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音是新词产生的主要手段之一，特殊在新媒体手段的助推下，谐音词的数量进步神速，《公民日报》中也涌现过谐音词“神马(什么)”(外洋版2010年12月29日)，但对付掌握规范谐音词的呼声也一贯没有停歇过。2007年，北京市就出台了干系规定，禁止在广告中涌现如“百衣百顺、食全食美”这种谐音针言；2010年，上海高考阅卷中央组特地通过媒体向考生发出提醒，称诸如“神马、有木有”这样的谐音词不能进入高考作文，否则将会以错别字论处。
“谐音”便是“字词的声韵相同或附近”，也有人认为谐音“是利用词语的同音或近音关系引发人们遐想的一种修辞办法”。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从“音、形、义”的角度归纳过借由谐音达到双关效果的类型。通过同音或近音字来代替本字产生出新词，一样平常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因此汉字为根本的谐音词，包括普通话词语谐音词如“笔芯(比心)、鸭梨”(压力)等；方言词语谐音词如“蓝瘦(难熬痛苦)、喷鼻香菇(想哭)、灰机(飞机)”，以及“酱紫(这样子)、你造吗(你知道吗)”等；第二种因此英语为根本的谐音词，如“3Q(Thank you感激)、CU(see you再见)、粉丝(fans)、血拼(shopping)”等；第三种是利用数字谐音构成的新词，如“520(我爱你)、1314(生平一世)”等。
谐音词的构词机制根据已有的谐音成词效果来看，紧张有两种情形：一是表达“无意之义”，二是追求“故意之义”。“无意之义”的发生是由于键盘输入过程中的“误操作”或方音滋扰，以是“同学”成了“童鞋”、“妹妹”成了“美眉”，“喜好”成了“稀饭”。“故意之义”则是刻意借助同音或近音字更换语素达到改变词义的效果，因此有了“夏不为利(下不为例)”的匆匆销宣扬口号和“随心所浴(为所欲为)”的产品广告，以及像“研究僧(研究生)、程序猿(程序员)”之类的称呼。这些谐音词无论是“故意”还是“无意”的效果，都被新兴媒体放大、固化，从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这种在措辞表达上刻意“求新求异”的做法冲破了措辞符号系统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并借由笔墨这一载体，进一步模糊了措辞符号的“形式”和“意义”间的对应，造成了措辞利用的混乱征象，以是也才有了相继出台的约束谐音词泛滥的规定。
我们要看到，谐音词勃兴有一定一定性。第一，从外部条件看，在新兴传播办法的推动下，措辞工具的变革带来措辞书写办法的改变，键盘成为书写的紧张工具，使数字、字母和汉字(拼音)之间的切换变得更为便捷，从而带动了谐音构词办法的迅速发展。第二，在内部成因上，谐音词有一定的理据根本，特殊是那些追求“故意之义”的谐音词在表达效果上更精准更有效，并增加了表达的意见意义性。第三，从利用者的表达意愿上，人们也更方向于个性的彰显，乐意通过求新求变来凸显自己在措辞利用上的标新创新，谐音词正好充分知足了个体在言语输出方面的个性化追求，或戏谑，或机警，或刁滑。
所谓“去恶留好曰淘漉”(清桂馥《札朴·杂言》)，谐音词的存留实在也是一个“淘漉”过程，“恶”与“好”的差异在于是否符合措辞事实和规范。一方面从措辞传播角度看，社会大语境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根本，媒体的态度就起到了“淘漉”的主要浸染。近年来，传统媒体日益受到来自网络措辞的冲击，之间界线多有模糊，如何处理是一个两难的命题，是迎合大众的时髦口味，还是坚持规范为根本？另一方面从谐音词大量涌现的措辞事实看，应在一定限度内承认其合理性和适用性，对此措辞事情者要发挥浸染。吕叔湘、罗常培两位师长西席的不雅观点很具代表性，他们在《当代汉语规范问题》中指出：一个词的音改变了，一个词的意义扩大或缩小了，一种新的语法格式排挤旧的语法格式，这类问题时常引起新旧之间的辩论。我们该当根据措辞发展的内部规律来权衡取舍，不能一味崇尚传统，也不能无选择地欢迎统统新词语。
作者：张蕾(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
《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16日 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