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的作家基本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专业的”，他们加入各级作家协会享有某种身份和人为福利报酬。还有一种，则是系统编制之外的作家们，他们一个个更像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没有组织，也没有系统编制。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还有一个别的身份和一份养活自己事情，乃至是养活自己的写作。他们很多人的文学创作要在晚上或者周末的韶光里进行，他们生活得样貌千姿百态，若论共同点，大概只有一贯持续、默默地写作着这件事。 我们就暂且称他们为“野生作家”。
实在，无论中外，全职以写作为生都是不随意马虎的，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也都并非全职写作：美国墨客T.S.艾略特是银行的评估员，卡夫卡是公务员，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年过半百时才专职写作，此前他做过列车调度员、废纸收购员和舞台布景工，而他们的“兼职”写作身份完备无损于作品的伟大。
回到中国，当代的“野生”作家们的写作形态是若何的？他们对自己的写作和环境有着怎么样的期待和认知？他们的写作圈子又是若何的？他们是否期待全职写作？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野生”、清闲成长出来的作家，便是想以他们的生存和写作姿态还原出中国文坛的另类的、多元的又充满活气的景象。
本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野生”作家顾前的故事。
春节前，顾前在南京艺术学院门口，被一辆奔跑的电瓶车撞断了腿，骑车的人赔了他三千块钱。而他只得打上白色石膏，待在迈皋桥的家中，哪儿也去不了。在南京的雪还没化尽，小区里的积雪多得快要把门洞堵住的一天，朋友们来家里探望顾前。他们拎着几罐啤酒，顺便凑了两桌牌局：一桌在餐桌上，另一桌在客厅的茶几上，人们一边打牌，一边吸烟。
这是我到迈皋桥顾前家采访时碰着的环境。顾前说，这样的相聚是很常常的，一个星期里总有那么一两次。就像过年走亲戚一样，他们这群人从中午开始打牌，打到晚上用饭，吃完饭再连续打。由于常常混在一起，顾前、曹寇，还有另一个朋友（在西祠胡同上写作的小红），以地名自封为 “迈皋桥三杰”。
在顾前家，我见到了“迈皋桥三杰”个中的两位，一位当然是顾前，另一位是曹寇。这二位，年事相差十几岁，由于生活状态一度很相似——没有事情、没有家庭、韶光自由，混混酒局、还写写东西，以是走得挺近，有时候还一起相约着去周边的小县城旅游。
顾前的书房不大，放置着古董样子容貌、年代不明的装扮镜和琴台，这都是他的收藏之物。当然，还有一个书柜，里面的书很杂，既有《1Q84》，也有《张爱玲文集》，还有许多类型小说。我带去了他从前的两本小说，个中一本是出版于二十年前的小说集，封面是红褐色的《精力萎顿》；另一本是2017年出版的《嗨，好久不见》。顾前对前者的反应是，“这本书不值一提，里面许多句子都不通。”说话的时候，他腿上石膏套的塑料袋发出哗啦啦的声音。“脚上的白色塑料袋是做什么用的？”“白天到处走来走去，会蹭到地上，晚上还要睡觉上床的，怕脏了。”“你没有更合脚的鞋套吗?” “哪有鞋套？像我这样生活在底层的人。” 顾前的态度十离开朗，彷佛在讲别人的窘境，且这样的窘境由衷地可以被体谅。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从一家台湾公司离职之后，顾前就一贯保持自由无业的状态，如今已有二十余年。最初，他独自住在一间老屋子里，房间遍布灰尘，沙发上有一个大洞，屁股刚好可以“卡在里面”，他就一贯坐在坑里，也从没想过去补上这个洞。
对待写小说，顾前也像对待沙发上的这个洞一样——虽说这么多年来他闲在家写小说，却也从没有下过什么想要出人头地的狠劲儿，“有吃有喝，我才不写小说。”顾前说，潜台词是，这么多年若是有其他“发财”的方法，他也不见得会走到写小说这条路上。在名为顾前的豆瓣小组里，解释只有一行字——“希望顾前多写一点”。
“顾老师穷是穷的，但不是毫无根基的、农人工似的穷，而是没有包袱、自由清闲的穷。”曹寇认为，“他跟我们屌丝出身的人完备不同，他也不是想用写小说得到什么，他追求的是好玩、有趣的小说，跟网络古董、喜好下棋、打牌一样，是一种好玩。”
至于详细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玩或有趣的，顾前以为这问题没法回答，“好玩没有标准，无聊也是没有标准的，有人以为一些经典作品好，但我切实其实看不下去。”他现在一年中有几天担当南京艺术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入学口试考官，很多学生提到他们非常喜好东野圭吾，他也不以为有趣。虽然他原来也是彻夜不睡地读金庸读福尔摩斯，“只能说，好玩的标准不同”。
就在2017年，他又出版了两部小说集，一部叫做《嗨，好久不见》，另一部是《去别处》。隔了漫长的20年。很永劫光不出书，顾前什么阐明也没有，觉得出新书只是跟读者打了个“呼唤”。
精力萎顿
依旧是什么阐明也没有。顾前说，已经不记得自己第一篇小说详细写的是什么内容了，只说，第一篇彷佛叫做《大丈夫》，揭橥在《青年作家》上，但这篇对付往后的写作提及来彷佛也没有什么定调浸染，“我彷佛一贯都是这么写。”
跟顾前本人的状况可以类比的是，他从前出版过的一本小说集《精力萎顿》，里面有一系列这样的人物。他们有的是怎么也推销不出去广告的广告业务员，有的是在工厂旷工胡混电路图都不会看的电工，还有很多渴望着亲密关系，却屡次失落败的离婚男性。而顾前在描摹这些失落意者的内心活动时，反倒充满着释然的玄色诙谐感。
比如一个夜里看了球赛，第二天中午才起床的人，对自己的虚度光阴，有这么一段生理独白，“我个人的意见是，足球，包括所有的体育活动在内，从根本上来说完备是瞎胡闹，其意义仅仅在于，把人类多余的精力给花费掉。试想像泰森那样的人，如果不打拳，他会去干什么呢？”
再比如一个良久没有事情的人遇上了溘然发达的熟人，揣度着对方究竟若何才会在奇迹上“帮带”自己，“说实话，我对做生意一无履历，二无兴趣，但如今我既然已沉沦腐化到这步田地，就再也没有挑三拣四的权利了，只要有人给我大把钞票，纵然让我去当个董事长或总裁什么的，我也要硬着头皮干了。”
为什么顾前总要写未遂的志愿以及失落意的人生？ 一些评论者喜好将这样的小说风格评价为——对付身边“灰色人群”，日常生活、小人物的命运的情有独钟。而顾前说， “这是由于我打仗的基本都是这样的人，马云我也不认识。这只能阐明为，不堪利的人更吸引我，我只能和不堪利的人一起玩，成功的人不会跟我这样的人一起玩。像我这样的人，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挣的钱只够用饭，事情也都是最普通的，也没有什么管理、当官的事情，只是坚持生活而已。”他的一个编辑朋友李黎以为，这个书名险些是个“谶语”，顾前写完了之后，就真的精力萎顿了二十年。
在工厂
上世纪八十年代，顾前在南京的无线电元件厂里做电工，那时候，电工是很好的工种，全厂一千多人只有几个人才能成为电工。这个活计，一是受人尊重，二是特殊“好混”。集体工厂大锅饭好吃，做多做少一个样，做电工就更是如此，顾前回顾中的电工形象便是，“整天扎个皮带，背着一包工具，东晃西晃哪好玩往哪去”。他自己更是如此，从来不研究业务，总是躲在某个地方打牌、睡觉——他的小说里还涌现过身为电工的“我”往柴油桶里撒尿引起生产事件的桥段。
混了几年，顾前连电路图都不会看，换机床上的保险丝，他会忘却把保险丝上的瓷帽子戴上，用手抓着保险丝直接往上拧，有两次极为惊险地、被380V的电压电得直接跳起来。说这话的时候，曹寇刚好进到书房里，“他是这么换电灯泡的”，曹寇一边假装拧电灯泡一边转了一个整圈，如此嘲笑道，看起来对顾前的电工生涯十分理解。
为了玩，顾前常常向工厂里“请病假”。有时候“病假”韶光太长了，请病假就变成了“泡病假”。他把朋友的肝炎血液报告假造本钱身的，从单位批下来了几个月的假期，这几个月里，他随着养蜂人去山里养蜜蜂了。
他养蜜蜂不是为了挣钱——事实上一分钱不挣，只是以为在深山老林里很好，“我当时想，山里多好玩啊，多安静，养蜜蜂多有趣啊。听说我要去，养蜂人挺高兴的，白干活不拿钱嘛。”顾前在山里跟养蜂人住在一起。白天要给养蜂人煮饭，没别的饭菜，只有黄豆加酱油，实在想吃蔬菜了，就用蜂蜜跟田舍人以物易物换点儿；晚上睡在帐篷里，这帐篷是用一根竹竿搭在两棵树上，上面再搭一块帆布构成的。睡在这样的帐篷里，头可以摆在表面，还可以看看星星。养蜜蜂久了，他常常被蜜蜂蜇伤，蜂毒又引起各种风疹过敏，最厉害的时候，头和身子都肿了起来。
但对怎么采蜂蜜，他讲得就比做电工活细致多了。“蜜蜂把蜜采回来就放在那个蜂房里，蜜在里面怎么把它取出来呢？你要把蜂框拿出来。有一个摇蜜桶，你把蜂框卡在里面、卡满。表面有一个把手，一摇里面就在转，利用离心力就可以把蜂巢里面的蜜甩出来了。等摇蜜桶里面的蜜多了，再把蜜倒到塑料桶里。”
追着花期的时候最忙。养蜂人听说滁州槐花开了，又没有雨，就要搬家了，他卖力去找人拼车，顾前就在家里钉蜂箱。“蜂是一筐一筐的，卡车上、火车上一碰撞蜜蜂会撞去世的，以是我要拿小木头塞子钉在每个蜂筐之间。那么多蜂箱，要逐步钉。”养蜂人找了其余一个养蜂的老头拼了一辆卡车，老头和养蜂人坐在车前头，顾前跟老头的两个女儿就待在车背面，为了不被车甩出去，他们三个一起被高高地绑在蜂箱上面。
后来，集体工厂愈发不景气，混日子也逐渐到头了——工厂在偏远的地方成立了一个分厂，要分配一部分工人去屯子上班，顾前由于整日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当然也在发配的行伍之中。他实在受不了这么偏远的环境，索性辞了职。
多年后，当顾前再见到那些工友时，他们都已经被遣散了，有的在自行车棚里看自行车，有的在卖报纸。昔日工友现在在卖报纸的场景，可能给了他不小的冲击，在小说《酷热的岛屿》里，“我”的“好友”许亮也是卖上了报纸。
去别处
我问顾前90年代去海南的环境，是不是和《我爱我家》里贾志新去海南一样平常，他说，“我比他还要早几年。”事实上，他跟贾志新去海南的过程都是大同小异的，听某个朋友说在海南可以发财，也不管是不是真实，就匆忙去投奔了——顾前的朋友是分配到海南当公务员的南大毕业生。
《酷热的岛屿》便是写这里的生活的。故事的开头说，“我不知道许亮为什么滞留在这个酷热的岛屿上，这里就像桑拿浴室中那块烧红的石头，无边的海浪哗哗地泼上去，蒸腾出永无休止的热气。”
到了海口，顾前才创造海口的混乱超乎他的想象，行车道是不分正反的，找事情也不随意马虎。本来，他首选的事情是文员秘书类的文职，由于这样的事情“体面，不卖力气”，至少比当搬运工省力气。“我不是以为自己有什么写作才能，写字谁都会写，我会写字。”顾前说。
他逐日在海口公园的张贴栏里征采，当时的张贴栏里贴着许多招聘广告，找工的人之间有一个不言自明的规矩——看到中意的岗位就撕掉或者用笔划掉，免得别人过来抢。然而一每天过去，他还是找不到得当的事情，他将之归结为性别的缘故原由，“我看人家写的都是要容貌端正、多少多少岁数的姑娘，哪里是招秘书，就跟招情人差不多。”
走投无路下，顾前只能放弃最初的打算，干起了别的活，他接手的第一份事情是到舞厅打灯光，须要让灯光随着歌手走来走去”，接着他又做起了音像市场管理员，还是跟舞厅干系的，只不过从“跟班”升级成了“管理者”，事情内容便是去各个歌舞厅检讨有没有黄色录像。音像市场管理员听起来像公务员，但实在不是，也便是在混乱市场里成长出来的一种临时工。顾前对付自身上门检讨黄色录像的资格，并不确信，“这当然不是扫黄打非，我们自己都是盲流，还打什么？我这样的人都能当，可见乱到什么程度。”
他还为一份杂志拉过广告。比起音像市场管理员，这个事情更加不正式，不仅没有底薪，连正式的条约都没有。如果“幸运”地拉到了广告，便能有25%的提成，可问题是无资源、无人脉，怎么能拉到广告？开始的时候，他要拜访客户全靠步辇儿，连二手自行车都买不起，他至今仍旧记得“海口的大热天”。还没有事情证，只带着一摞杂志的宣扬资料，推销的言语每每陷入空口口语之中，“我们这杂志是做什么什么的，你们要不要来做广告？”对方见到这样的“无名之辈”，有的直接将资料甩在地上转身就走。
如此往来来往碰钉子，收入当然也是很少的。“多永劫光不记得了，只记得有很长一段只挣了250块钱。”后来，顾前跟“前辈”磋商，倒也摸索出来了一套履历，知道上门拜访之前，该当打电话自我介绍，“至少问清总经理姓什么，要找哪个总，再约韶光见面，这样显得更有身份，成功率也更高。”
不管怎么说，这段拉广告的经历算是印在他的脑海里了，他的小说里有时会涌现一个拉广告期间的“朋友”，而“我”反倒向“朋友”传授起了广告功夫，“首先你要充满自傲，你要想到那些所谓的厂长经理们不过是大草包，他们的威风都是靠高档办公室、女秘书、真皮沙发撑起来的；其次你要把稳不雅观察，比如你创造一个总经理是个华而不实、好大喜功的家伙，你就说看得出来他是个有魄力的改革者，第三你要有软磨硬泡的功夫，只要对方没把门彻底关去世，你就一次次地找，一遍各处盯，把他缠得没了办法，可能也会成功……”
除了检讨黄色录像，给杂志拉广告，顾前还在灯光夜市里的地摊上卖过来历不明的二手衣裳，从材质、价格、格局综合看来，他推断可能是“从外国去世人身上扒下来的”。最得心应手的事情还是做编辑，他曾在在别人的委托下给一份财经杂志做编外的编辑，事情的过程相称轻松。他说，纵然专业的内容，他看几遍稿子也就弄明白了。“还有什么比编辑的事情更随意马虎吗？太随意马虎了。”顾前自问自答道。
但更多时候，他在海南是没有事情的，他倒也不以为心慌，由于那时没事做的人多得是。他们都是听说了海南发财机会多，前来撞大运却毫无收成的人，有时也在一起互换履历，有的人混不下去就回去了。他也是这样，末了还是回到了南京。
小说可是要费点事的，写多了写不动
顾前回到南京后，还做过几份事情。他给老板当“秘书”，这个“秘书”是专门给老板送碟片的秘书，老板特殊喜好看录像带，他就卖力上午跑到录像点去选录像带，再把老板头天看剩下的，拿了还给录像店，唯一要记住的便是老板喜好文艺片，获过奥斯卡那种，不要枪战片。一通儿跑完了，他回来就到公司喝茶、抽着烟“东晃西晃”。
最传奇的一段事情经历是，顾前还在传销公司里编过内刊（在传销尚且不算违法的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正是传销公司发展壮大的期间，每个城市都有许多传销商，还有许多人是退休后来传销公司兼职，顾前编的内刊要在内部流利，鼓励民气。他认为这个做编辑的事情，是很满意的，既省心钱也多，内刊编的还很俊秀，要不是后来换了个老板，为件小事把他批评的不高兴，他也不会就这么回家了。
从传销公司辞职往后，他再也没有事情过。他自己也不清楚，回家待着的结果究竟是自己选的，还是别人逼迫的。“我一辈子干的都是大略的活儿。”顾前回顾半生，这样说。
纵然是在家待着，他也没有憋着大劲儿写小说，小说产出得很少很少。在小说《困境》里有这么一段话，写出了他在家写作的焦虑，“刚辞职那会儿，我以为我会文思泉涌，起初也确有那么一股子泉涌的味道……接下来就逐渐地弗成了。我仿佛患上了严重的便秘，常常为一句话、一个词，乃至一个字而绞尽脑汁……但我依旧在电脑前苦熬”。
没了事情往后，写作成了他收入的唯一来源，“九十年代，一篇小说稿费几十块钱，也能请人上饭店吃顿饭。”可是，顾前说，小说不能老写，写多了，也是写不动的。“比较扛大包，写作是不费力的，但比较打牌，写作就费力气了。费力跟不费力是相对而言的。我有吃有喝，为什么要写小说呢？”
为了挣钱吃喝，怎么办呢？顾前就给报纸写点千把字的小文章。他有一个名单，上面列着各家报纸编辑的联系办法，有的写好了就可以一起投，那时候各地信息不联网，就算同时揭橥了，彼此也不知道。纸媒景气的时候，有的报纸稿费给的还挺大方的，有的一篇就给好几百块。“深圳的报纸很大方，有的就弗成了，只有一百。”顾前对稿费记得很清楚。
“小文章的好处是，可以什么事都没有坐那儿硬编，花一小时、两小时就能写一篇。小说可不是，小说可是要费点事，你总要构思一个像模像样的故事，不能瞎编胡扯。不像他们（指他的朋友们），我没什么才能。但这个也不能写太多了，写得多，要吐的。”
而曹寇以为，顾前写得少，这与他的写作办法有关。“由于他的小说更多地来源于履历，包括自身的以及朋友的，他不是学者型的，也不是野心勃勃型的，以是他只能写自己知道的，只能写自己以为有趣的。但他自己所经历的是有限的，朋友圈所能供应的素材也是有限的。”曹寇说，“韩东的一件事，顾老师就变成小说了，可能主人公名字就叫韩西。”在顾前自己看来，自己的小说里面的事情和人物都是“虚构、或者胡扯出来的”，但个中的生理和情绪都是最熟习的， 就比如《打牌》那篇，“我打了多少年牌嘛。你要叫我写打毛线，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毫无这方面的履历嘛。“
顾前尤其喜好讲不知道，不关心，他说不关心的事情提及来切实其实没完没了，“我不关心时尚，潮流，科技进步。什么男女明星谁跟谁好了，谁生了孩子，什么哪部电影火了，哪个歌星复出了等等，我尤其不关心。”实在不仅如此，他是最近才刚刚用上了微信，回答邮件须要夫人的帮助。
就像苏童在顾前第一本小说集的序中所写，“在他的身上文学的希望并不比别的希望更加强烈，因此所有的希望被等量齐观，哪个也不让它拥有特权。”
现在，顾前和曹寇常常玩到一起。熟年冬天夜里，他溘然找曹寇去紫金山上看梅花。他们背了几罐啤酒，准备赏花饮酒，没想要饮酒时却觉得冷得要命。曹寇说，“古人这么玩的时候，是有一个仆人挑着有火炉的担子。”顾前说，“那太好了，你下次就挑着担子来吧。”
除了夜里去紫金山上看梅花，他俩还会相约着去周围的小县城转转。他们不开车，搭汽车去，短则三五天，长则十天，两个人一样平常住小旅社的标间。“常州金坛有家状元户，院子里有乾隆年间的牡丹花，我们专门慕名去看过。”比起名山大川，两个人更喜好游历各种小地方。
顾老师特殊喜好看别人是怎么过的，曹寇说。“各地人过日子是不一样的，人家是用什么家具，妇女怎么长的，小孩怎么长的，办丧事怎么着，都是不一样的。”曹寇记得，2017年年底他俩在浙江临安，恰好去到的一个村落庄里正在办丧事，人家家中大开流水席，两人就站在一边看着，“我觉得顾老师就想坐进去吃一吃，只是人家是办丧事，就算了。”
不巧，这次“车祸”顾前把腿撞了，也扰了他们的出行操持，本来说好过完年两个人再去皖南的小县城转一转，一贯转到池州的九西岳——如今，这个操持就延后了。
同题问答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国外作家是谁？
顾前：我喜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去世屋手记》，喜好写《傻瓜吉姆佩尔》的辛格，喜好高尔基，契科夫、卡佛。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海内作家都有谁？
顾前：中国作家多了。鲁迅、张爱玲、沈从文，老舍、郁达夫等等。
界面文化：你的社交圈里是否有许多作家朋友，或者是否认为写作该当进入某个圈子？
顾前：我以为圈子这个该当顺其自然，不是什么必要条件。有的人没有这个圈子，也写得很好，有的人有圈子，写得也可能很差。
界面文化：你写作的习气是什么？是否会在固定时间写作？
顾前：没有什么习气，便是闲来无事写写。写得多或者少不叫习气，写得少是由于
界面文化：除了写作和阅读，你还有什么爱好？
顾前：我实在看的更多的是杂书，各种宗教书，我喜好看南怀瑾、奥修、克里希那穆提，《读者文摘》我也很喜好看。还有一些古书，像是《三言两拍》《儒林外史》，反正不只是文学书。还喜好看围棋棋谱，研究研究人家为什么走这步；我还在网上看围棋实况转播，阿尔法狗降服李世石的我都看了。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影视和文学的关系？
顾前：我电影和电视都看得特殊少，无法回答。就算看电视我都看《青铜兵团》《我从汉朝来》这样的记录片，不看故事片。
界面文化：我们评论辩论一部小说，会说到措辞、构造、节奏、故事等等，对你来说，你最在意小说的哪个环节或部分？
顾前：措辞和故事，措辞不能晦涩，故事不能太无趣。比方说，如果读到写一只猫，一只狗的故事，我就毫无兴趣。我想看动物，我就直接去看《动物天下》，电视台里的《动物天下》我就没有没看过的，现在险些都是在重复看。我不认为存在着一个评判作品好坏的公共标准。这当然不是说文学青年写个笔墨不通的东西去跟托尔斯泰比，而是说当一个作品达到一个基本的水准往后，那就看个人喜好了。我很喜好辛格，这便是我个人喜好。那个人特殊喜好博尔赫斯，那是他个人喜好。我们俩可能并分歧一，但不能说谁对谁错。
界面文化：写作的时候你会想着读者吗？
顾前：从来没想过，我考虑读者干什么？我不知道谁写作的时候会想到读者。
界面文化：作家是否要关注政治和公共性话题？并且有责任将这种关注反响到作品里？
顾前：我个人不关注，也不认为有责任将这种关注反响到作品里。像你刚才说的，既然我们的生活天然就离不开政治，那还要我关心干什么，甩都甩不掉呢，是吧。我不关心政治，毫无兴趣。我关心什么？我关心能安定悄悄地活到老，无病无灾地活下去。我关心基本生活，对人类命运没啥兴趣。
界面文化：你以为未来小说读者是更多还是更少？
顾前：这个问题我丝毫也不关心。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作家与评论家该当保持间隔？
顾前：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也不主要。
顾前：生于1958年，长于北京军队大院，现居南京迈皋桥附近，牌友、醉汉、作家，以前做过广告推销员、养蜂伙计和工厂电工（不会看电路图），著有《精力萎顿》《嗨，好久不见》《去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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