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一个残酷的时期，也是一个激进的时期。二十世纪留给大家的遗产非常繁芜和丰硕，如何处理和反思二十世纪的遗产，对付如何创造新世纪的未来是非常主要的事情。澳大利亚作家、媒体人克莱夫·詹姆斯认为，要让自由人文主义在新世纪得以留存，继续者们首先就不能放弃对付过去的影象。
克莱夫·詹姆斯
克莱夫·詹姆斯是全才型的文化媒体人，《纽约客》曾经形容他“是一群才子的凑集体”。他出版了五十多部著作，个中包括小说、诗、散文、文艺评论、回顾录、旅行文学，还将但丁的《神曲》翻译成英文，他还写歌词，作词的唱片就有五六张。他还是文学圈里的社交名流，他常常和文艺界人士在伦敦著名的酒吧里饮酒聊文学，个中就包括马丁·艾米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伊恩·麦克尤恩、朱利安·巴恩斯。此外，他在BBC里担当电视节目主持人，与玛丽莲·梦露、穆罕默德·阿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各界名人畅谈。
在2007年，詹姆斯出版了自己认为最年夜志勃勃的著作《文化失落忆》，此书于近期已翻译成中文出版。他在书中评论了100多位20世纪的代表性人物。由于詹姆斯是一个横跨多领域的文化媒体人，《文化失落忆》所网络的人物，除了许多文学家之外，也会有电影、艺术、政治等各方面的名人。在书中，这些名人——从安娜·阿赫玛托娃到斯蒂芬·茨威格——按字母顺序排列。在此书中，詹姆斯故意识地试图重新确立自己作为严明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库切将《文化失落忆》称为“文明的速成课程”。
詹姆斯心目中的男女才俊皆聚于此。除了对这些人物进行人物小传般的先容之外，詹姆斯将历史、传记、评论和自己的回顾都结合在一起。詹姆斯的态度是很光鲜的，他要塑造一个可能抵抗文化失落忆的阵线。20世纪的两次天下大战、革命、各种人性主义悲剧，都是这些男女才俊们深入思考的问题。詹姆斯认为，正是他们的创造力和这些创造力之间错综繁芜的联结，共同构成了“自由人文主义”的传统。站在这个态度上，詹姆斯会绝不留情地批驳他所书写的名人的道德毛病，但也会夸奖他们的造诣，他认为他们是英雄，也是无赖。
比如说，詹姆斯提醒道，托马斯·曼年轻时关于军国主义的想法错得恐怖，他晚年的痛楚之一正在于，他活着看到了自己曾认为是不言自明、充满创造力的激情终极带来了毁灭。乔治·奥威尔认为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仇敌，但直到现实的证听说服了奥威尔。詹姆斯盛赞布莱希特的才华，但也批驳他写着歌功颂德的戏剧，却把钱存在瑞士银行。詹姆斯认为，比较于写作者，人们最随意马虎体谅音乐家。法国钢琴家科尔托是纳粹的积极互助者、密告者，但是他的音乐非常好听，所受的训斥就比较少。瓦格纳活着的时候还没有发生灭绝犹太人的事情，而施特劳斯在德国时，犹太人正在成百万地去世去，然而却是瓦格纳受到更多的训斥。
詹姆斯也喜好莱妮·里芬施塔尔，虽然他批驳她为纳粹做宣扬，但他认为《意志的胜利》是所有人都该当不雅观看的奇不雅观。在詹姆斯谈到当代的年轻人都不太认识希特勒时，他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有一个毛病：它的浩瀚自由中也包括这遗忘的自由，忘却什么曾威胁过它的存在。这也是他撰写《文化失落忆》的出发点，即重新建构起影象的大厦，以抵抗文化失落忆。那么，在加速遗忘的时期里，我们该如何抵抗文化失落忆？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文化失落忆》的弁言，略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文化失落忆》，[澳] 克莱夫·詹姆斯著，丁骏 / 张楠 / 盛韵 / 冯洁音译，空想国丨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9月版
原作者 | [澳]克莱夫·詹姆斯
摘编 | 徐悦东
在学术大繁荣的时期，
学问本身也成为商品
有些年轻读者大概会迷惑，为什么这书里尽是些被遗忘的名字，行文进展又如此突兀难料，那么我要说的第一点便是：欢迎来到二十世纪，你所生活的世纪脱胎于二十世纪，正如一道黑烟从石油大火中升起。我要说的第二点，虽然附属于第一点，却更为主要：这里有着太多的死活存亡。十九世纪是伟大的语文学家欧内斯特·勒南的时期，只管有法国大革命这个反例，“人文学科”
（Studia humanitatis）
仍旧被认为是纯粹的福音。
如果说十八世纪意味着开启理性的时期，那么断头台冰冷的咔嚓声依旧在耳边回荡的十九世纪则旨在通过科学来填补理性让人遗憾的各类毛病。除了先知们—狄更斯是个中之一，虽然他天性乐不雅观—那些渴求哲学视野的人们很少疑惑人类知识的拓展一定会
（借用勒南的经典表述）
“催生受启蒙的人类”
（élargir la grande famille）
，从此享受数学般精确的正义。时至今日，经历了二十世纪的残酷，这一点正好是大家要疑惑的。勒南所津津乐道的“科学的未来”
（avenir de la science）
，可以用大家的昨天做一个评估，那个科学把城市夷为平地、把无辜孩童送进毒气室的昨天：不管大家对科学还有多少不理解的地方，至少有一点大家已经领教，即科学不一定便是良善。但是在人类知识整体的某处，人文主义仍旧在向大家召唤，那毕竟是证明人类该当拥有聪慧的最好情由。
然而，这个召唤越来越微弱。艺术以及有关艺术的学术无所不在——这是不会灭绝的消费品，一个自封的精英阶层可以霸占这些产品，同时自诩超越了物质主义；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显赫夺目——但是人文主义却无处可觅。科学是罪魁之一：并非科学实际的成果，而是科学的措辞，这种措辞被“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的拥趸拙劣地模拟，反倒让真正的文化遥不可及，而这种文化本应是文化学者最该当去关注的。同时这也匆匆成了一种环球性的拜物教，这一教派的巫医们除了晋升之路什么都不关心，将人文学科作为竞赛名利之用，给那些仍旧热爱自己所学之人做出了恶劣的榜样。
詹姆斯时BBC的电视节目主旨人和评论员。
学问专著成千上万地出版，然而“学问本身值得追求”这一点却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学问常常为恶所用，如今人们质疑它有何好处，而且常日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任何好处都有时价，和商品无异。人文主义没有立即能变现的用途，其“无价”
（invaluable）
也正在于此，这一信念到了这个时期已经举步维艰，以至于望文生义为“毫无代价”
（valueless）
的意思了。事实上，越是精于光滑油滑的人越是如此。使文明成其为文明的人文主义若要在这个新世纪得以存留，必须后继有人。这些继续者必须拥有影象，而这个影象的一部分与那个他们尚未出生的时期有关。
恐怖啊，那个时期。聪明、富有同情心的年轻人如今面对一个无辜生命被成千上万杀去世的时期，他们若因此为自己的父辈对统统漠不关心，那也完备情有可原；当一个人已经开始谢顶，他确实更随意马虎知足于现状。但是，在他们的父辈终年夜成人的时期，无辜生命正被成百万地屠杀。纳粹德国的原形是一下子洞开在世人面前的，远远冲破了绝望的底线。苏联的原形是逐渐为大众所知的，但到了终极全部浮出水面的时候，带来的绝望却更为繁芜深重。
人文主义到底何去何从？
大家的时期是一个屠杀场的时期，一个角斗场的纪元。但是累加的毁灭产生了一个培植性的，乃至是有益的成果，并且独一无二。这使得大家努力反思自己过去的思考办法。至于我本人，这使我努力思考我彷佛同样热爱着的所有创造领域，不管它们在所谓的文艺等级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我热爱诗歌，但是布莱希特和聂鲁达这样的精彩人物也只是浩瀚为极权力量推波助澜的天才墨客中的两位。我热爱古典音乐，但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难以形容的门格勒年夜夫也喜好。我热爱当代小说无所畏惧的原谅性，但是《永夜行》
（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
这部精彩的奇幻作品的作者路易—费迪南·塞利纳也写出了《略施杀伐》
（Bagatelles pour un massacre）
，一部种族主义狂热分子的祈祷书。考量之下，所有这些崇高的艺术活动本身都成不了非理性这一毒药的解毒剂。非理性是人类事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旦得到生命必将贻害无穷。不那么崇高的活动就更不用提了。
我热爱盛行音乐，但是只需看一眼约翰尼·罗滕就足以明白，为什么连党卫军也会时时把部下以莫须有的渎职罪名送上军事法庭，最近更是有一些说唱乐的歌词，它们与《霍斯特·韦塞尔之歌》
（“Horst Wessel Song”）
。
唯一的差异便是水平更差一些。我热爱体育运动，但是莱妮·里芬施塔尔也喜好，她也证明了电影不必有任何人文主义的元素：《意志的胜利》
（Triumph of the Will）
是所有人都该当不雅观看的奇不雅观，但没有人该当喜好。关于笑剧——我的专业领域之一——有种不雅观点，认为它与政治胆怯是天然的对立面。真是这样就好了。但是有太多人亲眼见到莫洛托夫一壁签署去世刑令一壁开玩笑，也有太多证据显示希特勒讲过不少好玩的笑话。如果没有一个艺术领域从未被堕落过，那么人文主义到底何去何从？
詹姆斯在自己的节目“Fame in the 20th Century”与各种名人的剪影
逐步地，我意识到是我找错地方了。作为一名新闻和批评家，一个早熟的后当代主义者，我自己也常常被批评，由于我会把诗的写作和国际汽车大奖赛的赛车放在一起讲，或者把体操运动员和跳水运动员说得彷佛他们是雕塑家一样
（我想象自己把体操奥运冠军格雷格·洛加尼斯吓了一跳）
。这是个痛点，但痛点每每戳穿出真正的症结。人文主义并非存在于单独的活动中，而是它们之间的联结。人文主义是详细而自由的关怀，在意统统创造冲动下产生的精良作品，而创造冲动与毁坏冲动的一个差异，在于前者方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天下的丰富性。集中营的建造者可能也是某种类型的创造者—一位建筑师为了设计更好的水泥立柱来支撑通电的铁丝网而愉快地事情着，这样想象未尝不可—但他们所从事的事情是减少而不是增加这个天下的丰富性。人类创造冲动的出口彼此相连，人文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联系中得以彰显。要理解和留存这一错综繁芜的联结，意味着与所有企图削弱这一联结的势力抗争到底。
《文化失落忆》中有着成百上千的声音，还有更多声音虽未直接引用，但仍存在于其作者言说的办法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最好的意义上，并不存在所谓个体的声音：只存在个体的任务。每一名作者都代表了他关注过的表达者，即便他不赞许他们所表达的内容。如果本书中有什么内容看似不合时宜，我希望不是由于它们没故意义，而是由于我的语调不对，或者分寸没有把握好。辩论者的特权是去除繁芜的东西，把语调统一起来。而我既想要包罗一个当代人头脑中的万千思绪，又要努力将语调统一起来。这个头脑恰巧是我自己的。生理学家可以很有说服力地指出，我最不可能理解的便是我自己的头脑。然而，以下这一点我确实是明白的：这个头脑的主人若是将繁多的兴趣约束在某个公式里，那它也就不成其为头脑了。大概那样会舒畅一些，但大家不该仅仅追求舒畅，不然毁灭天使一旦归来，大家就会束手无策。
极权主义并没有闭幕。它的残滓还在，个中有些乃至更加贻害无穷，由于它们不再受国界的限定；在大家自己的国境之内同样存在。自由民主理应得胜，以前如此，现今亦如此——《文化失落忆》的一个目的是击退任何针对这一不雅观点的疑惑—但“自由民主”这个词组里面的两个词都有被意识形态裹挟的可能：第一个可以为经济决定论的盲目信徒供应灵感，第二个则会挑动僵化教条的平等主义者的神经。对大家这个以多元为傲的自由社会而言，无论自内还是自外，普洛克拉斯式的仇敌迟早会涌现，有时他们只是在大学里鼓吹反启蒙主义，其他时候则驾着大家的客机撞向世贸大厦。他们所痛恨的是文明生活令人晕眩的繁芜性，如果大家也有同样的反感，那就很难为之辩解。大家不应该这样。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去器重。如果这种繁芜性无法被划归到让人满意的格子里，大家反倒该当为此振奋：若可以归类，那就不是人类的作品了。
2006年，詹姆斯在白金汉宫被英国女王接见。
历史上从未有过现在这样适宜做艺术爱好者的时期。莫扎特只听过很少的巴赫，大家却能听到他们俩全部的作品。勃拉姆斯对《卡门》五体投地，看了二十次演出，也不得不掏了二十次票钱。马奈从未在一个地方看过自己全部的作品；大家可以。当达尔塞·巴塞尔在伦敦柯芬园剧院舞蹈时，下一个达尔塞·巴塞尔可以远在澳大利亚的爱丽斯泉不雅观看她的演出。科技不仅给了大家一个持久确当下，还为这个当下配备了永恒的家当。如果大家乐意，可以把自己包裹进一种新的狭隘主义，其冥顽不化赛过历朝历代。这个天下的通用语是英语，不是由于它曾是大英帝国的措辞，而是由于它现在是美国文化霸权的措辞。
大家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可以把全天下看作一部配音电影，连字幕都不用担心。但凡有心，大家乃至可以品味异国措辞的风味：另一个网页上就有译文，轻轻一触即可呈现。大家足不出户便能成为天下公民。如果这样的描述过于静态，也可以说，大家可以足不出户地旅行。天下随时伸开双臂，它的果实任由大家品尝，上面还裹着保鲜膜，以达到大家的卫生标准。格雷欣法则有了一条对偶法则，劣币吸引良币：英国足球泼皮中也有人会唱普契尼的《今夜无人入睡》。干一份实际的事情，挣一份体面的人为，把空隙韶光花在提高自己的审美品位上，这是多么值得渴望倾慕的生活啊。可以欣赏的东西太多了，全都唾手可得。大家彷佛真的可以去看、去听、去读统统主要的作品。不久之前，这还是谁都别想做到的—就连埃贡·弗里德尔都弗成，而他一度以维也纳第一灵通人士著称。在那个挤满博识者的城市里，弗里德尔是博识者中的博识者。
“须要一种天下人文主义”
《文化失落忆》所提倡的——我希望也是它所代表的—是某种在这个时期太难得到知足的东西。在这个时期，统统都是可以容忍的，只除了一样东西：安稳。已故的爱德华·萨义德在世贸中央被撞之后说：西方人文主义是不足的，大家须要一种天下人文主义。我赞许。问题是如何实现它。我的不雅观点是，除非大家大大提高对自己的哀求，不再仅仅把教养当作装点生活的门面以便让追逐野心的行为看上去更加文明，否则天下人文主义便是不可能的。已故俄国墨客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说，他怀念一种天下文化。他所说的天下文化可不是每个人都住在瑞士就能达到的。
意识形态分子认为他们理解历史。他们认为历史具有一个形态，一个可预测的结果，一个可以加入的方向。……年轻读者们会在本书中创造这样的故事，也会试图说服自己不重蹈覆辙。但是避免犯下同样的缺点，就得多去理解（而非减少理解）。而多去理解的开端正好在于意识到一点：有太多事情是无法被理解的。本书目的就在于此。它不是我个人能力的证明，而正好是我所欠缺的能力的见证。普鲁斯特说过，“那漫长的从大家个体生命中的出逃，大家称之为博学。”博学本身没有什么错：大家又不会因博学溺亡，更何况普鲁斯特自己就写下了或许是所有法语文学中最博学的一部作品。本书也不仅仅是记录我学到了什么。它同样暗示了我没有学到什么，如今可能再也学不到了，由于为时已晚。在书店里翻动这些书页的学者们会看到许多奇怪的名字，可能会因此印象深刻。但是让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是所有那些找不到的名字。若不是由于害怕我所读的东西很快会消逝，我从一开始就不会去做条记：这害怕实在是有道理的。俄罗斯象征主义作家安德烈·别雷曾经说过，大家装在大脑中的是某个作家的全体：一份“合成的弁言”
（composite quotation）
。但我之以是还知作别雷那样说过，仅仅是由于我将它记了下来。
克莱夫·詹姆斯
无论大家说什么，究竟是基于早已被说过的话。在《文化失落忆》中，大家可以听见一场盛大对话的边角。大家可以想象说话者全都聚在一个大房间里，虽然现实中的他们从未曾如此。又或者他们是在一个露台上，在星空之下。他们都佩戴着标有姓名的胸牌，以免相互认不出。有一些是老相识，却不愿搭话。托马斯·曼的膝盖上趴着他那条正坏脾气地咻咻喘气的小狗，他跟布莱希特一句话都不想说。萨特齐心专心想避开索尔仁尼琴。卡夫卡见告普契尼，1909年意大利布雷希亚的翱翔展上他本来想跟普契尼打呼唤的，但还是太含羞了。纳博科夫见告巴甫洛娃，他永久忘不了和她共舞的那一曲华尔兹。叶芝没能说服维特根斯坦看到“神秘玫瑰”的主要性。房间的每一处都有好戏。斯特拉文斯基站在钢琴边，他不相信艾灵顿公爵是在即兴演出。罗伯特·洛威尔把弗洛伊德逼到一角说，他—洛威尔本人—陷入烦闷时就会想象自己是阿道夫·希特勒。弗洛伊德带着险些不加掩饰笼罩的不耐烦暗昧其辞地说，希特勒可不太会花韶光想象自己是罗伯特·洛威尔。安娜·阿赫玛托娃正是她风华绝代的样子容貌，犹如迈着猫步的模特，长着失落意拳击手的鼻子，她对俊美已极的托尼·柯蒂斯发起攻势，后者的样子容貌一如他在《成功的滋味》中所扮演的西德尼·法尔科。柯蒂斯看起来被吓到了。阿赫玛托娃的朋友兼敌人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倒是欢欣不已的样子，她遇见了阿尔贝·加缪：即便是对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加缪也会不由自主地展露魅力，这种态度让娜杰日达心生疑虑，但她对加缪的不雅观点总归是赞许的。
并非所有人都来自二十世纪。有些人被约请是由于他们说过颇有先见之明的话，或至少有些预见力。海涅和瓦格纳相处得比尼采想象中好多了：谁也没有去掐对方的脖子。孟德斯鸠在塔列朗面前正努力克制着自己。这不是一场化妆派对，但“本色登场”意味着塔西佗会穿着罗马长袍，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兹则是一身修女装。十七世纪西班牙语天下的大美女胡安娜·伊内斯，长相酷似伊莎贝拉·罗塞里尼。塔西佗彷佛很为她着迷，部分缘故原由可能是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塔西佗从来不是逗乐高手，但还是跟伊内斯讲起了塞扬努斯女儿的故事：读者们在本书中也会读到这个故事。塔西佗以为这是他能想象的最恐怖的故事。但大家知道他所不知道的：在二十世纪，塞扬努斯女儿的故事将会重演上百万次。
上文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文化失落忆》的弁言，略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编辑｜李永博
校正｜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