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30日，浙江绍兴。一场雨雪过后，景象格外阴冷，当天的最高气温只有三度。
当天下午5时许，该地的有名上市公司——金盾股份董事长周建灿，从上虞国际大酒店坠楼身亡，身后留下了高达98.99亿元的债务。
彼时，人们彷佛并未意识到，一轮债务危急正在来袭——只管这一事宜引起广泛关注，但舆论的焦点一度却是，周建灿是否高杠杆巨额融资买入乐视网而血本无归。
直到3个月后，另一家体量更为弘大的浙江民企——盾安控股集团向浙江省政府紧急乞助的报告在网上被流露出来。这家曾连续9年入围“中国企业500强”企业在紧急乞助报告中说，其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流动性困难，各项有息负债超过450亿元，个中有120亿元为债券。
5月11日，中心国债登记结算有限任务公司首次对外发布了月度债券市场风险监测报告。这份报告显示，4月违约债券4支，违约债券总面额为38.5亿元。2018年累计违约债券15支，违约债券面额128.64亿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25%和33.58%。
进入5月份，又有中安消、盛运环保、神雾环保、凯迪生态等多家上市公司涌现债务违约。与此同时，在相信操持、券商资管操持等“非标”领域，比来也频频曝出“兑付危急”，个中不乏融资主体为上市公司的产品。
面对着滚滚而来的债务违约潮，人们开始迷惑：这是怎么了？
100BP的焦虑与负债狂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须要把视线拉回到2016年。
这一年3月中旬，盾安控股召开了春节高层年会，提出到“十三五”末，成为控股8—10家上市公司，年发卖额超1000亿元的多元化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在这次会议上，盾安控股董事局主席姚新义做了《乘风破浪正当时》的讲话。
资料显示，盾安控股1987年9月26日创立于浙江诸暨，集团总部位于杭州滨江。其核心家当包括精密制造与前辈装备、民爆化工、风力发电、光伏发电、新材料、当代农业投资管理等。
彼时，姚新义的壮志年夜志并非没有依据，至少从资金支持的角度看的确如此——盾安控股的资信评级升至AA+，为后续融资事情提升奠定坚实根本；旗下两家上市公司盾安环境、江南化工也通过非公开拓行股票、公司债、短融等形式，丰富了融资品种。
更主要的是，姚新义遇上了一个“不差钱”的期间。
2014下半年开始，央行接连降准降息，中国进入货币宽松周期，涌现了近两年的信贷高峰；同时，金融处于扩展期间，金融同行业务大爆发、资管乱象又进一步放大了资金供给。由此开释的大量流动性在2015年A股大跌后“横冲直撞”，涌入债市和非标领域，直接压低了债券及非标融资利率。这样的环境发展到2016年8月，更是有券商估量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可能会低至1.7%，一些债券交易戏谑而又焦虑的感慨到：“溘然创造我们的职业生涯还剩100bp了，好胆怯”。
以是，这段期间，又被金融机构称之为“资产荒”。为了探求资金出路，金融机构不惜采纳“信用下沉”的策略，由此产生了各类事后看来颇为“荒谬”的行为。
一些银行为了拿更低评级的债券（一样平常而言，债券评级越低，收益越高），就采纳了委托资管机构进行投资的办法，规避干系规定。在高收益资产普遍难寻的期间，资管机构也非神仙，为了知足高收益哀求，一些资管机构就暗自违背约定的投资范围，买入一些更低评级、流动性更差的债券。
在非标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一些相信公司开始通过降落风控标准来探求收益较高的资产。以根本举动步伐培植领域投资为例，此前相信公司开展这类业务因此东部沿海地区为主。但此时，不少在全国展业的相信公司开始将业务重心向中西部转移。
而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凭借更为灵巧多样的融资手段，更受金融机构青睐。例如某国有大行浙江分行就专门成立了上市企业科，专门环绕上市公司来做业务。
对付不少民企而言，那是一段“负债狂欢”的日子。
首先，便宜的资金让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去借新还旧，偿还本钱更高的银行贷款、相信融资。例如某大型地产商就表示：“2016年，该公司高效把握境内公司债发行的政策和市场窗口，成功发行225亿元低本钱境内公司债及ABS，用于更换历史较高本钱融资。”
其次，当民企的扩展野心，碰着金融的扩展周期，每每意味着债务的扩展。盾安集团便是一个缩影。海通证券的研究显示，盾安集团的有息债务规模从2011年底113亿元快速增加到2017年9月末的360多亿元，占总负债的占比超过80%，资产负债率也随之抬升至64.54%，2018年一季度末进一步增加到66.34%。
更有甚者，一些企业通过发债、非标融资后，大量买了理财产品，形成了一条“企业融资—买理财——理财再投债、投非标”的资金空转链条，并且为了提高收益层层加杠杆放大了金融风险。
一项统计显示，2012年，A股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仅为71亿元；2013年暴增至1667亿元；2014年增至3474亿元；2015年超过5500亿元；2016年则逼近8000亿元。
以是，在这一年，对“流动性陷阱”的担忧开始升温。
小提示：
所谓流动性陷阱，普通一点说便是，大量的货币发行出来往后并没有能够迅速地拉动经济，也便是企业没有进行有效投资，就彷佛被吸入了巨大的黑洞。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基于企业降落财务本钱，或者金融机构风险掌握，一些企业尽可能的负债短期化。而这些短期的资金，每每被用来进行长期投资，这就意味着，此后企业须要不断滚动发债，才能坚持平衡。
统计数据显示，那的确是一段债务快速扩展的日子。在债券领域，2015年新发各种债券22.3万亿元，较2014年增长87.5%；2016年新发各种债券36.1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54.2%。在非标领域，2016年相信资产规模打破20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3.7万亿元。
在当时“资产荒”的氛围下，无论是在为100BP的职业生涯而焦虑的金融机构，还是正在享受“负债狂欢”的民营企业，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上述各类，正在为2018年的“违约潮”埋下伏笔。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2018年3月中旬，连续当选新一届董事局主席的姚新义，在盾安控股集团高层年会上做了《武断信念，踏实行动，为实现行业第一不懈奋斗》的讲话。这次高层年会再次强调了盾安的“十三五”目标——“十个业务板块上市，百亿元年利税，千亿元年发卖收入”。
但是，盾安集团面临的融资环境已经大不如前。海通证券的研究显示，曾在2015年和2016年发行了大量债券的盾安集团，在2017年之后仅发行了3期短期融资券，2017年11月有一期短融取消发行，2018年5月初操持的一期短融也未能成功发行。
这不仅仅是盾安集团一家面临的问题。此前的“负债狂欢”，被2016年底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债市大幅震荡所闭幕。此后，在防风险、去杠杆的背景下，货币政策转向中性偏紧，针对金融同行业务、影子银行等一系列金融强监管政策落地，金融扩展时期由此闭幕，债市委外、非标融资也因此都大大紧缩。换句话说，比较“资产荒”期间，企业的融资渠道已经全面收紧、融资本钱明显上升，尤其是对付中低资质的企业而言，更是如此。
但是，那场发生在“资产荒”里的“负债狂欢”，也到了还钱的高峰期。天风证券的研究显示，公司债在2015年开始扩容，发行了大量3+2和2+1期限构造的品种，这批债券将陆续在今年进入回售期。而在当前整体去杠杠、严监管的金融环境下，前期大量依赖债券融资的中低资质企业如何找到可替代的融资渠道以应对今年的到期回售高峰，成为燃眉之急。
在相信产品、券商资管操持的非标领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按照普遍2—3年的产品期限，大量发行于2015年、2016年的非标产品也将密集到期，须要企业兑付。
如果说，金盾股份原董事长周建灿的悲剧更多是缘于涉足大量民间借贷属于个案，那么，5月2日晚盾安控股集团给浙江省政府的一封“求救信”被曝光，才让人们真正意识到：一轮债务违约潮正在到来。
天风证券的研究指出：截至5月11日，今年已有10家主体曝出债券违约，撤除此前已经发生过违约事宜的5家主体（春和集团、大连机床集团、丹东港、川煤集团、中国城建），今年又新增了5家违约主体，分别是亿阳集团、神雾环保、富贵鸟、凯迪生态、中安消。重新增违约主体的数量看，相较于去年前5个月仅新增江泉集团1家，今年信用债违约的节奏明显加快。
某股份制银行浙江分行原行上进一步指出，除了资金方面的缘故原由，企业过度扩展、家当处于下行周期也是导致此轮违约潮的深层次缘故原由。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认为，各风险主体长期存在大规模投资支出，导致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过高。一旦再融资涌现问题，很随意马虎涌现流动性紧张。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剖析师明明认为，今年以来的信用风险，更多的表示了景气在行业间的博弈与本钱的转嫁。归功于产成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上游的景气对付下贱当前更多的不是传导而是博弈，中下贱企业面临着本钱真个涨价与利息的涨价，工业企业利润中权重更高的仍旧是上游类企业。煤炭、钢铁火热的行情背后，下贱行业的发行人风险确确实实正在酝酿。
债券、非标产品的频频“爆雷”，也让那些当初为了得到高收益而做的“荒谬”的行为“现身”，引发金融机构之间的扯皮，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轇轕。从“资产荒”里的猖獗，到如今的“凄悲惨惨戚戚”，不过两三年的韶光。对付这些当事人来说，再回顾，不知是否会泛起这样的酸楚：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猖獗的代价
一位有名券商剖析师说，信用违约事宜就像“小强”，当你创造一只时，你一定能猜到，在它阁下，还藏着更多。
各类迹象显示，在金融紧缩、大量债务集中到期的背景下，债务违约潮可能仍将持续一段韶光。近日有媒体统计，76.97万亿元的债券余额中，有24.56%的债券将会在明年5月内到期。海通证券的研究亦显示，从低等级债券（主体评级AA-及以下，剔除短融和超短融）到期量来看，3月和4月高峰过后有所回落，但8月起将再度上升且持续较高，兑付仍将面临磨练，违约潮或未完待续。
从始于2014年的“资产荒”，到如今的债务违约潮，可谓潮起潮落。而当潮水掉队，方知谁在裸泳。
一些研究人士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只不过是又一轮周期的演绎。就像一位券商固收首席所言：“中国债务的整体风险无疑是可控的，但我们不能由于整体风险的可控，就忽略了其内部的构造性问题。一个弘大经济体的债务系统，总是须要在周期循环中，通过不断地调度与出清来实现新的均衡。因此，债务出清这个征象本身是一贯存在的，只是在不同期间的表现形式和剧烈程度有所不同。”
但是，在出清的过程中，总会有人要为之前的猖獗付出代价。
有名经济学家管清友认为，2018年我们可能会连续见证历史：第一，可能是中小金融机构的倒闭。1990年代末那次出清，如果没有广国投、海南发展银行的破产，可能很难涌现本色性的进展。第二，可能是一批违法违规从业职员的落马。伴随着过度金融化和杠杆化，过去几年的违法违规征象也时有发生。第三，可能是个别大型企业集团和上市公司陷入困境。大型企业集团由于信用堪比政府信用，在融资上享受了诸多便利，以是在这一轮加杠杆中最为凶猛。
与此同时，在“违约潮”中金融机构的集体非理性行为也遭到质疑——在过往的风险案例中，每每是先知预言家的银行抽贷，成为事宜的导火索，继而引发各种金融机构“撤退”，形成负向反馈，导致企业违约乃至破产，终极形成一个非理性的结果。但是，对付单个的金融机构而言，这显然是一个“囚徒困境”。事实上，这一轮违约潮下，已经有一些金融机构索性对民营企业集体回避。正如一位债基投资经理所言：“作为中国经济最生动的力量之一，民营企业如果遭到金融机构集体抛弃，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以是，如何重修金融机构对付民企的信赖，在此时已显得至关主要。（ 刘夏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