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 杨 海
鲁 冲拍照
虎哥车队的原谅性一望便知。在这里,上百万元的路虎、宝马要和“快散架”的金杯、五菱之光一同上路,车牌从广东一贯延续到黑龙江。
有时候在高速路上,那辆安徽牌照的五菱之光乃至要充当头车——它实在太慢了,大家甘心跟在它后面,也不想动不动就要停下来等着。
这样的车队行驶在路上,很难被人们忽略。它的辨识度不仅来自“混搭”气质,也来自车身上的能干装饰:每辆车的车头上都贴着队徽——一个呼啸的虎头,红底白字的口号帖纸布满车身。
这些口号记录了车队的行进轨迹:虎哥车队奔赴疫区武汉、虎哥车队驰援绥芬河、虎哥车队增援吉林舒兰……最新的一张上印着:虎哥车队奔赴北京。
2月18日从广东东莞出发时,车队只有4个人,那时虎哥的预期是“最长两个月就能结束”。回家的欲望从未消逝,但不断加入的队员推着他往下走,车队追着疫情一起向北,再向南。
车队最多时有100多人,一起上有人加入,也有人离开,留下的30多人成为虎哥口中的“精英”。
出发前,他特意买了辆7座车,“能装货”。现在,这辆新车的里程表数字,已经从0公里跳到了16655公里。
出任务时,他们会穿上统一的队服——最新式的迷彩服,只不过帽徽换成虎头队徽,胸牌换成了“虎哥车队”。
这支临时组建的队,希望“正规”起来,至少要看起来如此,却又难以褪去草根,乃至草莽的底色。他们背景迥异,有富二代、留学生,也有农人、焊工、老伐木工,以及无业游民。平日里,这些人在一起搬运物资或者喷洒消毒液,以兄弟相称。
加入车队,除了“抗疫”这个共同目标,每个人也有不同的处境,以及难言的情由。在这趟超过4个月的抗疫之旅中,不管是失落意者、失落败者,还是迷茫者,他们都逐渐找回了各自存在的意义。
虎 哥
虎哥是一个在东莞生活20多年的绥芬河人。他当过兵,退役后转业到了家乡的公安局,“刑警队、看守所都干过”。
他“膀大腰圆”,1.8米多的个头,体重靠近200斤,走路时双臂微微伸开。他有一张国字脸,光溜的额头上方是能看到头皮的板寸。他皮肤偏白,左手虎口和右臂上的虎头文身格外显眼。
虎哥本名张凯,但车队里没人这么称呼他,连“凯哥”都没有。队员们更习气叫他“大哥”“老大”,有时年轻队员会叫他“老张头”,即便他只有50岁,并且看起来比实际年事年轻。
让一群互不相识的男人拜服,并不是一件随意马虎的事。虎哥把自己的威信归功于“酒量压制”,“这帮小子都服我,饮酒团灭他们”。
他坚信饮酒有助抵御新冠病毒,以是许可队员只要不开车,可以“随便整”。只是就连队里最嗜酒的队员,平日里都要躲着他偷偷喝。所有人都清楚,如果被虎哥瞅见,陪他饮酒会是件极其恐怖的事。
“他连吹两瓶牛栏山,然后又干了十瓶啤酒棒子。”一名队员对虎哥在某次聚餐时的表现印象深刻。
虎哥在任务告一段掉队饮酒。
虎哥在任务告一段掉队饮酒。
队员们对他的佩服,还来自于他的“生性(东北方言形容硬汉——注)”。从东莞到达武汉后,他直接把车开到了事情地点,和其余3名队友一起,4个小时卸了60吨物资。
消杀是车队最紧张的事情,有时要进入疫源地或定点医院喷消毒液。每次到达新的污染场所,虎哥总是第一个进入。有一次,由于作业环境闷热,消毒水味道太浓郁,别的团队“进去5分钟就被抬了出来”,他在里面待了一个小时。他向队友吹嘘,自己“光着腚进去都没事”。最长的一次作业,他连续3天没回酒店,累了就在硬纸壳上睡一下子。
有时候,坏脾气也成了他“生性”的一部分。险些每个队员都被虎哥“嗷嗷”地骂过,但从没一个人由于挨骂离开团队,或者跟他“急眼”。
“要把这帮兄弟放回社会上,每个人都有脾气。但是在我这个团队里,是龙是虎,都得给我卧着。”虎哥瞪大眼睛说,结尾加重了语气。
事实上,从东莞出发时,抗疫还是虎哥一个人的事。那是2月中旬,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到一则广播新闻:原来报名增援武汉的2万个志愿者司机,出发时只剩下2000人。
“怂包!
”他骂了一句,“没人去我去。”
23年前,还是“张警官”的虎哥到广东出差,认识了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妻子。他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辞去已经做了7年的警察事情,搬到东莞定居。
这次选择也造就了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他放弃的,是自己最热爱的事情。
“总以为有些事还没做完,这趟出来也算是还自己一个心愿吧。”在北京新发地市场附近的一间酒店里,他谈起往事,声音低沉。
虽然已经由去20多年,但很多队员都承认,虎哥有一双警察的眼睛,心思也严密,“粗中有细”。
队员们很好奇,自己的小感情刚刚萌芽,就会被虎哥拉着谈心。如果有人头发长了,虎哥就会提着推子走过来。有时,这也会成为男人间的玩笑——他最新的作品,是一名年轻队员的“福娃头”。
在牡丹江时,队员“老兵”的手机卡到不能吸收信息。一天晚上,虎哥忽然调集队员出去聚餐,席间虎哥拿出一部新手机,送给老兵,见告他这是“生日礼物”。
那天的确是老兵的生日,但他没见告过任何人,乃至连他自己都忘了这个大日子。
车队在牡丹江的任务是消杀定点医院,他们每天与年夜夫护士一起事情,住同一家酒店。有南方过来增援的年轻护士压力太大,感情崩溃,虎哥成为她们“最受欢迎的哭诉工具”。南方姑娘吃不惯东北菜,虎哥给她们开小灶,每天都做不重样的南方菜。
在舒兰,一位队员犯了痛风,不能吃政府供应的盒饭。疫区正常业务的餐馆并不多,但虎哥还是给这位队员买回了能吃的餐食。
在队员面前,虎哥总是精力充足、风风火火。他有时和兄弟们亲密无间,有时也会开释气场,与队员保持一种奇妙的间隔感。
队员们很难见到“生性”的虎哥在“门后”的一壁。他很少有私人空间,房间里堆满物资,过来谈事的队员进进出出,手机一天到晚响个一直。
只有关上房门后,他才会露出自己的疲态。有次他在淋浴间洗衣服,洗到一半竟坐在地上睡着。他是个糖尿病患者,每隔一周,要在自己微微隆起的肚腩上扎上一针胰岛素。这段韶光,用药周期缩短到了3天。
事实上,他已经良久没有跟“这么杂的人”相处过。定居东莞后,虎哥成了买卖人,经营一家汽车租赁公司。
公司的客户都来自当地的外企,由于疫情,绝大多数工厂都在停产。“在家除了喝大酒,扯会儿皮,什么都干不了。不如出来帮人,也算是帮自己。”
“虎哥车队”在3年前成立,“都是几百万元的房车”,平时他会带着一群老板出去“游山玩水”。
这次出来,他没有带上任何一个车队的朋友。他知道抗疫不是“玩”,那些老板们干不了,也干不起。
他相信现在这帮“干活儿像驴”的“过命兄弟”。
老 兵
“老兵”住在绥芬河往西27公里的绥阳镇上,和虎哥算是半个老乡。
纵然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这个边陲小镇也保持着不紧不慢的节奏。每天早上,人们还会小心翼翼地走在结冰的路上,去逛露天早市。扫雪车慢悠悠地穿过街道,今年雪多,“包雪的”(承包除雪工程)发了财。
老兵本名叫李司军,今年45岁,当过3年兵。虽然已经退役23年,但部队的一些习气他仍旧保持至今——抗疫路上无论条件好坏,他的房间总会是车队里最整洁的一个。
他是开着那辆二手金杯车出去的。准确地说,那辆车不是他的。年前,他的一个朋友花3万元买了这辆车,老兵只是借来“玩玩”,但2月下旬的一天,他开着这辆车上了高速路,目的地是武汉。
在绥阳镇,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搞电焊的”,靠给来往的大货、工程车焊点东西坚持生存。若是平常人家,这份营生足以支撑一家人生活,但老兵偏偏是晦气的——妻子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没法事情。女儿11岁,年幼时发高烧导致心肌受损,落下了心脏病。儿子8岁,患有先天性“漏斗胸”,“搞电焊”挣来的钱险些全要用在两个孩子上学和吃药上。
武汉疫情暴发后,路上难得一见大货车,老兵接不到活儿,妻子带孩子回了外家,只能靠外婆出去打工养活他们娘儿仨。
“每天忙劳碌碌事情生活,钱没挣着,老婆孩子也没照顾好。”他叹了口气说,自己曾经是个话痨,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迈进家门,就不愿再说话。
那段韶光,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又不想闲着。“军人退伍不退社”,他加入了镇上的志愿者团队,在小区门口给人登记、量体温。
后来,他通过朋友得知有个叫“虎哥”的老乡在武汉抗疫。“在哪儿都是志愿者,何不去一线做?”
那时武汉每天新增确诊病例仍有数百个,在疫情舆图上,它是红到发黑的地方。老兵管不了这些,在终日压抑、无力的生活里,他像是找到了一个出口。他说自己没太高的思想觉悟,但相信这次出来“行大善”会给老人和孩子积福。
老兵一贯想做个好父亲,但在这件事上,他险些只剩下自责。由于没钱,他乃至要眼看着儿子错过最佳手术期。
“人一辈子不做点故意义的事,怎么给孩子做榜样?”他笑了笑,一阵短暂沉默后,他接着说,“我就没想着能活着回去,我去世了最少算是伟大的吧。”
老兵在修理车队的车辆。
出发去武汉那天,老兵没有关照任何亲友。车快开到沈阳时,他才把提前编好的信息发给妻子。那是条他“这辈子发过的最长的短信”,反复修正,花一个多小时才写好。
他见告妻子自己是出去做善事,会照顾好自己。“如果我回不去,麻烦你一定要把两个孩子带好。”
手机很快响起,但电话那头不是他想象中“妻子送壮士出征”式的打发,而是一顿“来源盖脸”的臭骂。
“你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还真舍小家为大家啊,这俩孩子咋整?”妻子夹着粗话,不给老兵阐明的机会,末了抛出重点,“走可以,往家里打钱就行。”
钱是不会有的,更让妻子想不到的是,丈夫干着要命的活儿,还要往里搭钱。
绥阳到武汉2600多公里,出发前,老兵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便是油钱——自己手里只有2000多元。他找到“搞电焊”认识的开大车的哥们儿,“他三千你五千”,末了凑了1.5万元,算是一起上的盘缠。
他一个人开了“三天两宿”,吃烙饼,睡车上。在东北碰着下雪,出关后又碰上雨夹雪,到武汉时创造早樱都开了,自己还穿着厚衣裳。
虎哥说,他们在武汉的事情很像“农人工”,紧张是卸货、搬运,“须要什么干什么”。
有时他们也会搬运尸体。疫情期间,丧事没有那么讲究。
“人活着的时候看着还挺高等,小猫小狗去世了还蹬下腿,人去世了什么都不是。”老兵说他从没那么近间隔地靠近去世人。
这让他对自己的命有了新意见,“还是活着好,活着多幸福,活着能做自己喜好的事,又是多幸福。”
老兵去武汉早,算是车队的“元老”。退役后,他很少再有这样的集体生活。这让他找回了在部队时的觉得,虽然很累,但身边是一起战斗的兄弟。
有次车队接到紧急任务,大家都匆忙下楼。有队员看到,老兵开着房门,笔直地站在镜子前,仔细把帽子扶正,再在迷彩服外扎上皮带——车队里没人这样做,迷彩服只须要穿一下子,作业时他们要换上防护服。
“我们是一起生一起去世,只要有一个人传染,就谁都跑不了。”老兵说他没有因此感到恐怖,反而格外珍惜这种情意。
车队男人们在一起时,喜好饮酒、扯皮,或者相互开玩笑,坦露感情是件会被鄙视的事。但很多事老兵都记得,他记得和队友们一起过的45岁生日,也记得在武汉时,他吃不惯南方的饭菜,虎哥在酒店里做过的红烧肉。
唯一让贰心烦的是,妻子还是常常打来电话,她不相信出去这么久、干这么危险的事情会不给钱。
镇上也有很多人这么想,他们讲究务实,付出就该当有回报。在听说这是“志愿”行动后,老兵成了这些人口中的“山炮”。
猴 儿
武汉解封前,虎哥本来已经联系好,带着车队去国外赢利,“也是抗疫,收费的”。可谁也没想到,新的疫情竟然在涌如今绥芬河——虎哥和老兵的家乡。
车队连夜上路,轮班开车,“人停车一直”。到达绥芬河时,路边的积雪已经化完,露出黄土。和车队进入的每一座城市一样,这里又是一座“空城”。
车队抵达绥芬河前,“猴儿”就进了车队的微信群。他把虎哥给他安排的车上贴上了队徽,接送当地政府和医务职员。
2月份时,猴儿本来也打算去武汉,但是得了场感冒,前后折腾了一个多月才好。
他是佳木斯人,小时候随父母搬到了绥芬河。猴儿今年33岁,和父母住在一起,自称有一份“月薪1万多元”的事情,由于出来抗疫辞掉了。
猴儿这个外号是虎哥给他起的。他身材瘦小,又喜好穿一件黄色的紧身T恤,显得更瘦。他的眼睛也小,牙齿少了几颗,笑起来有些风趣,却也精神十足。
“猴儿”在掩护喷雾消杀设备。
在车队里,他时时时会成为队友们捉弄的工具。有次作业间隙,猴儿在车上睡觉,虎哥喊来队友,围不雅观他把酒精滋在猴儿的脸上。队员们大笑,猴儿惊醒后,没说话,默默摇上了车窗。
他也曾经“风光过”,做原木买卖赚了钱,但很快就狠赔了一把。直到现在,做环卫工的母亲和在建筑公司的父亲还要帮他还债。3年前,他结了婚,一年后就离了。
除了父母,没有太多人关心他去了哪儿,在干什么。他也不在乎这些,乃至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意见。
“瞧不瞧得起我都无所谓了,我还是过日子,该吃吃,该玩玩。”猴儿昂开始,表情不屑。
加入车队前,他险些把所有闲功夫都花在了一款手游上,“一天差不多要玩七八个小时,累了就看会儿网络小说。”有时他会连续玩上一天一夜,“躺在床上玩”。除了韶光,他还常常往游戏里充钱,加一起投入了几万元。
在游戏里,他是名战士,每次战斗都要冲在最前面,赢得无数次光彩。他是公会的元老,受人尊敬,说话有分量。
在加入车队的第六天,他卖掉了这个账号。
和老兵一样,他没钱加油,游戏账号是他身上唯一的资产。
“我不能连油钱都问父母要。”猴儿挤出一个笑颜,“也算是把游戏戒了。”
巨大的失落落感几天后才逐渐消退,账号卖了1000元,让他撑到了车队抵达绥芬河。
他期待着离开这座城市,这也是他加入车队的主要缘故原由。他说绥芬河是自己的伤心地,在这里经历太多失落败,“我是跪着活的”。
就算等不到车队,他也做好了离开的准备——目的地远在非洲,一个朋友约请他过去施展吊车技能。
加入车队的另一个主要缘故原由,是为了兑现一句给自己的承诺。2008年汶川地震时,刚刚大学毕业的猴儿正在西藏旅游。他的一个好兄弟是汶川人,“一贯联系不上”。第二天,他就开车直奔灾区,探求哥们的着落。
真正看到灾区惨状的那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救兄弟”的想法有多“中二”。但这些都不主要了,他无法忽略面前的统统,就地成为一名志愿者。乃至是不是志愿者也不主要了,他只想跟在各个接济队后面,做点事让自己心安。
“放眼望去全是断壁残垣,有人哭得撕心裂肺,有人连哭的力气都没了。看到这样的场面,是个人都不会坐视不管。”猴儿语气负责,表情难得一见地严明起来。
两个星期后,那个失落联的朋友打来电话,统统安然。猴儿没有离开,他在四川待了7个月,一贯等到当地开始重修。
“我那时就想好了,往后再有这样的大灾大难,我一定还会去。”猴儿对自己许下诺言。
猴儿算是队里的年轻人,但很少人知道,他经历过超出年事的“大起大落”。他遭遇过严重的车祸,头部和脊柱受到重创,在床上躺了一年。那时他无数次想到自尽,末了咬牙挺了过来。康复后,他发了财,到达人生顶峰,结果又被人坑到倾家荡产。
他清楚自己又处在一个新的低谷,大部分时候他都甘心躺在谷底,失落去向上爬的动力。这一次,他把自己扔进新的环境,与陌生人相处,像是一场逃离,却没想过一些可能性正在发生。
兄 弟
在车队,猴儿最好的朋友是比自己小9岁的“二代”。
“二代”是“富二代”的简称,队友们以为少个字更顺口。从身价上看,二代和猴儿分处车队的两个极度。游戏账号换来的钱用完后,猴儿“连烟都要借着抽”。在绥芬河时,二代曾穿着7900元一双的鞋干消杀。
加入车队前,他们不可能涌如今对方的生活圈子里。加入车队后,二代见到的第一个队员便是猴儿。
那天他们在给绥芬河一个公路收费站做消杀。4月份的黑龙江,气温还在0℃高下,在空旷的马路上待上半天,冷风毫无阻挡地吹到脸上,两人冻得浑身抖动。中午时,猴儿让二代回去安歇,吃口热饭,“剩下的交给我”。
在车队,过去的身份不再主要,这里对一个人的评价标准是义气和品质。二代以为猴儿善良、真实,他短缺这样的朋友。
二代不喜好别人这样称呼他。事实上,他想让队友忘却自己这个身份,即便在车队里,这更多只是种玩笑。
加入车队时,虎哥让他开辆“大车”,能装货。他害怕别人会以为自己“不一样”,刻意找了辆廉价车过来。
二代从初中就开始上私立学校,大学住单人宿舍,毕业后在家族企业上班,生活被安排得妥妥当当。这让他习气了独来独往,他不喜好大城市,两年前选择回老家陪外婆。钓鱼是他唯一的爱好,平日里“一坐便是半天”,身边全是“钓到一半就睡着的老年人”。
到了车队,他成了虎哥口中“不让干活儿就急眼”的“精力病”。在舒兰时,很多小区都没电梯,他背着50多斤的药桶,手里再提着20斤的喷雾消杀机,上高下下干了几个小时,“累得遭不住”。
端午节那天,二代6点多就爬了起来,花半天找到业务的商店,为大伙买了粽子和五彩绳。
“放在以前,我不可能做出这种事,车队确实很神。”他挠了挠脑袋,笑着说:“我完备不在乎什么大爱,或者公益,最宝贵的是认识了这帮兄弟。”
不仅是二代,险些所有队员都表达过对这段“兄弟交谊”的留恋,频年纪最大的老王都是。
老王今年57岁,但他还是会和自己儿子辈的队友们以兄弟相称。他是在舒兰加入的车队,然后随队一起到了北京。
身边人都理解不了老王的做法。他是退居二线的林业局干部,有事时回单位开场会,没事就在家带孙子,年纪这么大了,为啥还要出去折腾?
老王偏偏不喜好那样的生活,他当了18年伐木工人,做梦都会回到森林里,和工友们饮酒吃肉。直到现在,他还对巨木从头顶划过,带掉帽子的惊险场面印象深刻。
“抗疫和伐木一样,身边都是过命的兄弟。”老王说。
只是,老王毕竟不是当年那个“身体像树一样结实”的伐木工了。在北京新发地市场消杀时,内部气温太高,再加上肉类糜烂散发出恶臭,老王忽然一阵反胃。
他知道那里是污染区域,不能拉下口罩。“我一个人传染了,其他人也跑不掉。”匆忙跑到表面楼梯间时,他已经吐在了口罩里。
老王说自己从来没这么不堪过。
事实上,每次涌现新的疫情,虎哥都会向“疫区”城市申请进入,供应帮助。他们接管当地政府调遣,承担的每每都是最累、最“埋汰”的事情。
在牡丹江定点医院消杀时,由于病人受不了喷雾,几十个男人只能拿着浸过消毒液的毛巾,蹲着或跪着擦遍病房的角角落落。
车队并不是一个正式组织,没有章程,没有任何成文的规定,但它却有着强大的凝聚力。
虎哥也说不清,他的队员来自天南海北,有穷有富,末了是怎么“穿上一条裤子的”。
他定的车队进入门槛并不高:“至心想干,能长期干。”
他接过很多电话,有人张口便是“一天给多少钱”,有人要“先试两天”。在牡丹江时,一个浙江小伙千里夜奔,赶来与车队汇合。大家换上装备开始干活儿时,这个新队员却把手机装在自拍杆上,开始直播:“老铁们,我现在在牡丹江抗疫……”
不到半天,“主播”就被虎哥赶出车队。“老铁这,老铁那的,都是为了蹭热度。”
在吉林舒兰,一群“社会人”加入了军队。他们学习很负责,也很积极,常常问一些专业问题。两天后,这帮人不辞而别。虎哥后来得知,他们在车队学了技能,在表面做收费消杀。
虎哥逐渐创造,那些终极留在车队的人,开始的问题每每是“你们在哪儿”“什么时候开始干”。
那辆五菱之光的车主闫杰,从安徽淮南一起开到舒兰找到车队。在此之前,他从家里偷跑出来,成了武汉雷神山医院的建筑工人。他没当过兵,但憧憬部队生活,把电视剧《士兵突击》“刷了无数遍”。他在车后窗玻璃上贴上了一行字:我是名战士,须要帮助请随时截停我。
在车队里,他淳厚、能干,像极了许三多。
在牡丹江,一个95后加入车队。他梳着“武士头”,漂染了黄色,哪怕出任务时都不忘扮装。
他女朋友是黑龙江省947名确诊患者中的一个,“就算是老天爷侵害她,我也要跟他干一干”。
“95后”在出任务前扮装。
意 义
再过10天,车队在外漂流的韶光就要满5个月。他们险些从冬天走到了夏天,见过绥芬河边的雾凇,也在北京感想熏染了热到“地上冒烟”的酷暑。
从家里出发时,老兵那辆二手金杯车空荡荡的。后来这辆车成了车队的主力,总会被各种物件塞满。车老了,小毛病也越来越多,最近方向盘助力出了毛病,“打舵吱吱叫,沉得要咬着牙打”。
韶光太久了,又没有轮换,靠自己给养,很多队员都已经“弹尽粮绝”。老兵借来的钱花完后,又刷爆了自己的信用卡。闫杰在武汉挣的1万多元工钱,已经要靠近三位数。
出于对“蹭热度”的当心,虎哥谢绝过几家基金会的互助意向。大部分时候,他只接管政府供应的支持,但这每每仅限于食宿。
从东莞出发时,他银行卡里有80万元,如今已经见底。一个人独处时,他也会想,自己到底在坚持什么。他想儿子,期待“疫情能快点结束,早些回家”,但只要挂在胳膊上的对讲机响起,他就会忘掉这些,进入“战斗状态”。
在武汉时,虎哥接到过一个乞助电话。一位老人疑似传染了新冠病毒,儿子是年夜夫,任务太重走不开,社区资源紧张,没人送他去医院。虎哥说他没有任何迟疑,只戴了一个口罩就开车过去,把老人送到了最近的发热门诊。
虎哥不敢想象自己如果不去,这位老人会有什么样的结局。那是他第一次真切地确信,“这趟出来故意义”。
武汉解封那天,绥芬河市新增39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成为新的疫情重灾区。老兵开着他的金杯车,随车队从武汉返回绥芬河增援。只不过,这次他车里装满的,是家乡急需的防护物资。
车队在绥阳镇下的高速,老兵远远看到出口处一群人围在一起,手里举着条幅。通过收费站时,交警排成两列,忽然向车队敬礼。
出了收费站,老兵才看清条幅上的内容:“欢迎英雄凯旋,绥阳李司军好样的!
”
他有些恍惚,乃至激动得有些“走不好道”。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以这种办法回家,那些欢迎他的军队里,一个月前还有人称呼他为“山炮”。
绥芬河市总人口不到7万人,城区面积仅相称于4所清华大学。对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城的人们来说,一天新增39个确诊输入性新冠病例,足以让他们紧张起来。平日人来人往的俄罗斯风情街上,如今空无一人。太阳刚落山,少了广场舞曲的街道只剩下风声。
妻子也不再埋怨老兵。一贯劝他回家的父母、兄弟、嫂子,开始让他多把稳防护,照顾好自己。
从绥芬河开始,车队的紧张事情从搬运转向了消杀。虎哥买了36台喷雾消杀机,由于机器有一根长筒喷管,被队员们叫做“大炮”。
在这座很多队员的家乡小城里,他们穿着防护服站成一排,提着“大炮”沿步辇儿街缓慢提高,整条马路都属于他们。
“觉得自己像个战士,很光荣。”老兵笑着说,眼角挤出皱纹。
在舒兰,车队给一个小区消杀时,一个老大爷就忽然走过来,抱着虎哥的腿哭。大爷说小区居民都很害怕,现在终于等到人来了。消杀完后,他创造队员车里塞满了矿泉水、饼干。
车队卖力了舒兰全城80%小区的消杀,后来队员们穿着队服出去,“用饭给钱都不要”。
“这是最大的礼遇,也是我们的动力,还想要啥?”虎哥反问。
“大炮”到位后,猴儿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加入车队前,他就喜好捣弄各种机器设备,“玩技能”。他成了这36台“大炮”的主管,卖力机器平日的调试、养护。机器坏了,他还能上手维修。
他逐渐成为车队的骨干,作业时碰着一些分外情形,或者指定位置的消杀,都由他卖力处理。
“反正都是一些高端事情吧。”猴儿一脸严明。
老兵也得到了回报。劳碌的事情里,和孩子视频是他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候。前几日,儿子跟他说,老师约请他开学去学校上课,“讲讲出去抗疫的故事”。
猴儿变得比之前更积极主动,乃至对生活有了新认识。他说自己的上进心又被燃起,这次回家后,“要站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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