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分钟前，他从京港澳高速旁走过，下意识地往桥洞里一瞥，隐约瞥见一个躺在凉席上的身影，“大概率是流浪者”。
对流浪者而言，桥洞是适宜的寓所，尤其在夏天。这里有足够宽阔的园地、随汽车呼啸而过的风和大片的阴凉，雨水和阳光都打不到他们身上。
在深圳这座聚拢着1300多万人口的城市，流浪者常常被人忽略。深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深圳三家救助站共救助了30322名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职员，为他们供应食品和住所、联系支属。
但根据易雄的履历，乐意向救助站乞助的流浪者只占小部分，“都不想失落去自由”。然而得到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居无定所、风餐露宿。
29年来，已有将近600名流浪者在易雄的帮助下与家人团圆。他相信，回家，才是他们更好的归宿。
流浪者不回家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桥洞里的男人依旧不发一语。
易雄蹲下身，凑过去套近乎：“小兄弟你干嘛睡在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你是没钱还是没身份证？”“快中午了，要不要吃点东西？”男人只是眯眯眼，翻过身连续睡。
易雄取出手机，对着他偷偷拍了一张照片，又录起了视频。男人看着年轻，长了一张圆脸，颧骨很高，头发像刚剪过，衬衫和长裤都有些脱色、磨破了边，阁下摆了双崭新的蓝拖鞋。除了一床沾有土屑和杂草的凉席外，没有其他行李。
这些迹象表明，男人流浪的韶光或许不长，有可能只是刚刚失落去事情、找不到生活来源，或是被人骗了、遗失落了钱和身份证。“你是不是被黑中介骗来的？进了黑厂？”
“黑厂是有”，男人终于开了口，带着浓厚的两广口音。男人见告易雄，他念到小学六年级就辍学了，七年前和叔叔来深圳打工，后来叔叔生病回了老家，自己又被骗进黑厂，跑出来找不到好事情，手机也丢了，身上只有身份证和100多块现金。
易雄看了看他的身份证，姓谭，1992年生，是广西合浦县人。易雄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不再回答。易雄只好拍下他的身份证照片，答应帮他找一份靠谱的事情，起成分开。
深圳是一座“由外地人撑起来的城市”，常住人口超过1300万，有800多万外地人，他们在这里探求梦想与金钱，一年为这座城市贡献超过2万亿元的生产总值。
流浪者也是深圳的一部分。只管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存在可能并不“体面”。但五年前，深圳市城管局卖力人曾公开表示“不会禁止和驱赶真正有困难的流浪乞讨职员”。
按照《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职员救助管理办法》规定，救助站的救助工具指“因自身无力办理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屯子五保养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职员。但，救助站只对流浪职员进行临时性社会救助，期限一样平常不超过１０天。
在易雄打仗过的近千名流浪者中，小谭是最常见的一类人：年纪轻轻，从五湖四海来，进入工厂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又由于各种各样的缘故原由丧失落事情，或是丧失落钱包、手机或身份证，与家人不再联结，从此流落街头。
2016年，易雄制作了一张“站外救助登记表”，帮那些不愿去救助站的流浪者登记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等信息。所有流浪者中，来深圳务工的中青年男性占了大半，多数来自广西、湖南、四川等省份。
而在救助缘故原由这一栏，务工不着、被盗被抢被骗的情形最为普遍。“很多流浪者实在想回家，又不好意思和家人联系，由于他是出来挣钱的，没挣到钱回去没有面子，只好一天混一天。”
比如杨宇（化名），广西人，80后。2015年，他来到深圳，开始做日结工，在松岗租500块一个月的群居房。在此之前，他做过搬运、挖树、修轮胎。
但后来，杨宇不愿每天事情，钱不足花，带着一条流浪狗搬到了松安路旁的高速桥底。今年春节，杨宇回过一次家，他创造老家的田地都已荒废，村落庄里也没剩多少年轻人，过完年便回到了深圳。“没事可做，在这捡废品都比在家强”。
运气好的时候，杨宇一天能捡到二三十块的废品，足够在路边买两份一荤一素的快餐。而在去年，深圳市和颜悦色均年收入超过5万元，相称于他捡四五年的废品。
杨宇和收留的流浪狗一起，住在松岗的一处高架桥底。新京报周小琪 摄
回不了家的还有精神非常的流浪者。易雄见过，原来能正常沟通的人，会溘然开始追车、爬树；喜好睡在树荫下的中年女人，心情不好时见人就吐口水，易雄与她打交道多年，只知道她老家在黑龙江；正在翻找垃圾桶的男孩，对前来搭讪的易雄破口大骂，又取出了三把匕首，易雄只好报了警，“碰到这种情形，我们一样平常是先报警，再打120，如果确认流浪者有精神非常，就会被送到康宁医院治疗”。
深圳市康宁医院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8年，深圳市康宁医院共救治了12142名流浪乞讨精神病人。
“看到流浪者，心里就不舒畅”
29年前，17岁的易雄刚念完初中，也是铺盖一卷，南下加入务工大军。刚到深圳时，他在工地上拉砖、打水泥浆，一天能挣十块钱。那时，他住在水泥隔板搭的工棚里，天花板是用油纸铺的，半夜雨点大颗大颗地砸下来，吵得人睡不着。
如今，易雄不再年轻，皮肤晒得黝黑，添了白发和皱纹，爱穿长袖和西裤，出门背橄榄色斜挎包、骑银色自行车。
他的事情是在家附近当保洁员，天蒙蒙亮就起床，在城市尚未清醒时扫地、倒垃圾，剩下的韶光都用来当义工、探求流浪者。
2010年，易雄加入了深圳市义工联合会，他是最积极主动的人之一，一周至少有五天都在干活儿。为了更好地帮助流浪者，还专门自学考取了社工证。后来，他还成立了专门帮助流浪者回家的义工团队“爱心飞行”，和宝安区救助管理站互助，在深圳发展了近百名成员，有打工仔、小摊主和公司高管。
妻子带着儿子回东北老家上中学后，易雄独自租住在沙坣新村落的一栋握手楼里，每月房租2000元。家门口贴着几百张易雄与受助流浪者的合影，客厅四面墙挂满了锦旗，涌现最多的字眼是“大爱无疆”，靠墙堆着整箱整箱的矿泉水、八宝粥和自热米饭。
易雄住的出租屋里，挂满了流浪者家属送的锦旗。新京报周小琪 摄
“由于我知道流浪的苦，也受人帮助过，以是我想要反过来去帮助人家”，易雄说。在他7岁那年也有过一段流浪的经历，他独自乘大巴去乡下外婆家，路上颠簸五六个小时，迷迷糊糊下了车，才创造坐反了方向，只能漫无目的地到处走，睡在桥洞和马路边，吃路人施舍的馒头。
直到遇见一位30岁旁边的姨妈，把他带回家，帮他沐浴、下面条。易雄见告姨妈，自己家在武冈古城，她便写了纸条给跑邵阳的客车司机，托他贴在城门口。几天过去，易雄的父亲见到寻人缘由，来把他接回了家。
从那往后，易雄开始格外关注流浪者这一群体，只要碰到流浪者，就会主动去给他买水、买饭。
1993年，一个下雨天，易雄从工地出来，在公园碰到一个流浪者，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瘫坐在地上。流浪者是湖北人，打工碰着黑中介，身份证和钱都被骗走了，好几天没用饭。易雄帮湖北人打通了老家派出所的电话，供应了湖北人姓名、住址，几个小时后，派出所就找到了他的家人。
这次有时的经历让易雄创造，原来帮助流浪者寻亲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便是多问一句话、多打一个电话的事”。从那时起，他零零散散又帮过几名流浪者回家。“看到那些人睡在表面，我心里就很不舒畅，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现在社会好了，还有这么多人在过着和我以前同样的生活？”
每当碰到声称不愿回家的流浪者，易雄会想办法问出他的家庭信息，再联系家属详细理解情形。“谁乐意每天在表面风吹日晒、靠拾荒为生呢？”易雄说。
“有的是碍于面子，有的是跟家里人闹过抵牾，还有一些分外情形，比如流浪者家中已经没有亲人、精神非常等等”。事实上，大多数流浪者在易雄的疏导下，终极都跟亲人回了老家。
碰上实在不愿回家的，易雄也会想办法在本地给他找一份事情。前两年，一个河北流浪者的亲人被易雄找到，但来深圳待了三四天都没能说服流浪者回家。后来，易雄帮他找到了一份在工地扼守屋子的事情。
一次弗成，就再来一次
探求流浪者的最佳时段是上午。深圳的夏日漫长而闷热，时时伴有突如其来的暴雨，以是流浪者常在白天睡觉，到了傍晚，太阳沉下去往后，再开始“活动”，直至天光。
出门前，易雄和义工们会准备好水和食品，用来剪头发和指甲的剪刀，一张义工证、一叠宝安区救助管理站做事卡和“站外救助登记表”，“两天就能填满二三十张”。如果有义工开车来，还会在后备厢捎上几床蚊帐。
获取个人信息是帮流浪者回家最关键的一环。见到流浪者，易雄首先会拍照片、视频，跟对方称兄道弟，用酷热的景象拉近间隔，把水和食品拿出来，再开始和流浪者谈天、理解信息、讯问是否乐意向救助站乞助。
但事实上，很多流浪者都不会答理易雄，唯一的办法便是耗韶光。一个小时弗成，就两个小时；一次弗成，就再来一次。在这期间，易雄会不断向流浪者提问：碰到了什么困难？是否有身份证、钱包和手机？想不想回家或者找事情……直到流浪者终极对他卸下防备。
有时，喷鼻香烟也能撬开流浪者的嘴。一位流浪18年的中年男人见到易雄，不说别的，只向他要烟。易雄从烟盒里抽出一支，没递出去，说，“给你一支烟，你要写一个字，把名字和家庭住址都写出来。”
为了方便聋哑人，易雄还专门在手机里装了一个查询行政区划的软件，能精确到街道、村落，勾引他们勾选。碰上不能说话也不认字的流浪者，易雄只能带他们回自己家沐浴、剪头发，再带到派出所做人脸识别，明确身份。
“从2018年1月起，我们开始和派出所对接，采取人脸识别技能”，宝安区救助管理站副站长郭东抒说，只要受助者拍过身份证照，就能进行比对，识别出受助者的身份信息。DNA匹配也是寻亲手段之一，但成功率不高，只有当受助者的支属也在DNA库中留过样时，才有可能进行匹配。
每年，宝安区救助站会救助3000多名流浪者，绝大多数都能与家人团圆。新京报周小琪 摄
大多数时候，易雄拿到流浪者的个人信息后，会直接拨打当地派出所或村落委会的电话，请民警、村落干部上门去找流浪者的家人。易雄的手机里有将近800个义工微信群，覆盖了全国各个省、地区。他会把流浪者的家庭信息发在对应的群里，再由当地的义工来对接。偶尔，他也会向一些寻亲公益组织乞助。
在易雄与流浪者互换的同时，会有其他义工在阁下做视频直播，广西人辉哥是个中一员。在直播平台上，辉哥有40万粉丝，每次直播都能吸引几百名不雅观众。去年，在辉哥的一场直播中，一位睡在公园草地、由于精神障碍无法正常沟通的女孩被老乡认了出来，第二天家人就把她接回了家。
“尴尬和沉默都是正常的”
找到流浪者小谭确当天下午，易雄就联系上了他老家的村落支书，并且找到了他的家人。
在寻亲过程中，易雄最害怕的是被家属疑惑身份。两年前，易雄帮助一位广西南宁的大学生找到了家人，大学生的哥哥到了深圳，却不肯上义工的车，“非说我们是骗子”。
易雄提出，让哥哥去派出所先报警，让民警来见证，还是被谢绝。末了，在大学生工友的陪同下，哥哥终于上了车，一见到桥洞底下的大学生，扑过去“哇”地哭了起来。
6月16日晚，易雄和一位陕西汉中流浪者的姐姐约好在松岗见面，等了快一个小时，不见人影，“说在和朋友用饭”。到了十点，姐姐才见告易雄，她人还在汉中，以前被传销团伙骗过，以为他们也是骗子。第二天深夜，姐姐搭火车到了深圳，直接托朋友带走了弟弟。
“有的家属便是有这种心态，当心心很高，被骗怕了”，易雄说，只管他会向对方出示证件、流浪者的最新照片和视频，乃至让民警、村落干部出面，仍有可能得不到信赖。
幸运的是，小谭的堂哥没有多作疑惑，连夜赶来深圳。6月18日清晨，易雄和义工们套上了赤色的义工马甲，守在高架桥边，辉哥开始给粉丝直播“团圆”的场面。
易雄从来不会提前见告流浪者，他们的亲人要来，怕他们以为没面子跑掉。事实上，险些所有为“团圆”付出的努力都是背着流浪者进行的。
和小谭一样，堂哥身材瘦削，也是圆脸，他透露了更多关于小谭家庭的细节。在小谭尚未懂事时，父亲已因病去世，母亲患上间歇性精神病后再醮了，家里还有个亲妹妹，已经结婚、生了三个小孩。而小谭一贯都是腼腆内向的男孩，连堂哥呼唤他上家里用饭，也会不好意思地跑开。七年前，小谭离家打工往后，他们再无联系。
兄弟相逢的场面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堂哥见到小谭时，他刚刚睡醒，正躺在凉席上发呆。四目相对，小谭眼中闪过惊异的神采，尴尬地把右手枕到了脑后。沉默了一下子，堂哥用家乡话问，“跟我回家吧？”“不回”，小谭答得很快。
原来在远处不雅观望的易雄走过去，蹲在凉席的另一边，开始劝：“你不愿意回家是有什么心结？现在堂哥来了，开了通宵的车凌驾来，解释他还疼你，有什么怨就跟他讲嘛。就算不愿意回老家，我之后可以帮你去找事情，我有朋友在工厂，可以先容你过去，一个月也能挣几千块。但你要先跟堂哥去吃个饭，他大老远跑过来，你要替他想一想。这么多年没见面，你们可以好好聊聊家里的情形。昨天我也跟你们村落布告打了电话，他说村落里开始分田分地了，你们家现在没有能说得上话的人，你得回去署名才行。”
听到“分田分地”，沉默的小谭犹豫了几秒，坐了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说了两个字：“走吧”，随着堂哥上了车。当天，小谭和堂哥回到了广西，堂哥答应小谭，会给他买一部智好手机，再帮他在北海找一份工。
易雄和小谭堂哥互换小谭回家后的把稳事变。新京报周小琪 摄
“尴尬和沉默都是正常的”，在易雄匆匆成的600多次团圆中，很多相认的瞬间都是如此。面对多年未见、音容已改的亲人，每每很难开口说出第一句话。韶光和间隔在亲人之间撕扯出的巨大缝隙，只能逐步弥合。
流浪者回家往后，易雄会长期和家属、当地的村落干部或义工联系，让他们给发流浪者的照片、视频，理解流浪者在家生活的情形。根据易雄回访的结果，十分之九的流浪者回家后都不会再出来，在老家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回归正常的生活。
流浪者“睡神”不幸地成为了那十分之一。易雄和辉哥在松岗琥珀市场阁下的高架桥底找到他时，他不说话，也不认字。他们带他去理发，给他买蓝色的运动衫、剪脚趾甲，偶尔还会带他下馆子，“像朋友一样相处”。
今年4月，通过人脸识别，找到了“睡神”的家人，父亲来带走了他。2个月后，当地义工见告易雄，“睡神”的父母把他赶出了家门，每天睡在公园里的大樟树下。
易雄和辉哥开始后悔把“睡神”送回了家，“至少在这里还有口饭吃”。
“自卑是他们最普遍的生理问题”
现在，易雄是深圳义工圈的有名人物。每救助一名流浪者，团队都会制作一张大略的蓝底电子海报来宣扬，海报两边的空隙印着宣扬语“你给我一个信赖，我还你一个团圆”，底部是易雄的电话。
于是，易雄的手机总是响个一直。最常接到的是自称为流浪者的乞助电话，问他要钱，这类诉求他从不理会。也有失落踪人口家属找他，易雄会仔细问好失落踪者的个人信息，尤其是末了涌现的地方，逐一记录下来，再转给团队其他成员一起帮忙找。
易雄出门探求流浪者时骑的自行车。新京报周小琪 摄
帮流浪者回家能给易雄带来充分的知足感，29年来，有将近600名流浪者在他的帮助下与家人团圆。
但也有许多事让他无能为力。那位爱吸烟的老头很少说话，易雄曾用几根烟换来了他写的人名和地址。找到地址，创造不是他家，写的人名另有其人，村落里根本没人听过这个老头。
还有更多的老人，由于年纪太大、在外流浪的韶光太久，脸庞、乡音都已改变，即便带到派出所做人脸识别，也无法精准匹配出他们的个人信息。
最让易雄遗憾的是，流浪者家属对亲人的淡漠。来自陕西的一个流浪者，有精神非常，和成群的蚂蚁住在一起。他曾被上海、西安两地救助站救助，送回老家后又跑了出来，易雄辗转联系上他的家人后，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放弃他了”。
面对这些回不了家、失落去劳动能力的人，易雄只能只管即便多抽韶光带着食品、生活用品去探望他们。每个月，易雄都会往救助站讨物资，事情职员会提前帮他备好15箱矿泉水、10箱八宝粥和3箱自热盒饭。
平时，救助站还会请专业的社工老师来对义工们进行培训，教他们如何与流浪者打交道、给流浪者更多心灵的关怀和开导。
打仗过许多流浪者往后，易雄创造，自卑是他们最普遍的生理问题。社工见告他，该当先带他们去沐浴、换衣服、剪头发和指甲，从外表开始改变，再鼓励他们从工厂的日结工干起，逐步回归社会。
“流浪者不像普通人，会牢牢扎根于某个地方，他们只在城市的某个角落短暂逗留，然后四处游荡”，易雄说。帮支属找回流浪者的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了就不会再有。
几年前，一位流浪者的母亲看到孩子落魄的视频，不愿相信，不肯来接孩子，坚持认为易雄是骗子。几年后，这位母亲打电话过来，求易雄“再帮我找找儿子吧”，易雄再回去看，人早已不在原处。
还有一些时候，意外会比团圆先来临。一中年流浪者，有个15岁的女儿和腿脚不便的老父亲，易雄找到他们，和流浪者通了电话。挂了电话，流浪者兴致勃勃地说，要多挣点钱给女儿上学，再回家。
一个星期后，易雄再去看他时，却不见人影，阁下杂货店的老板说，“人已经去世了”。但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去世。易雄叹了口气，骑着自行车，开始探求下一个流浪者。
新京报 周小琪 编辑 陈晓舒 校正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