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成书于唐贞不雅观二十年(646年)，为玄奘游历印度、西域旅途19年间之游历见闻录。
西安，大雁塔和玄奘雕塑交相照映。
搜索关于“唐僧玄奘”的网页，实在惊诧不已。绝对没有想到，人们对这位亦人亦神的古代和尚，竟然如此感兴趣。当然，许多人是沿着“戏说”的路数，拿他当“话耍子”来搞笑的，什么“唐僧办教诲”“唐僧的隐私”“唐僧评前辈”“唐僧评球”“唐僧的网恋”“唐僧引进股份制”等；光是杜撰唐僧的著作，就有《家书》《日记》《回顾录》《密信》《遗言》《自述》《报告》《废话》等多种。该当说，作为全球有名的翻译家、佛学家、思想家、旅行家、中外文化互换的精彩青鸟使，唐代高僧玄奘原来是有很多话题可供言说、研讨的，只是一些人对此并不那么感兴趣罢了。而我，在这种情势下，偏要不苟言笑地从文学作品、历史真实、域外寻踪、民间传说等多重视角，来研索唐僧玄奘的多种形象，也算得上情有独钟、“痴情可哂”了。
说到形象，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生理学见告我们，形象属于知觉范畴；作为一种意识，形象是人们通过各种觉得器官在大脑中形成的关于某种事物的整体印象。而人物形象，则是人们对某一实实在在的人物整体印象的感知。这种感知，每每因人而异。也可以翻过来说，同是这一感知工具，在不同情形下，人们的感知也是不尽相同的。这解释了：其一，既然感知属于知觉、意识，那么，它就一定会受到感知者主不雅观能动性的影响，亦即意识、不雅观念与认知过程的规定与制约；其二，形象并非事物（包括人物）本身，因而若想准确把握其真实性、准确性，就须精察之、慎思之、明辨之，以透过形象，探其本原，去伪存真。
也正因如此吧，面对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关于唐僧玄奘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种形象，才确有精研苦索的必要。
幼年读《西游记》，唐僧留给我的印象是很不好的。他不仅懦弱怯懦，跋前疐后，在困难面前动辄错愕堕泪，而且昏庸迂腐，耳软心活，常常误信谗言，是非不分，敌我不辨。看上去，白面诗人一样平常，斯文得很，说话细声细气，手无缚鸡之力。可是，折磨起大弟子孙悟空来，却蛮有本事，所谓“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正是由于对坚持正义，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横扫统统妖妖怪魅，为取经奇迹立下汗马功劳的“美猴王”，怀有无比崇敬的心情，因而，每当看到唐僧残酷地惩处、惩罚他的时候，我都遏制不住心头的愤慨，有时竟至两三天内，“于心有戚戚焉”。
及长，读书渐多，通过阅览唐代史籍、《大唐西域记》和关于玄奘法师的几部传记，我才理解到这位唐代高僧舍身求法的动听业绩和高尚的人格风范、伟大的精神追求，方知文学形象与历史真实并不是一码事，过去完备错怪了他。
看来，文学形象本是作家头脑的创造性产物，表现为文本中具有艺术概括性的、表示着作家审美空想的人生画卷。如果把全体文本所揭橥的社会内容比作一台人生戏剧，那么，这些文学形象便是作家用以寄托情绪、表达爱憎、宣示代价取向的不同角色。它们是客不雅观性与主不雅观性的统一，既具有仿照、描述现实中的工具（比如唐僧玄奘）的客不雅观性一壁，也反响出作家思想感情的主不雅观性成分。由于其高度的艺术概括性、范例性，因而强化了文学形象的传染力与震荡力。
从《西游记》中的唐僧，我又遐想到另一部文学名著中的武大郎与潘金莲。听说，武大郎的原型，原来昂藏七尺之躯，容貌堂堂，文武兼擅；而其妻潘金莲，也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属于贤妻良母类型。可是，到了《水浒传》里，却成了两个悲剧人物。在广泛流传于冀东南、鲁西北一带的民间传说中，这对“晦气”的夫妻有着这样一段弯曲的经历——武大郎家贫时，曾受过一位好友的接济。后来，这位朋侪遭受失火，房屋片瓦无存，无奈之下便投靠已经当了县令的武大郎，当时心想，发迹了的武大郎，一定会重重地予以酬报。可是，公务缠身又兼赋性木讷、寡言少语的武大郎，虽也好酒好菜地招待着，却绝口不提资助的事。他便心里憋着一口怨气，索性抬腿离开，另谋出路。如果只是一走了之，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岂料，“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当时，他朝气不过，想要给这个利令智昏之人以剧烈的报复，便极尽造谣抹黑之能事，编造了武氏夫妇的大量“丑闻”。光是“逞口舌之快”还以为不解恨，于是又写成笔墨，随处张贴。这么一来，武家夫妻的丑恶形象，可就在冀东南、鲁西北广大地区传播开了。而武大郎本人却还蒙在鼓里，公务之暇，便全力张罗着给朋侪重修新居。几个月后，朋侪回到家里一看，可就傻眼了。悔愧之情，如黄河决堤，在心里高下翻滚，便捶胸顿足，发疯了一样平常，重循旧路，进行辟谣、更正。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入人耳，有力难拔”，再也无法挽回了。当然，关键还在于进入了谁的耳朵。由于谣言一传十，十传百，末了传到了大文豪施耐庵的耳朵里，这下可就麻烦了。出生于苏北兴化、喜好走南闯北的小说家，正在构思《水浒传》的情节，酝酿着给英雄武松找个“陪衬人”，刚好听到了这个传说，而且两人同姓，结果一拍即合。这样，武氏夫妇这两个“冤大头”，可就背上了“黑锅”，永远不得翻身了！
回过分来，再说《西游记》。
它虽然取材于唐僧玄奘西天取经故事，但书中所描述的那位三藏法师已经被神化变形了，取经故事情节也都是小说家通过想象加以虚构的。大约从南宋年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开始，经由金代院本《唐三藏》《蟠桃会》，元人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等，踵事增华，敷陈演绎，唐僧玄奘就已分开了原型；再经由明代正德、万历年间的著名小说家吴承恩，在这些话本、戏曲、民间传说的根本上，发挥高超的想象力，进行艰巨卓绝的艺术再创造，末了完成了文学名著《西游记》的创作。便是说，小说中的唐僧玄奘形象，并非历史的真实。
历史上的唐僧，俗姓陈，本名祎，河南偃师县缑氏乡陈河村落人。他出生于隋开皇二十年（一说出生于隋仁寿二年，延后两年），5岁丧母，10岁慈父见背，13岁随次兄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法名玄奘。他自幼聪敏好学，接管传统文化，悟性极高。在净土寺，从师研读《涅槃经》《摄大乘论》，达6年之久；后值战乱，又前往四川，四五年间师从多位法师，研习大小乘经论及南北地论学派、摄论学派各家学说，学业大进，成绩日深，而且节制了梵文。他特殊景仰东晋高僧法显以“耳顺”之年，历时15年，前往印度西行求法的宏谟伟志；加之，熟读各种佛经，创造各名师所讲的经论互有歧异，各种经典也疑伪杂陈，真假难辨，于是，立志要亲赴天竺（印度），取经求法。
而后的人生，大体上可以分作两段：前一段是取经。唐太宗贞不雅观元年（627年），玄奘和尚混在“随丰就食”的逃荒民众中离开京城长安，沿着河西走廊，西行游学求法。当时，他是偷越国境出去的，并不像《西游记》中所讲的，受到天子的礼遇，“备下御酒，发放通关文牒，送至关外”。取经路上，玄奘“乘危远迈，策杖孤征”，历尽困难险阻，经由古代中亚和南亚地区大小一百多个国家，末了到达了印度。这段行程将近3年。在中印度的那烂陀寺学习5年之后，又相继访问了东印度、南印度、西印度，末了重新回到那烂陀寺。历时19年（一说17年，缘于对走出国境时打算上的差异），行程5万里，返回长安，共带回657部佛经、150粒佛舍利、7尊金银佛像，还有许多果菜种子，为加强我国同中亚、南亚诸国的友好往来和开展文化互换，作出了精彩贡献。后于玄奘40年、同样西行取经的义净法师写过一首《求法诗》，在空门中广泛流传。诗云：“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怎知前者难？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后贤如未谙斯旨，每每将经随意马虎看。”
后一段也是19年，紧张是译经、著书。回到长安后，他悉心翻译佛学经典，共译出《大般若经》《心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主要经典75部，计1335卷，占唐代翻译佛经总量的一半以上。其间，他还把《道德经》《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把中华传统文化先容给了印度等国。
根据唐太宗“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指玄奘）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的指示，玄奘法师于返国后第二年，亲自口述，由弟子辩机辑录出《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书中记录了西游中亲自经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所见所闻，内容涉及印度等国的政治、经济、宗教、文艺和山川、景致等诸多内容，具有颇高的史料代价。他还直接继续了啰嗦深奥的印度瑜伽派理论，与其弟子窥基一道创立了“法相宗”（又称“唯识宗”）。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玄奘法师于玉华宫（在今陕西铜川市，当时是天子行宫）圆寂，享年65岁。高宗闻讯痛哭，说：“朕失落国宝矣！
”罢朝三日，以示哀悼。
鲁迅师长西席赞颂中华民族的“脊梁”，个中“舍命求法”者，玄奘是紧张人物之一。这位唐代高僧不仅在海内备受爱崇，影响深远，而且，天下各国尤其是印度，对付他都有很高的评价。
1999年12月，我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印度。行前，负责研读了《大唐西域记》和由玄奘法师两位及门弟子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及时贤往哲的有关著述，结合访问期间的大量见闻，逐渐形成了这位高僧的域形状象。
我们刚一踏上这片神奇的地皮，印度学者就说：“欢迎来自玄奘的国度的客人。”交谈中，他们说：“印度”这个译名，便是由玄奘厘定的。对此，《大唐西域记》亦有记述：“详夫天竺之称，异议轇轕，旧云身毒，或谓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
为了探秘1300多年前唐僧玄奘的游踪，亲炙他的遗泽，我们按照当年法师走过的路线，首先去了恒河岸边的瓦腊纳西的鹿野苑，寻访了“区界八分，连垣周堵，层轩重阁，丽穷规矩”的遗迹，看了唐僧玄奘的朝圣地；而后，重点访问了比哈尔邦的那烂陀寺，这是玄奘当日求学问道的天下上最辉煌的佛教研究中央。玄奘到达的当时，这里僧徒有万余人，居住庭院五十余所；每天有一百多个讲坛同时开讲，学术氛围十分浓厚。本日，大自然彷佛并未发生多少变革，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可是，人间间的统统已经彻底改不雅观，即便是地面的砖石建筑也都荡然无存了。没有改变的是唐僧玄奘的光辉形象，关于他的取经求法、讲学问道的动人业绩仍旧世代相传。
传说，当玄奘法师一行在旁遮普一带穿行时，碰上一伙匪贼，当即被抢劫一空，还险些丧命，随行者都为遭受丢失、担惊受怕而失落声痛哭，玄奘法师却朗声笑着，安慰大家说：“诸宝之中，生命最重。我等既生，何苦之有！
”还有这样一个传说，玄奘取经途中，经由一个小国，住定之后，玄奘宣讲人天因果，赞赏佛法功德，原来不信佛教的国王，听了很受冲动，便予以激情亲切接待。夜间，法师两个随从职员遭到不明原形的土人刁难、驱逐，国王得知后，十分朝气，要予以剁去双手的严厉惩罚。法师出面营救，奉劝：“众平生等，不要毁其肢体。”国王接管了劝谏，将其痛打一顿，逐出都外。法师的仁慈、恻隐，使当地民众备受冲动。上述传闻基本属实，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都有类似记载。
印度学者指出：“如果说，征服者通过战役征服给许多国家和公民带来了灾害的话，那么，和平的青鸟使不顾个人安危得失落，远涉千山万水，传播和平的声音。中国著名的佛教徒玄奘，便是这样一位和平的青鸟使。他是中印文化互换的象征。”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央王邦维教授在其学术论文中谈到，玄奘来到那烂陀寺，便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已经逾百岁高龄的“校长”戒贤法师收他为亲传弟子，亲自教授他《瑜伽师地论》的大乘佛典。玄奘勤学好问，每天负责研读经书，梵文说得比当地人还好。在那烂陀寺，玄奘和多逻辑学者切磋辩论。当时寺内通解二十部经论的有一千多人，三十部的有五百多人，五十部的只有十人，个中就包括玄奘法师。也便是说，玄奘的水平，在当时的那烂陀寺几千名资深学者之中，位列前十名。由于成绩精良，玄奘还得到了“留校任教”的资格，升任那烂陀寺主讲，其他僧人则成为他的听众。一位名叫师子光的印度僧人，在佛学理论上与玄奘的意见不一样，两人进行辩论，数次往来来往，末了师子光“不能酬答”，原来赞许他的不雅观点的学徒渐散，而转为跟随玄奘。由此，玄奘用梵文撰写了论文《会宗论》。论文揭橥，戒贤大师及大众无不称善。在那烂陀寺，他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出门可以享受乘坐大象的报酬。王师长西席说，“在那烂陀寺的岁月，可以说是玄奘生平中最精彩、最风光的光阴。”
但后来，这处佛教圣地，毁于突厥入侵者的战火，逐渐变为废墟，那烂陀寺之重见天日，要归功于玄奘。王师长西席先容说，19世纪中期，英国人统治印度，创造了那烂陀寺遗址。起初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处遗址面积巨大，像是一座小城，又像一个大学校园。后来，考古学者拿它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做比拟，才确认这个地方便是书中记载的那烂陀寺。
已故著名学者季羡林师长西席有言：印度这个民族“不太重视历史的记述，对韶光和空间这两方面，都难免抱负过多、夸年夜过分的方向。因此，马克思才有‘印度没有历史’之叹”。这样，玄奘的精确记述，也就成为理解印度历史的主要资料。以是，玄奘成了印度人最崇拜的中国人；他们感激玄奘使本日的印度人知道了他们的过去是什么样子。
玄奘归国前，还经历了一场轰动“五印（东西南北中）”的讲学活动。当时，印度最大的摩揭陀国的君主戒日王，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与会的有18位国王，三千名大、小乘佛教学者，还有其他人士两千人。大会特邀玄奘法师为论主。玄奘升座后，先阐扬大乘宗旨，解释作论的本意；又由那烂陀寺梵衲明贤法师宣读全论，其余缮写一本，悬放在会场门外，遍告大众，如果有人能指出个中一字缺点加以驳斥，玄奘法师愿当众低头赔礼。可是，连续五天，竟无人发言问难，出面回嘴。于是，全国敬服，同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益发敬仰崇拜，再度供奉贵重金银衣物，其他各国国王见状也纷纭效仿，但法师都逐一婉言回绝。
旅居印度的青年学者伊洛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本日，在印度无论是什么场合，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要提起中国，提起两国关系，都是“言必称玄奘”。在20世纪50年代，印中两国互助在那烂陀寺附近玄奘学习生活过的地方，建筑起一座中国风格的玄奘纪念堂，用来永久纪念这位伟大的先行者，这也是中印两国公民之间源远流长的传统友情的有力见证。不过，印度人对玄奘法师的爱崇，并非是近代才有的事。据义净记载，他在玄奘之后几十年再到印度时，当地佛教界就已经把玄奘当作神来供奉了。在寺庙的壁画里，已经有玄奘的形象；他从中国到天竺的万里行旅所穿着的草鞋，已经被作为圣物的象征，涌如今壁画的云端。
除了唐僧玄奘在海内和域外的历史真实形象，我在寻访古代丝绸之路过程中，还意外地听到许多富有传奇色彩、把唐僧玄奘加以神化的民间传说，这可以看作是与文学形象相对应的第四种形象。
横亘吐鲁番盆地东北部、名闻遐迩的火焰山，《西游记》里说它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唐僧师徒来到山下无法穿过，便由孙悟空三借芭蕉扇，连扇49扇，断绝火根，永不再发，取经军队才得以通过，连续西行。可是，当地的传说却是这样的：若论唐僧的法术，原来可以顺利通畅，无须在此耽搁韶光。但他一向以仁爱惠民为本，当看到这里炎火蒸腾，上无飞鸟，下无草木，公民生活极度困苦，便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智擒牛魔王，取得纯阳宝扇，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甘霖普降，从此这一带才广种棉花瓜果，公民赖以养生发展，世代康宁。至今，当地维吾尔族同胞还指认火焰山胜金口旁的峭石为唐僧当年的“拴马桩”，并激情亲切地带领我们看了葡萄沟断崖上的“牛魔王洞”和高昌古城中的唐僧讲经台。
说到葡萄，这里也有一个传说：唐僧西天取经归来，途经已经熄火多年的火焰山，把从域外带回来的葡萄种子交给当地七位贤人，并点地出泉，穿岩造井，传授葡萄栽植技能。经由当地公民世世代代的费力劳动，这一带成为天下有名的“葡萄之乡”。这种说法显然是带有附会性子，由于《史记》载明，早在西汉年间张骞通西域时，这里即已普遍栽植葡萄。当地公民将这些善举一概归美于玄奘，反响出他们对这位高僧的无限仰慕之情。
后来，我又访问了洛阳、偃师及唐僧故里缑氏乡。如果说，西行取经沿途的传说，对付唐僧玄奘紧张是神化，通天撼地，法力无边；那么，他的故乡所流传的虽然也有神化色彩，而更多的则是富有人情味，紧密贴近生活实际。当地公民对他怀有分外深厚的感情，那里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童年生活故事和取经传说。
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曾有这样一段故事：大师初生时，他的母亲梦见一位白衣法师向她辞行，法师说：“为了求法，以是要西行。”这位白衣法师便是玄奘。当地也有类似的传闻，但添加了许多动人的细节。
“玄奘井”开凿于北齐年间，相传玄奘自幼饮此井水，聪慧早开，颖异过人，因此被誉为“慧泉”“神水”。“皂抱凤凰槐”是一棵能够扭颈的皂角树，传说玄奘西天取经时，树头向西，归国后，树头又扭向东边。因此，又称为“望子树”。西原墓地有玄奘父母的合葬墓。当地传说：玄奘西天取经，一去十几年杳无音信，母亲思子心切，日日燃喷鼻香拜佛，为远在天边的儿子祈福。玄奘取经归来，得知母亲已经去世，却又找不到坟地，心里十分难过，便牵着白马，溜达郊原。忽然，白马长啸一声，前蹄在地上踏出一个大坑，涌出泉水，待大水退后，玄奘母亲的宅兆便清晰地展现出来。还有“晾经台”，传说玄奘取经归来，在少林寺遇水浸淋，他们便把洇湿的经卷放到高台上晾晒。恰值不雅观音大士云游过此，在空中见此情景，便吹过一阵微风，很快就把经卷吹干了。从此，这里喷鼻香火茂盛，名闻遐迩。
前几年我又欣喜地看到，由中心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发起的《玄奘之路》大型文化稽核活动。此举不仅充分揭示了“迢遥万里取经路”沿途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原内地、与古代中国的密切联系；同时，还大大补充了过去史料的不敷，搜集到大量流传于民间的有关唐僧取经的故事、传说，从而进一步深化与丰富了唐僧玄奘的不朽形象。
【原标题：王充闾：唐僧玄奘的四种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