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老狼在看完《流浪之歌》后发文说，“小河唱起《那不是我的名字》，溘然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在上个世纪末，在一个已经被拆除的河酒吧里，曾经有那些人相拥着花费了他们的韶光，然后又被各自的河流带走。他们被那些歌牵引着，回到在废墟上重修的大厦里。那些新建的大厦早晚会变为废墟，但那些放荡的笑永久被记录在歌声里。”
安娜以法国拍照师的身份初到中国时，在三里屯河酒吧结识了万晓利、小河、张玮玮、郭龙等民谣音乐人，彼此友情延续至今。2018年1月，安娜与他们再度聚首，共同举办了一场名为《安娜和她的朋友们》音乐会，“河乐队”也由此出身。
十年是个主要的韶光节点，几位音乐老友险些都离开了北京，又由于音乐剧在北京重聚。他们的对谈中，有民谣音乐人的创作思考，更有友情。
河乐队排练时。央华戏剧供图
十年
“回归、打开自己、年夜胆了一点”
十年间，河乐队成员无论在生活空间，还是创作领域，都有着不同的选择和路子轨迹，提到这十年的变革，他们有着不一样的感慨。
张玮玮：十年前我正在准备我的第一张专辑，特殊焦灼，十年后我在准备我的第二张专辑，依然焦灼。这十年变革很大，十年前我还在北京，十年后我已经搬到云南了。在北京的时候人常常是被事儿带着走，到云南后少了很多交际和饭局，有种回归的觉得。
这些年独立音乐行业内发生了一些变革，做音乐越来越倾向职业化和商业化，大家都在忙着方案和推广自己。大理这小地方的好处便是人的野心会变小，可以停下来想想自己为什么要做音乐，为什么走上这条路。这几年开始重新学习吉他和乐理，系统地看一些历史书，有空的时候写些公号。
这些事都不能折现，我也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去年我整年都没出去演出，偶尔也会有被困住的觉得，担心自己的存款余额。今年本来打算三月份出来乘风破浪，但是碰着了疫情，直到七月才来到北京排练。疫情期间我找了个老师学街舞，还找了武当山的羽士学武术，什么样的日子都可以是好日子。
郭龙：我这十年就在大理待着，业余生活基本差不多，乐队排练、练练瑜伽、跟他们踢踢毽子，以前喜好拍浮，但是这一两年也没怎么去了。玮玮喜好看历史，我喜好看科幻和科普类的，数学、根本物理学。
万晓利：我这十年变革比较大，中途搬到杭州，到现在生活了六年了。以前在北京的时候事情生活办法都不是很康健，身体也发出了旗子暗记，生理也有了变革，就想着能活动活动身体。杭州让我改变了很多，全体人都向外打开了不少。
小河：刚好是大概从2010年开始，我有了巨大的变革，那之前特殊自我，以为音乐是全部，音乐可以实现自己所有的野心，还相信自己可以通过音乐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乃至去超越自我。但是2010年我在舞台上摔下来，在床上躺了三个月……
安娜：啊？什么时候？我都不知道，严重吗？
小河：便是在一个画廊里做跟声音有关的展览，自己故意跳下去，两个脚后跟摔碎了，只能躺着。当时跟晓利住得很近，他还常常去看我。这是一个分水岭。就以为很多以前对音乐的理解都改变了，开始想为什么做音乐，音乐对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对我来说是什么，未来该当怎么做。有点像现在的疫情，韶光越长给人类自我反思的韶光就越长。
安娜：我的话，从30岁到40岁，跟大部分女孩子一样结婚、有了两个孩子，做了一个艺术学校。后来受到小河的想法启示和鼓励，开始做话剧，也年夜胆去试试上台唱歌。
友情与中年危急
“年纪大了会看到彼此的边界”
无论是在河酒吧，还是在北京、在云南，在戏院或是在livehouse，只要老友们重聚，几人便能瞬间拥有无数的快乐。这与年事无关，有关友情，和这背后随着岁月流淌生发的不一样的羁绊。
安娜初识河乐队成员期间所拍摄的照片。
郭龙：我跟玮玮是很难得、很奇怪的一段关系，在我人生中也没有见过同样的。参加的乐队基本都是一起，这也挺奇怪，有一个乐队只要找了我，后面就一定要找他，找了他迟早也要找我。实在我们的性情爱好是截然相反的，但可能跟我们认识的年纪有关系。青年时期也老会闹别扭，但是现在更知道那个东西，就会只管即便避免那种情形的涌现，各自傲重相互的空间，尽力去理解对方。特殊是两个岁数大了的男人，又是“成熟的分伙儿男团”了。但是我们在生活中一贯是亲人一样。
张玮玮：是的，我们俩很小就认识了，发展轨迹也险些重合在一起。如果我们不离开家，也有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长的友情。但由于一起离家，我们成了命运共同体，西北人出门喜好扎堆搭伙儿，共同去面对陌生的环境。我俩曾一起面对过很困难的生活，也同时加入过美好药店乐队、IZ乐队、野孩子乐队、小河和小利的个人乐队，还一起给孟京辉做了几百场的戏剧配乐。我们认识快三十年了，险些一贯在一起生活和事情，这很神奇也很宝贵。
（新京报：害怕往后各做各的事情不再互助吗？）
张玮玮：不害怕，我们现在便是各做各的事情。我们生活险些都在一起，如果事情也还是捆在一起，不闹别扭是不可能的。有时候是要主动创造间隔，轻微离得远一点。年纪大了，要看到彼此的边界，并尊重它。
郭龙：生活和事情只能选其一，现在我俩大部分事情不在一起了，但是生活离得很近，常常一起用饭，反倒特殊好。但是两者都在一起，抵牾就特殊多。我们还是住得非常近，现在家的间隔跟小时候家的间隔险些一样，阳台还是能看到对方家。
小河：对，一起到今年这么久，很难得。实在我创造，到这个岁数转头看，中年烦恼这件事彷佛并没有，但是对自己以前的作品有过质疑。之前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向内的，我只关心感兴趣的命题，我相信灵感是从天而降的，每天练琴都在等从天而降的东西，实在特殊被动。逐步我就不再喜好这种觉得。后来做了《傻瓜的情歌》，是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录的专辑。对我来说这个可能不是中年危急，而是一个创作命题，便是如何在未来方案你和音乐的关系，这是我一贯在思考的问题。
万晓利：我也没有，哈哈哈。可能有调度的状态，但是现在的状态比前些年要好。
民谣
“刻意追求诗歌化的措辞有问题”
几位创作人随着生活状态和年事的变革，其原创的民谣作品也有了变革。不少乐迷都很好奇他们对自己创作命题的改变、近些年创作环境的变革，究竟有什么见地？离开了“贫穷、故乡、孤独、荷尔蒙、态度表达”的创作真的会难以打动乐迷吗？
安娜镜头下十几年前的小河、万晓利。
张玮玮：生活状态和年纪会给创作带来影响，好比我以前喜好清淡抒怀的，现在更喜好节奏律动的。但是大命题没有变过。
郭龙：这个大命题不能单放在民谣创作上说，是有这样的征象，但是艺术创作都是这样的。很多好的作家、画家的作品都是在年轻时期最贫穷、表达欲最兴旺的时候创作出来的，这可能跟人的身体节律有关系，但我以为不绝对，有伟大的创作者打破了这一点。还是要保持敏感。很多人生活安逸之后并不是没有能力了，而是他不想说了，就以为这些事儿都见过了有什么可说的，就没有敏感和激情亲切了。伟大的创作者都是像孩子一样，一贯有敏感和激情亲切。
张玮玮：失落恋了能写出好歌结婚了就不能，穷的时候能写出好歌富了就不能，这是胡说。鲍勃·迪伦多早就有钱了，毕加索、达利过得这么好，生平创作没有任何影响。你什么样的时候都能创作，如果你不能创作只能解释你本身有问题，从表面找情由就太可笑了，是在欺骗自己。全体欧洲古典文化都是建立在贵族阶层，他们没穷过，怎么做出来的？我以为大家对这件事可能有误区。
很多时候，我会对同龄的一些音乐人感到可惜，当然也包括我自己。都四十岁了，在舞台上还是渴望回到二十多岁的自己，展示青春的样子。实在日常生活里的有些平淡的心声，比年轻时的激荡更靠近原形。你能想象鲍勃·迪伦复制自己20年前的样子吗？四十多岁是创作的正当年，一个人有了阅历、生活稳定，心态平衡、不再受荷尔蒙掌握，难道不是可以去向更辽阔的天下吗。“不穷了就不能写歌了”，这都是对青春的眷恋，有些小气。
我负责地想过这个事儿，写歌要干什么，我做民谣，民谣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说叙事是最主要的，是我喜好的表达。以是我很早就想好了，天下这么大，我能说清楚一件事就可以了。就把白银说清楚。
万晓利：我跟玮玮不太一样，我还是有不少改变的。从2015年发了《太阳看起来圆圆的》听起来是特殊内收的开始迈进向外的，包括后来的《天秤之舟》，都向外走了走。这是一个从北京到杭州之后生理的转变，对我来说我已经努力了。
小河：晓利的转变也跟家庭有关系，有那么好的嫂子和女儿，真的给了他特殊多支持。我以为我们都在变老，不同生命阶段看到的风景也不一样，我们年轻时候会以为靠自己来崇奉音乐就可以办理所有问题，但后来逐步开始以为以前不敢打仗的东西和不屑一顾打仗的东西，到了一定阶段都没有那么恐怖，乃至有一点想要去理解。以是靠近它之后便是会改变。年纪越来越大，活着轻松不紧张才是最主要的。年轻时候就以为什么清闲啊，自由最主要。
万晓利：创作环境也在变革，不管是北京还是哪儿也好，全体音乐氛围都变了。以前巡演就我们一些朋友在路上都能碰到，都是熟人在演。过了几年有些乐队就开始没听说过了，这两年就险些都不认识了。这么些年呈现了很多新的音乐人，有更多人或全职业或半职业地做自己喜好的事情。
安娜：对，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没什么音乐环境，最大型的只有每年五一的迷笛，音乐节也只有北京上海，后来才找到了小小的河酒吧。那个时候音乐人没有舞台，音乐只能在河酒吧呈现，但中国发展那么快，20年内一下子就有了特殊多的舞台。后来大的高潮便是野孩子在工体的演出，15年的韶光在同一个城市，乐队可以从河酒吧走到工体，这太不可思议了。音乐都已经成熟了，但是那时候没有市场。
郭龙：前两年盛行Hiphop，但中国没有根本，只有极少极少一部分人有天赋创作它欣赏它，大部分人便是跟风吧。野孩子涌现的时候还没有民谣这个词儿呢，没有人说民谣，都是地下乐队，这个词本身就带有误导性，它变成了城市情歌，抱把吉他唱唱爱情便是民谣了。在很多角落还是有很多好的创作者，但是这样的人每每走不到台前来。
张玮玮：民谣连接着民族的民歌和生活，近几十年的独立音乐包括摇滚乐，实在都仍旧在它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中。但近几年民谣彷佛出了些问题，我以为便是由于“民谣与诗”这四个字，它把民谣固化、美化成了一种模式。很多词作者开始刻意追求诗歌式的措辞，像写标准作业一样的凑字造句，末了驴唇不对马嘴。
前段韶光我和一个朋友聊张楚的《赵小姐》，他用那么日常的口头措辞，完全地呈现了一个普通女人的形象，你能完备感想熏染到她的心思，和隐蔽在里面的诗意。这才是民谣该做的事情，叙事是一条更长的路，民谣与诗不一定。
郭龙：我以为这与我们对诗歌的认知也有关系，《赵小姐》便是诗啊，鲍勃·迪伦的歌词也是诗，但我们现在追求的只剩下押韵了。
当年的河酒吧是许多音乐民气中的心灵安歇地。安娜 摄
音乐综艺化
“主要的是写歌那一刻的心情”
综艺《乐队的夏天》播出时，成立了二十几年的野孩子乐队仍在说希望自己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音乐综艺化”在这几位创作人眼中意味着什么？
安娜：年轻人不理解野孩子不是现在年轻人的问题，是市场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如果没有一个公司花大钱让大众听到你的音乐，就很不随意马虎自己去找到。
郭龙：音乐是一个传播媒介，你写出来便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共鸣。但是不会本末倒置，它不是创作的缘故原由。创作是为了说出心里话，有很大的平台让更多人听到是好事。名利、关注度来了就来了也不必排斥，最主要的是你写歌那一刻的心情，让更多人知道他也有一样的感想熏染，这是最有造诣感的。
张玮玮：我前几天看到一张照片，是贵州一家酒吧在巷子里的墙上放《乐队的夏天》，一群十来岁的小孩儿坐在对面的墙角看。台上的乐队在成功挫败和各类诱惑里骚动着，但有很多不雅观众跟这些并没有关系，你不知道这些孩子看到了什么，在心里种下什么样的种子。大概有一天，他们会由于那一刻而拿起吉他。
小河：是的，本日我看朋友圈有人说野孩子的征象有两拨人持不同见地，但我以为我们无论支持野孩子，还是有人以为他们不具备商业性，这两拨人都忽略了一个东西，那便是在每个时期，都有只是由于热爱音乐才去做音乐的人，他们的初衷便是“喜好”。音乐不是物品，是声音，是无形的，一段旋律流传到本日，用你的办法去演化，考虑的该当便是自己开不愉快，能不能带给别人力量和共振。
《乐队的夏天》节目播出时，张玮玮拍下郭龙在看《黄河谣》。
年轻一代
“不江湖，正直直正的”
《嫡之子》《乐队的夏天》等音乐综艺中，越来越多的年轻音乐人参与并展露出创作能力，几位前辈如何看待年轻一代的音乐人？
万晓利：这十年有很多精良的乐队涌现，他们可以很早就开始探求自己喜好的音乐和风格，而且很早就能学到很好的技巧。实际上我也是特殊看重音乐技巧和理论学习的人，但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特殊多乐器可以研讨，听得也少。
郭龙：这次参加《乐队的夏天》碰到了好多（年轻人），马赛克我们很早就认识，他们至少没有演自己，在台下也是那个样子。五条人跟我们也是很早的朋友，当时还没有很红的时候就很喜好，有这个时期很难得的诚挚朴实，我们四个还一起演出过。Mandarin的生活经历和我们完备不一样，但他们也挺真实，技能很强，年纪轻轻在电子音乐方面非常有造诣了。
张玮玮：我以为年轻的一代人彷佛更端正一些。我们这代人为了生活奔波，一身江湖气，也造就了我们的歌里带着烟火气。烟火气是更动人的，但像他们这样，正直直正的，也很好。
新京报 李妍
编辑 田偲妮 校正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