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刘备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等，都可谓“坐而论道”，“论”出了大道理、好策略。这种“论”不是空话，是有根有据的论。“论”后须落实到行动上，仅论不做是成不了事的。
清雍正朝进士彭端淑所著《白鹤堂文稿》讲了一个故事：“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
’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这个故事解释“坐而论何如起而行”。
现实生活中，各种大会小会、研讨策划，也可以说是“坐而论道”，领导者利用会议理解下情、群策群力，与会者一起互换履历、探求善策，亦不无益处。关键在于，不能一味地“坐而论”，以会议落实会议、文件落实文件，勾留在“纸上谈兵”。
“坐而论道”与“做而论道”，虽一字之差，但却是“空谈”还是“实干”的作风之别。新期间的“时期模范”廖俊波刚到政和县时，为寻求脱贫致富之道，很少待在办公室，而是马一直蹄地下乡、进企、入户……“能到现场就不在会场”，这是他的口头禅。廖俊波不是不开会，而是在开会作决策前，将瓶颈问题逐一找到，对症下药。他在调研了两个月的根本上，组织全县副科级以上单位卖力人，连开三天会议，谈论当地发展问题。这样的“坐而论道”，看起来是“务虚会”，却真是“务实会”。也正是把准了症结，他利用四年韶光，让政和县从“省末位”跨入增长速率“省十佳”。
“做而论道”，不仅贵在“做”，更在“做”后坚持“论道”，及时从实践中总结履历，摸出规律，留给后来者作路标。古代大禹治水的“开导法”，李冰父子修都江堰的“鱼嘴分堤法”，都给后人留下了治水之道。当代林县引水的红旗渠、兰考锁风沙的泡桐树、东山遍野的木麻黄、晴隆治贫的“晴隆羊”、太行山的“绿岭核桃”，不便是公民公仆靠迈开双脚，深入基层，扎根群众，访民问计，才摸索出的脱贫之道吗？
创造一个美好社会，就应从“做而论道”开始。
来源：《 》2021年12月28日1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