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诗坛上有一大批墨客耽于吟苦，除了众所周知的孟郊、贾岛外，曾经入仕、一度闻达的韩愈、张籍、姚合等人，也多有吟苦诗。吟苦诗这等戚戚之文究竟有何魅力，本文试从吟苦诗的内涵、风格以及功能几个方面来探究。
吟苦诗的丰富内涵
中晚唐诗坛的吟苦诗内涵颇为丰富，既有反响生理和安全须要的生活之苦，也有精神之苦。其一是吟生活之贫苦。中晚唐吟苦墨客多穷士，尤其多科举穷士墨客，出身孤寒，屡屡落第或终生未第，如雍陶“少贫”；马戴“苦家贫，为禄代耕”；任蕃“家贫吟苦”；方干“家贫”；张乔“咸通骑驴之客”；张蠙“初以家贫累下第”；周繇“家贫”；李洞“家贫”，因此诗中所吟生活之苦即是对自身境遇的真实书写。举凡怀友、赠寄、书怀、送别、感时、闲适、山水田园、唱和等各种诗，“吟苦”从未缺席。如孟郊《秋怀》诗：“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秋至老更贫，破屋无门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风入衣。”姚合有“小市柴薪贵，贫家砧杵闲”（《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五）；张籍有“老大登朝如梦里，贫穷作活似村落中”（《书怀》）等。其二是吟仕途之苦。仕途偃蹇之苦，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士最深切的痛楚。中唐往后大多数墨客皆处于穷愁困顿不得志的状况，如孟郊虽有很强的功名心，却生平沉沦下僚；李贺虽才高，但连参加科考的资格都没有。张籍年近五十还是一个小太祝：“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门。”（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苦吟墨客贾岛，为功名还俗，数度应举都连败文场，生平潦倒穷困，诗歌中充满了对人生不幸、仕途的绝望，如《叹命》诗：“三十年来命，唯藏一卦中。题诗还问易，问易蒙复蒙。本望笔墨达，今因笔墨穷。影孤别离月，衣破道路风。归去不自息，耕耘成楚农。”三是吟精神之苦。孟郊、贾岛诸人诗中满盈着怀才不遇的愤懑、忧伤，下第的苦闷，对情面冷暖的讽刺；姚合从前的武功体诗歌充满着久任远县卑职的寂寥和苦闷：“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胜。”（《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十四）“不自识疏鄙，中年住在城。过门无马迹，满宅是蝉声。”（《闲居》）李贺借诗歌宣泄心中的郁愤苦闷：“我当二十不得意，齐心专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此外还有流落流落的伤感，对社会动乱边塞不宁的批驳，对历史的反思，隐逸情怀的幻灭等精神领域的苦痛。
吟苦诗风的差异
同是吟苦，然诗风有异，大体上中晚唐诗坛的吟苦诗呈现两派：一派如张籍与姚合，以“苦”来抒写自己的闲适、疏野的性灵，呈现清雅、蕴藉的特色；另一派如孟郊、贾岛，因苦而写苦，呈现险峻峭拔、僻寒险奥之风。
张、姚一派的“吟苦”诗措辞平淡，少奇僻之语，诗风平淡简净、清雅蕴藉。写缺衣少食、居无安身之所、仕途偃蹇等“苦”，都平平道来，没有愤激之色，乃至还有闲适、清闲的感情在里面。他们以“苦”来抒写闲适疏野的性灵，虽“贫富常征战”却“道胜无戚颜”（陶渊明《咏贫士》）。如张籍有“终朝清闲贫”之语，即以一种相对淡然的态度对待穷苦的人生、生活，写其仕途之偃蹇、怀才不遇之窘涩，不直接宣泄愤懑，而是借羁旅行吟来抒写多年奔波劳苦而无所获（《羁旅行》）；借咏物——古钗，来暗喻自己如古钗一样平常不遇于时（《古钗叹》）。姚合的《武功县中作三十首》紧张便是吟咏自己安闲、淡泊、疏野的生活意见意义和生活经历，把吟苦当作一种生活逸致、品味来写，以“苦”来标榜自己的闲适、疏野。
孟、贾诸人多以锋锐凌厉的措辞，呼天抢地的悲号、质问乃至哭诉自己贫病生活中的琐细、蹇涩仕途的苦闷等，多因苦、感苦而写苦，他们的吟苦诗“词旨酸怆，几于怨矣”（《剡溪漫笔》），峭拔怒张。如孟郊诗：“饥鸟夜相啄，疮声互悲鸣。冰肠一贯刀，天杀无曲情。”（《饥雪吟》）以及《老恨》《叹命》等诗，被视为“寒虫夜号”“穷如秋露”，气匆匆词苦。贾岛愈甚，善写其贫苦生活的琐细寒俭之事，营造一副苦冷气象，如“近日营家计，绳悬一小瓢。”（《寄乔侍郎》），其《客喜》《朝饥》等诗，被评为“气韵幽寒，骨响崎嵌。”总之，吟苦诗风固有差异，然所吟都是坎坷贫苦的生活，是为广大底层苦难民众发声，也是对千百年来儒家“诗言志”的继续。
吟苦诗的功能
“吟苦”诗作为曾在中晚唐诗坛风行一时的创作风尚，与贞元、元和之后险恶的政治环境密切干系，此时的唐王朝已经积重难返，朝政败坏，文人有深重的忧患感与惶遽感，多数文士的生活状况并不快意，以是便形成了自述困境愁怀的诗风。
吟苦诗具有“安慰剂”的诗学功用。墨客以自叙苦难来消解穷苦生活、仕途偃蹇带来的生理压力，以求精神上的超越和升华，探求摆脱苦难的精神手段。对此肖占鹏师长西席曾言“韩孟诸人主见‘吟苦’因此抒写一己之穷愁不遇为宗尚，在客不雅观上使诗歌导向了较为自觉的主不雅观抒怀，强化了诗歌的抒怀功能。”（《韩孟诗派研究》）可见“吟苦”正是墨客发挥诗歌“勉”“慰”功能的详细利用。纵不雅观这期间的紧张墨客韩愈、白居易、张籍、孟郊等都有困窘之时：韩愈、白居易有被贬斥的经历，孟郊参加科举多年不第，张籍在太祝之职上十年不调。因此中晚唐墨客的吟苦诗，既是墨客对自己生命体验的摹写，也是墨客对自己的安慰、劝勉，以消解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压力。
吟苦诗也是中晚唐墨客们摆脱社会角色、立足个体生命存在体验的一种反响。人既是个体的生命存在，又是社会整体的一分子，自我个体与社会角色两种不同的体验办法旁边着作家的创作。在社会趋于稳定、社会意识形态呈高度一体化的时期，文人学士在飞黄腾达、春风得意之时多写社会角色意识占主导的应景酬唱之作，只有在仕途失落意、坎坷流落之时，才写出表现自己个体生命体验的诗作。因此初唐的宫廷御用文人多精工雕琢的应制诗，而中晚唐出身寒门的韩孟张贾诸人，多呻吟和太息自己的不幸，“吟苦”是中晚唐墨客个体生命体验的真实写照。
吟苦诗源于中晚唐墨客的“缺失落性体验”。“马斯洛讲人有五种不同层次的须要：生理须要、安全须要、爱与归属的须要、尊重须要和自我实现须要，这些须要的未能知足，都是个体的缺失落，都可能导致缺失落性体验。”（《当代生理美学》）这些不同层次的须要得不到知足，都可能导致作家产生一种缺失落性的体验，从而引发生发火家与此干系的创作希望。中国文学史上处于缺失落状态的作家、墨客不胜列举，如司马迁有“发奋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这些都力证了人生的缺失落是创作的动因。中晚唐墨客之以是纷纭吟苦，都是由于自我无法实现，乃至最基本的生理须要——吃、穿、住、行等方面都得不到知足，无法担保基本的生存，以是才对这种缺失落体验反复吟叹。
这种吟苦、穷、愁的戚戚之文是慎为还是可为呢？欧阳修从正气节操修身的角度，告诫不要作戚戚怨嗟之文，否则与庸人同流，损失了应有的崇高气节：“又常与安道言，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去世，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笔墨，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与尹师鲁第一书》）可见他对所谓的穷愁之语并不赞许。然而结合上文对中晚唐吟苦诗的功能来看，所谓的穷愁之语对缓解墨客生理压力，抚慰墨客的精神人格，消解社会生活压力等方面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浸染。因此我们可以说戚戚之文是可为的，一定程度上它可缓解各种困顿磨难带来的挫折感，帮助人们重拾信心、降服挫折。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19日 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