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每次听这首歌，歌词总让人以为有点空洞，富丽但缺少灵魂，艳丽却不真实，像是小镇理发店里用来装饰墙壁的油光画，原来是歌词遭到了修改。这真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原来的歌词，强调的是草原公民对社会主义当代化的认同与神往；改了之后，这种认同与神往被取消了，这难道不是一种政治吗？这不仅是一种政治，更是对自己历史的背叛，同时也是对自己人生的揶揄。
修正经典老歌，尤其是经典红歌的歌词，并不仅仅是德德玛一个人，而是一个相称普遍的征象。
比如胡松华对《赞歌》的歌词也是左改右改，删去了“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改成“歌声飞出我的胸膛”，后来又改成“赞颂中华的崛起与茂盛”；
郁钧剑唱《金瓶似的小山》，把“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改成“东方升起的金太阳”；
还有一首《为伟大祖国站岗》，个中的歌词“毛主席就在我身旁”被改为“五星红旗就在我身旁”；
蒋大为唱《红太阳照边陲》，把“毛主席领导我们胜利向前方”改成“共产党领导我们胜利向前方”；
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不仅将毛泽东的名字挖掉了，连“挖断了苦根翻了身”也挖掉了……
如此等等，不胜列举，大家在看各种文艺演出时略加把稳就能创造不少。
有一件事我一贯以为很好奇，既然讨厌红歌，为什么还要唱呢？既然要唱，为什么又不肯原汁原味的唱呢？好好的红歌，生生被改了歌词，切实其实像是在饭里吃出一只苍蝇，要多恶心有多恶心。
仔细想想，实在也很大略。
歌曲、音乐和理论文章不一样，它紧张是用来通报感情的，也只有创造者自己动了真感情，才能谱写出充满感情的、真正打动听众的旋律。
以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和社会主义革命期间，公民群众及音乐工作者对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军及新中国深厚感情的结晶，红歌因此也具有了光鲜的时期特色。
诸如《赞歌》的明朗自傲、《歌唱祖国》的雄壮豪迈、《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勇往直前、《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无限深情等，都是如此。
八十年代之后，为什么再也创作不出激动民气的合唱歌曲？
为什么只有浅吟低唱，为什么只有灰不溜秋的失落恋歌曲？
为什么只有对港台和美、日、韩盛行歌曲的邯郸学步？
关键也就在于时期变了，军队终结了，民气也散了，歌曲的创作者也失落去了和大时期的联系。
红歌之以是具有穿越时空的能力，不仅为当时的公民群众所热爱，也为本日的80后、90后乃至00后所喜好，还有一个非常主要的缘故原由，便是红歌在创作时，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民歌当中吸取营养的指示，在创作前往往要永劫光的到民间进行采风活动。
比如随处颂扬的《十送红军》，就大量的借鉴、接管、消化了江西民歌的旋律。
而民歌的旋律又是在几百年、上千年、乃至几千年的韶光里积淀下来的，其基本的音符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悄悄徘徊，我们对民歌的喜好，正如我们对中餐的喜好一样，是从来不须要想起永久也不会忘却的。
当我们听红歌时，我们灵魂深处的这些音符就会被激活，就会激起巨大共鸣。
由于上述两个缘故原由，红歌既是无与伦比的也是无法替代的。
红歌的旋律是为歌词做事的，许多红歌之以是会有或雄壮或幽美或深情的旋律，根本便是歌词唤起曲作者的激情——比如《长征组歌》以及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都是这样。
红歌的旋律与歌词是血肉和骨骼的关系，是肉身与灵魂的关系，擅自修改红歌的歌词，无疑是对红歌的一种摧残，乃至是一种严刑！
每当我看到胡松华老师在舞台上用苍老的声音摇扭捏晃地唱着那首被修改的惨不忍睹的《赞歌》时，我心里就涌起一阵深深的惋惜，以为他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那位在天安门前翩翩起舞的风华绝代的青年歌手胡松华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一个人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青春呢？
被阉割的真的是《赞歌》吗？
不！
《赞歌》在我们的心中永久是洪亮清澈、白璧无瑕、完美无缺的，演唱它的那个人才是真正被阉割的——我指的是灵魂！
在此我要顺便向才旦卓玛老师致敬！
她演唱《北京的金山上》一贯是原汁原味，朴拙动听。
她认为：
“那些‘红歌’，只管已经唱了几十年，但现在听起来，完备没有厌烦的觉得。
“我反对的是，把‘红歌’拿来随意改动，随意拼接歌词、曲调，‘洗面革心’，这样做，是对‘红歌’的不尊重。”
有崇奉、有坚守的翻身农奴，和那些势利小人便是不一样。
修改红歌，不仅不能让我们欣赏到美，反而用一种难以言表的丑令我们艰于呼吸，不仅不能增强我们的道路自傲和历史自傲，反而毁坏了我们的自傲，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文化上的历史虚无主义。
其通报出的信息是一种首鼠两端式的卑怯、东食西宿式的贪婪，是对伴随着红歌走过生平的老年人的公开侮辱，也是对年轻一代的蓄意欺骗！
我谢绝！
你可以不唱红歌，我们也不奇异你唱，但请你不要用修改的“红歌”来侮辱和欺骗我们！
听着，我谢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