直接引发并推动“美学大谈论”的进行，朱光潜的“形象的直觉”与他的“生活实践”，演绎了文艺理论史上著名的“梅花之辩”。他去世前为自己撰写一联：“虽无俏丽缤纷色，自有凌霄特立姿。”对自己生平的期许与评价，后人认为这确实是他生平的艺术写照。
六
文学与文艺评论的发展相辅相成。广东文学的发展史，也是广东文艺评论的发展史，或经由文艺评论辅导进行文学创作，或经由文学作品品鉴形成文艺理论及评论，因而文学家与文艺评论家并没有严格的身份界定，乃至两者之间相互领悟不分彼此，许多文学家的创作心得、履历总结、艺术感悟等，同样发挥着文艺评论的勾引创作、提升审美、引领风尚的浸染。
辉煌的广东文学，产生了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状》、欧阳山《三家巷》、陈残云《喷鼻香飘四季》、吴有恒《山乡风云录》、黄谷柳《虾球传》等佳构力作，呈现了陈寅恪、李金发、梁宗岱、阮章竞、杜埃、黄秋耘等文学大家。这些艺术家在广东这片热土上倾尽热血才情，这些精良作品燃点了广东文艺奇迹的残酷星火，让中国文艺的星空更加光彩闪耀，炳照一代代文艺事情者拼搏前行的道路。
纵使千钧笔墨也难以列举广东文艺先辈们，纵然万般篇章也难以述尽广东文艺先辈们的故事。虽然他们已经远去，但他们的思想还在岭南大地上涌动，他们的精神还在广东热土上流传，他们与时期同行、与公民同心的艺术信念，永久成为广东文艺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期号角催人奋进，历史年夜水奔涌向前。每一代文艺评论家都肩负义务任务，从改革开放的发达培植，到新时期的火热实践，广东文艺评论事情者笔耕不辍、啄木声声，为推出文艺佳构力作发出鼓与呼，为弘扬时期精神用力唱与和，呈现出刘斯奋、黄树森、蒋述卓、林岗等一大批精良的文艺评论家，闪耀在广东文艺的残酷星空上，勉励年轻一代的文艺评论事情者奋勇向前。
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下、面向未来。踏上新征程的广东文艺评论，必会永葆小儿百姓之心，不负历史重托和公民期望，风正帆举蓄势前行，循着群星闪耀处豪迈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