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县，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地处豫晋接壤地区，北依太行山，南眺黄河。1988年10月，辉县撤县设市，县级辉县市由新乡市代管。
辉县山区、丘陵区十年九旱。一遇天旱，山区平原井枯河滨；一发山洪，十里八乡全遭水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辉县领导班子决定在山区里修水库、建公路。十年大干期间，辉县建筑了陈家院水库、石门水库、宝泉水库、三郊口水库和后庄水库等；仅200余人的“愚公移山专业队”，打通了当时全国最长的公路隧道——800米的愚公洞、1200米的友情洞、1400米的旭日洞、1800米的胜利洞。
周恩来总理评价：辉县公民干得好，辉县公民在提高。
河南省辉县境内的挂壁公路。图｜图虫创意
1974年，中心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辉县公民干得好》在全国放映。
这些造诣，离不开当时辉县的县委第一布告郑永和。
70年代中期，穆青曾四次到辉县采访，90年代，他又两次在辉县与郑永和相聚，退休后还加入了郑永和自主创建并领导的“辉县市老干部做事队”。
本日，让我们走近穆青笔下的郑永和。
文 | 穆青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悛改华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的《十个共产党员》，原标题为《情系公民》，原文写于1994年5月30日。
近几年我每次到河南采访，都听到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话：“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怀念三布告。”这里群众所说的三位县委布告，是指兰考的焦裕禄、林县的杨贵和辉县的郑永和。
焦裕禄的业绩早已家喻户晓，杨贵同道虽然年轻人可能不太熟习，但60年代他领导建筑的红旗渠至今仍是林县公民艰巨创业的骄傲。只有郑永和同道在辉县的古迹，由于当时正值“文革”那段荒诞的岁月，不仅未能很好地宣扬，反而被埋没了。
我与郑永和相识已将近20年了。70年代中期，我曾四次到辉县采访，近几年我与他又两次在辉县相聚，在多年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我钦佩他那股艰巨创业的干劲，更敬仰他处处关心公民热爱公民的小儿百姓之心。不管人间间经历多少风云变幻，在我的心目中，以他为代表的辉县一代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创造的辉煌古迹，已经与那巍巍太行融为一体。我忘不了辉县的山山水水，忘不了那些动人心魄的往事。
1
我最早听到郑永和的名字，是在国务院一次谈论生产的会议上。有人反响，社会上有个说法：“全国大乱，辉县大干”，说辉县县委布告郑永和为了发展生产、挖掉穷根，带领全体县委委员在一片乱石滚滚的河滩上安营扎寨，改土造田。这一在当时阴云翻滚的政治景象下，切实其实是透出云层的一束阳光。我不仅为之冲动，更为之神往。不久，我便带着几个匆匆赶往辉县。
那时正值隆冬，寒气逼人，在县委大院一间简陋的平房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郑永和。他大约50岁出头，中等个子，黑红脸膛，壮壮实实，一副山里农人的形象。如果不经先容，谁也不会认为他便是县委第一布告。
郑永和。
我们围坐在火炉边烤着火，喝着热茶。郑永和先容说，辉县是个穷山沟，三分平川七分山，特殊是北部，大面积被山占了，好地被河滩占了，当地老百姓说是“光山秃岭干河滩”，耕地是“瓢一块碗一块”地“挂”在山腰上。解放20多年了，山区里还有群众缺吃少穿，有些地方吃水都困难。
“不过，县里也有有利条件：造地有河滩，绿化有荒山，修水库有山沟，修渠道有石头，修电站有水有落差。”他说：“过去没能改变面貌，只怨我们没干好。想想焦裕禄，看看林县的红旗渠，我心里感到惭愧呵！
这几年，我们发动群众，让大家明白了‘苦熬没有盼头，苦干才有奔头’的道理，这就干起来了。”末了，他激动地说：“再干不出个样子容貌，我这个布告还有什么脸面去见老百姓啊！
”
短短几句话，使我们看到了这位县委布告的肚量胸襟。第二天，我们便同他一起去了洪州城。位于辉县西北部的洪州城，传说是个古沙场，是几条山洪汇流的地方，周遭几十里乱石滚滚，荒无人烟，就像一片小戈壁。
据郑永和先容，1972年冬天，他领着县委全体委员和各级干部200多人来到这里，在乱石滩中安营扎寨。他们住帐篷，睡地铺，每天起五更，搭薄暮，用铁镐、钢钎给荒滩“开膛破肚”。他们把大石头起出来垒堰，小石头深埋于地下，然后取土造田，开路筑渠，植树造林。苦干一冬春，就造出600亩良田。
群众看到干部带头大干，深受鼓舞，一队队人马从四面八方开来。人多地少的城关、梁村落等公社专门组成了造田远征大军，元旦、春节也不回家。一时，沉睡千年的荒滩上地窖成排，窝棚林立，宛如鼓角连天的古代军营。
我们登上一块高地，俯视洪州城的情景，只见广阔的石海中浮出了一排排石砌的房舍，一片片平整的田畴。
郑永和指示着见告我，那边的15000亩地皮已经长出了小麦，这边的防护林也已成活。在那正在修整的河滩上，更是一幅千军万马战天斗地的沸腾场面。寒风中，林立的红旗漫卷；深山里时时传来开山炸石的炮声。那雄浑壮不雅观的劳动场景，其实令人激动。
这半天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事实雄辩地解释，公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们硬是用自己的双手把一片乱石滩改变了面貌。正像郑永和说的，再过几年，这里将是一片新的农田，新的村落落。
在从工地返回县城的那天晚上，县里的一位同道悄悄对我表露了洪州大战的背景。他说：就在大战即将拉开序幕的时候，“上面”溘然派来了事情组。他们撇开县委，分头下到各公社“突出政治”去了。一韶光，什么“郑永和光说干干干，不抓纲和线，脱轨转向不称职”的小道迅速传遍了全县。
几天后，郑永和跟往常一样，背起锤钻下乡，有人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风声不妙，你把工具收起来吧！
”郑永和笑道：“毛主席说过，‘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谁敢反对这最基本的活动呀！
”
他来到拍石头公社。公社布告孙钊像碰着了救星，拉着他发急地问：“他们说我‘甘心下地流身汗，不肯坐下把’，是范例的‘生产党’......这‘生产党’，我怎么检讨呵？”郑永和见告他：“你就这样说：我学得不足，干得更不足；今后要负责学，更要下大力气干！
”
回到县城，郑永和与事情组发生了正面冲突。事情组给他扣上一大堆帽子，逼迫他反省“犯了严重的路线缺点”。郑永和回答说：“真革命，假革命，要莅临盆实践中做鉴定！
”不久，他就组织起200多名干部，顶着逆风恶浪开到了洪州城。
这是一段荒诞的历史插曲。但人们从中看出了当时郑永和的胆略和气质。
那些天，从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我理解到郑永和的一些经历：他是当地人，出身贫苦，母亲饿去世在家里，父亲去世在外边被狼吃狗拖，兄弟几个都流落失落所没了踪影。1944年，他参加了革命军队，就在辉县一带的太行山上打游击。
有一次，我们坐在山坡上小憩，他对我说，老百姓曾这样批评我们干部：“过去在一起逃荒要饭，受压迫受剥削，一起打日本打老蒋，提着脑袋闹革命。现在胜利了，你们坐上小汽车了，我们山区还是肩挑人抬，连个小推车都进不了山。难道毛主席、共产党就光解放你们吗？”
他说，他听了这话非常酸心，有生之年，决不会忘却！
郑永和与穆青在河南辉县家中。
我们逐渐地熟习起来，彼此理解更多了。只管郑永和谈起辉县人大干时，只谈群众从不谈自己，但他的许多生动动听的故事却在干部、群众中广泛流传着。
那是兴修陈家院水库的时候。大坝急需石料，工地的6000多名民工中只有300多人会石匠活，几十万方石料靠这些石匠锻，要锻到哪年哪月？工地指挥部心急火燎，一天三遍给县委打电话，哀求增派石匠。
郑永和背着锤钻来到工地，把干部和施工职员一齐叫到山坡上。他对大家说：“有太行山，就有石匠。群众可以当石匠，干部为啥就不能？”他号召干部都拿起锤钻，跟石匠师傅学手艺，限期节制基本的锻石技能。
20多天后，还是在那个山坡上，一场别开生面的考石匠的比赛开始了。20几名县和公社一级的干部背着锤钻来到了考场。郑永和宣告：“本日考试破石头，20分钟一个眼，看谁锻得好，锻得快！
”赶来不雅观赛的群众把考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那时正是三伏天，树枝纹丝不动，岩石热得火烫。一声令下，干部们围着两间房大的岩石叮叮当当干起来，顿时火星飞迸，石屑横飞。经石匠师傅组成的“监考组”评议，20几位干部，只有两个不合格，县委布告郑永和考了个第三名。
传到各工地，群众学石匠的浪潮涌遍全县，全县的石匠很快从3000人激增到40000人。许多群众举起铁锤自满地说：“俺是在陈家院水库工地学的手艺，跟郑布告是师兄师弟。”
妇女们也组织起“石姑娘队”，喊着“男女都一样，姑娘当石匠”的口号来到工地参战。从此，郑永和又被群众亲密地称为“石匠布告”。
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个春节的前夕。那天晚上，大雪纷飞，北风呼啸。郑永和刚躺上床，就想起来日诰日是大年三十，原定来日诰日一早要给深山里的黄道水群众送煤，这大雪一封山，群众没有煤怎么过年呢？！
他连忙披衣起床，叫醒县委常委王合保、李灿等同道，又调集起一批干部，连夜拉起板车冒雪送煤去了。
山高路陡，雪大风紧，黑夜沉沉，人们外衣结成了冰甲，亵服却被汗水浸透。40多里的山路，他们走了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清晨，当他们到达黄道水大队时，全体山村落沸腾了。群众纷纭涌到村落头，欢迎为他们雪中送炭的亲人。
许多人从全身冰甲的雪人中认出了郑永和，冲动得哭了起来。他们说：“当年的老八路回来了！
”这真是一幅动听肺腑的、名副实在的雪中送炭图。每次想起这件事，我都为像郑永和这样关心群众的县委布告感到骄傲！
2
半年之后，我第二次到辉县釆访。
两名上次同来采访留在这里蹲点的听说我来了，赶来与我会合。这一段韶光，他俩积累了不少采访素材，也学会了打钢钎、锻石头的本领，脸晒黑了，手上结出了厚厚的老茧。
他俩见告我：郑永和常常身穿补丁衣、脚蹬打掌鞋，深入山村落为群众办实事。他下乡时总是带着劳动工具，沿途为群众挑担、拉车、嫁接果树，走到哪里干到哪里。每一个村落落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一项工程都倾注着他的心血。辉县的男女老少，险些无人不认识郑布告，一些群众说，郑永和便是焦裕禄式的县委布告。
有一年种麦时令，郑永和在固村落蹲点。县里规定麦地必须深翻一尺以上，每个干部要翻一亩半地。正在这时，地委关照郑永和去开了两天会。会刚开完，他就连夜赶回固村落，一凌晨扛着三把抓钩下地了。一把抓钩他自己用；其余两把放在地头，有干部来找他商谈事情，拿起抓钩跟他边刨边谈。
与他一起蹲点的青年干部说：“你那点活，我们捎带着就完成了，你何必那么负责呢？”郑永和说：“领导不能欠账。领导欠一笔账，就得许可群众欠十笔账。”为了追回延误的韶光，晚上，他提着马灯去翻地。一个星期下来，郑永和逾额完成了任务。
这次采访，我提出系统地看一看山区的交通。此后的几天，郑永和便带着我驱车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蜿蜒的公路在群山之间伸展，深沟峡谷间飞架起长虹般的石桥，汽车载着水泥、砂石、粮食、山货，奔跑在山腰；骡马大车、平板车、小推车逶逶迤迤，宛如舞动的长龙。
让我特殊振奋的是，辉县公民在基本没有机器和设备的条件下，便是凭着钢钎打、炸药崩，凿通了十几条公路隧道，总长达9300多米。
郑永和见告我，县里有个“愚公移山专业队”，只有200多人，当时全国最长的公路隧道——800米的愚公洞，1200米的友情洞，1400米的旭日洞，1800米的胜利洞，都因此这支军队为骨干打通的。打旭日洞时，原想总得三四年的韶光，结果只用一年零十个月就奇迹般地打通了。
公路修起来了，隧道打通了，急需培养一批年轻的汽车司机。郑永和培训司机的故事，也是非常动听的：1974年秋日，国家拨来18辆解放牌汽车，县里选出80多名青年组成了“第二汽车队”，郑永和兼任车队的队长。他先把这些汽车全部封存，然后带领司机演习班的学员翻山越岭，拉起平车给水库工地运材料，担起箩筐给山区群众送煤。
许多民气里纳闷：放着汽车不开，用这种“掉队工具”来培训司机，切实其实是“放洋相”。郑永和说：“这是哀求他们日后进城不要忘了屯子，当了工人不要忘却农人，开了汽车不要忘了拉平车、担箩筐的困难。”
经由85天的培训，这批学员学会了驾驶、修理技能，而更主要的是，牢牢节制了为公民做事这个精确的方向盘。他们提出：生活不搞分外，开车不要补助，新人、新车、新思想，开车要开出新风尚。他们在辉县的培植中，干得非常出色，正像一位司机所说：“郑布告齐心专心顾虑着群众，也培养我们心里想着农人。”
一天，途经石门水库，我们下车安歇。站在90米高的水库大坝上，郑永和遥指巍巍耸立的石门峰说：在战役年代，我们一个班12名战士被仇敌围困在峰顶上，他们打尽了末了一颗子弹，集体跳崖，全部壮烈捐躯。他说：“解放这块地皮，须要流血捐躯；培植这块地皮，同样须要这种大胆不屈、无私奉献的精神。”接着，郑永和充满激情地给我讲述了一家普通农人的动人业绩。
在石门水库施工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塌方事件，民工白永义不幸捐躯。他的老伴流着泪对前来慰问的郑永和说：“俺难过的是，永义的任务没有完成，俺家不能欠着。”
她把大儿子白福才送到了工地。白福才继续父志，接连三次被评为模范。后来工地推举福才去小煤窑当工人，这位老大娘又把二儿子送到工地，拿起父兄的工具接着干。不久，工地接到白福才寄来的一笔汇款，他在信中说，自己不能直接参加水库培植了，愿将节余的人为寄给工地，尽一点心意。
“比一比群众的贡献，我们干部做的那点事情算个啥呀。”
说到这里，郑永和沉默了，目光久久瞩目着巍峨的大坝，瞩目着那一层又一层洒满群众汗水的数不清的石块。
河南辉县宝泉水库。图｜图虫创意
谈起辉县群众的功绩，郑永和有说不完的话语。他还对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傍晚，我们一起察看了郊东沟的大片造地之后，攀着山间小径来到拍石头公社党委办公地。这是一座用石块垒起围墙的破旧小院，有十来间矮墙小窗的旧式民房。小院门旁有一间小屋，阵势较低，屋顶平平的。公社布告孙钊在屋顶铺上草席，端来大碗茶，我们三人席地而坐，畅谈了良久，从当时的苦干谈到拍石头和辉县的未来。
晚风驱散了酷热，蝈蝈在低吟轻唱。郑永和说，太行深处有个营寺沟，历来被认为是“鸡蛋壳里发面——没啥发头”的穷地方。这里有位三代扛长工出身的老汉元家清，从土改分得一壁山坡起，就不声不响地刨土造田。20多年过去了，他硬是把一沟石头变成了一沟庄稼。
他都近80岁了，身子骨种不得地了，还常常见告队里人：“东山有咱队二分地，看节气种上”，“坡插上红薯了，操点心管管”。队里的家业不断增加，却从未见他找司帐记过工。老汉临终前还挣扎着让儿孙们扶他到地边，捧起一把土，留下遗言：“东山的树，我没栽完，后山还能修块好地，你们要接着干啊......”
郑永和说：“我永久也忘不掉这个可敬的老人......老汉造的地，后来成了县里的样板，我们在洪州城和郊东沟大规模地造地，便是照他的办法干的。他的精神一贯鞭策着我们。”
不知什么时候起，风停了。树叶纹丝不动，山岩肃立在静穆之中，连蝈蝈也不再吟唱，彷佛都在谛听一个共产党员的心曲。
实在，元家清老汉的那股韧劲，就生动地表示在郑永和身上。辉县的干部见告我，全县第一支绿化荒山突击队便是由郑布告带上山的。
由于有1958年造林失落败的教训，有人认为荒山难变绿，石头山上难长树。郑永和不信这个邪，偏偏选择石硬、水少、土薄的方山来试点。数九寒冬，他带着30多个共青团布告，背着行李，带着工具，攀过艰险的鸡冠峰，登上了方山顶。他拿起镢头刨坑，垒起石头棚上草，教青年们盖窝棚。山上缺水，吃水用水都要到山下挑，饭后他就拔起一把白草把饭碗抹干净，说：“这样洗碗就节省下水了。”
白天，他和青年们一道把石山炸出一个个深坑，筑起一条条长坎，担进黄土，栽下幼树。夜晚，点起篝火，青年们围坐在他的周围，听他讲当年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他们持续好多个昼夜吃住在山上，郑永和的眼熬红了，脸冻肿了，青年们心疼地说：“郑布告，你脸肿了。”他摸摸脸笑着说：“不，是吃胖了。”
东风中兴时，光秃灰黄的方山顶上泛起一片新绿。人们从这里看到了希望。第二年冬天，郑永和在方山顶上搭起的那种窝棚，在大大小小的山梁上成群涌现，一年全县就造林数万亩。几年下来，一些光山秃岭都陆续披上了绿装。
在此后直到“文革”结束前的一段韶光里，我又两次踏访辉县。这四次采访，辉县公民在郑永和领导下改天换地的壮举，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经由8年的艰巨奋斗，这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山坡上，支离破碎的小片耕地变成了层层梯田；河滩里，几十里长的乱石沟中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大小山沟中，星罗棋布着水库、大型蓄池塘，加上电灌站、截流坝、暗渠、渡槽，组成了巨大的山区灌溉网，全县粮食产量由2亿斤逐年增加到6.8亿斤。
与此同时，全县大部分地区实现了水通、路通、电通。化肥厂、水泥厂、炸药厂、发电厂、轴承厂、机器厂、动力修配厂等骨干企业也兴办起来了。这统统，为辉县经济的起飞打下了坚实的根本。
3
从80年代开始，其间有七八年韶光，我没有见过郑永和。事情繁忙，人各一方，只管总念着他，却始终未能相聚。后来，听说他离休后，在辉县组织一批离退休老同道，成立了一个“老头林果病虫害防治队”，无偿帮助群众治虫。这加倍引起了我对他的思念。
2018年3月18日，河南省辉县市张村落乡滑峪村落云雾山下，瑜伽爱好者正在进行瑜伽演出。图｜IC photo
1991年10月间，我又一次去了辉县。今日的县城已与昔日判然两样：宽阔的街道，高大的楼房，使我险些找不到过去的印象了。
郑永和听说我专程前来看望他，急忙从深山区赶回来。在百泉宾馆，我俩双手牢牢地握在一起，一韶光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好多年不见，我创造郑永和并不显老，快70岁的人了，头上竟不见白发，那种精神劲，还和当年一样。半晌，他冲破了沉默：“多少年不见了，我们想你啊！
”我说：“我也忘不了你，忘不了辉县。”
当天下午，我们一道沿着郊东沟向深山走去。便是这条沟，我曾多次来过，那时候乱石滚滚，一片荒凉；如今层层梯田长满了庄稼，从沟底一贯向深山里伸延。汽车驰过一段山道之后，再也爬不上去了，大家徒步向山上攀去。
位于山顶上的山道绝村落，只有几户人家。由于这一带黄楝树较多，被郑永和选作治黄楝蜂的试点基地。他每次来，都在老百姓家吃住，一住便是一二十天。
我们走进郑永和借住于老乡家的那间小屋。屋内光芒很暗，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挂着蚊帐的单人板床。与过去不同的是，桌上没有文件，只零散地摆放着一些防治果树病虫害的科普书刊。他的劳动工具也由镐、锤、钎、钻换成了喷雾器、短梯、剪刀和放大镜了。
郑永和领我们到山上去看黄楝树。他指着树枝上的楝子对我说：“治好了的，没有虫的楝子是绿色；没治好的，有虫的是赤色。”他还说：“从1952年到1969年，这一带的黄楝树一贯不结籽，生了一种黄楝蜂，很执拗。它们每年春天繁仔繁到楝子壳里，随着楝子一起成长，恰好到楝子熟的时令，它也把楝子全都吃光了。你来釆访的那两年，我们曾治过黄楝蜂，没想到近些年，它又专横狂起来了。”
郑永和向穆青先容治黄楝蜂的情形。
听他说得条理分明，我打趣地说：“没想到这些年没见面，你这个治山治水专家又变成治虫专家了。”
郑永和笑了，大家都笑了。
谈到“老头队”的情形，郑永和对我说：“人老了，干不成多少大事啦，但我们都是老党员，有生之年总还想为公民做点有益的事。”他说，“老头队”于1989年初春成立，开始时只有几个人，请了几位大学教授、治虫专家和林业技能员来当老师，向他们学习治虫知识与治虫技能。节制技能后，他们便从防治柿蒂虫起步，继而又对山楂、黄楝、核桃等果树进行病虫害防治。治虫三年，“老头队”不断壮大，试点村落已从8个增加到46个。
第二天，我们又去常村落乡燕窝村落看柿树。那里是郑永和防治柿蒂虫的试点基地，他还责任承包管理着一个小柿园。
汽车在山谷间奔驰。我轻轻地摇下车窗，让秋风吹动白发，尽情地浏览着山区的风景。温煦的阳光抚慰着峻峭的崖壁，峰峦间云蒸雾涌，翻滚着金色的光柱。一树树灿黄的柿子、深红的山楂，渲染青蓝色的群峦叠嶂，缓缓地从车旁移过。秋风中送来阵阵谷喷鼻香，十月的太行，到处充满着迷人的魅力。
我转过身对郑永和说：“这么多年没来，没想到，这里的山水变得这么迷人。”他笑着说：“这里的景致原来就很美，那些年，你怎么就没把稳到呢？”我说：“那时，光把稳这里的人美、工程美了，哪有心思不雅观赏风景啊！
”
到了燕窝村落，我们走进郑永和管理的小柿园。柿园里只有12棵柿树，每棵枝头上，都挂满了黄澄澄的柿子，有的枝条已被压弯得快靠近地面了。看到这喜人的情景，大家都很愉快。我在树下左转右转拍了不少的照片；后来又拿起一个喷雾器要老郑教我如何给柿树喷药。那一看便是生手的架势，把很多人都逗笑了。
我们坐在柿树下安歇，村落里的乡亲们围拢过来。一个老乡说：“前些年，这小柿园只能摘200公斤柿子，老郑来的第一年，就摘下350公斤。今年看这样子容貌，少说也能摘下1000公斤。”又一个老乡对我说：“郑布告来俺村落，就住在俺家。村落里为照顾他的生活，说要给俺家补贴。可郑布告不同意，他从自己家里给俺带来了两袋面粉一袋大米。”
谈到治虫的效果，辉县随行的同道说：“1988年，辉县柿子产量才99万公斤；1989年上升到220万公斤；1990年，达到360万公斤；今年，怎么也能收450万公斤。这里面，就有‘老头队’很大的功劳！
”
郑永和说：“我们‘老头队’最近制订了‘星火操持’，争取用三年韶光让治虫活动在全县林果区遍及，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山楂无虫，楝子不红，核桃不黑，柿子不落。”
离开燕窝村落时，老郑让人找出一套治虫工具交给我。他说：“送你一套工具，等你离休后，侍弄侍弄花树吧。”我接过了工具，笑着说：“我退下来也参加‘老头治虫队’，你们要不要？”老郑说：“那当然欢迎。”
回到县城的那天晚上，郑永和把周遭几十里内我熟习的老同道都找来了。我们一起围坐在宾馆大会议室里，说不完当年的人和事，掏不尽心窝窝里的知心话。我创造当年一些县乡级的干部，大都已白发苍苍，个中许多人也都是“老头治虫队”的队员。过去我采访过的一些石姑娘如今都是中年妇女了，她们当中有些人已成为工厂和企业的骨干。
我对他们说：在辉县的培植中，你们都是出过大力的人。没有你们当年的苦干，就没有本日辉县的茂盛。你们的贡献展示在辉县的山山水水，深刻在公民的心中，公民是不会忘却你们的。
这次难忘的聚会，直到午夜12点，人们还不愿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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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1月，我又一次去河南采访。听说郑永和的老伴去世了，我担心他因悲哀而影响身体，在回京途中，特意绕道辉县去探望他。那天晚上，郑永和已在宾馆等我。
我进房刚刚放下行李，擦了一把脸，他就把我拉到一边，取出一张图纸放开在沙发上，急急忙忙地提及建筑北干渠的事来。这件事，我上次来时，他就多次向我提起，说他离开辉县时有两件事没有完成，心里很不安。一是宝泉水库没有建成，二是北干渠始终未能上马；特殊是北干渠，由于关系到山区几万人口的吃水、用水问题，至今未开工建筑，切实其实成了他一块心病。
他说：“这是北干渠的图纸。原来的方案修这条90华里长的渠，要打14个洞，花上千万元；现在的方案只需打9个洞，渠长缩短到只有70多华里，有个五六百万元，发动群众起来干，准能修成。”
他还见告我，七八月伏天，他带了几个老头和水利勘测职员沿着渠线来回走了6趟，重新勘测、丈量，搞出了这张新图。修成北干渠，可以办理山区近4万群众吃水和4万多亩耕地灌溉问题，还可成为8万亩荒山发展林果业的水源。说着，他又指示着图上的一些标记，详细地阐明起来。我屏声静气地听着，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采访他时的情景，完备忘却了此行是来安慰他的。
2002年4月，穆青与郑永和在北干渠的通水仪式上，热烈握手相庆。
夜深人静，他跟我提及妻子去世前的一些事情。他说：“去年4月里，我去张村落乡平岭村落的尖山洼治虫。那里原有52户人家，由于北干渠没修，他们长期没有水吃，已经搬走了30户，只剩下22户了。我到了农人王明巨室，村落里的男女老少都围来了。他们说，有道路、有本事的都搬走了，连原来的队长也走了，只剩下他们这些穷庄户人没人管。他们围着我哭，我也掉眼泪。”
“那时，作为北干渠序幕工程的‘方山引水工程'已经开工，我是这个工程的顾问，完成这个工程，就可以办理尖山洼一带7000多人的吃水、用水问题。回到家，妻子已经生病，她多想我能在家陪陪她、照顾照顾她啊。可是，当我把尖山洼群众盼水的情形见告她后，她却对我说：'听说愚公移山专业队在方山打洞生活很苦，你最好想办法弄些食品，‘五一’去慰问慰问，给大家鼓鼓劲，也好加快点进度。’听了她的话，我随即找了一些有关单位，筹集了一些肉、油、大米等，并同他们一道于4月30日下午送到了工地。这之后，我满脑筋装的都是‘七一’通水，而妻子的病却越来越重。6月9日，她在医院动了手术，17日就去世了......”
停了一下子，郑永和又说：“一想到老伴，我就想到《十五的玉轮》这首歌，想到‘战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这句歌词......她生前也和我一样，关心群众的吃水，关心北干渠。修不成北干渠，我对不起乡亲们，也对不起去世的老伴。”窗外，风声萧飒，我低头听着郑永和的絮语，不敢举头注目他的眼睛，我怕我俩的泪水会同时冲破感情的闸门，加倍使他难过。
第二天清晨，空中飘着雪花，我同郑永和在百泉公园的湖边闲步。我劝他说：“你假如心情不好，就上北京我那里住些日子，看看北京的变革，散散心也好嘛。”他说：“不用啦。最难过伤心的时辰已经熬过来了。现在逐步适应了。再说，县里的同道都对我关心备至，用不着担心。”
雪花越飘越大，湖面上又刮起了小风，我俩沿着小径缓缓地走着，走着。半晌，郑永和又对我说：“实在，我现在的身体还是很好的，老伴的去世，虽然对我打击太大，但更使我揪心的还是北干渠至今仍没有修起来，县里还有几万人吃不上水。我都70出头了，干不了多少年了，修不成北干渠，我去世有遗憾，去世难瞑目啊。”
听了这些话，我激动地握紧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我完备理解他的心情：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真正出自肺腑的心声。岁月的更替，可以改变他的年事，可以改变他的职务，却永久改变不了他对公民的小儿百姓之心！
分离之前，郑永和要我写几个字留作纪念。我绝不犹豫地挥笔写下了八个大字：“心怀河山，情系公民。”我看到他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
《十个共产党员》
新华出版社
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人，
在这本书中险些都可以找到答案。
他们是中国的真正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