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师长西席曾称汪世清（1916-2003）师长西席为“京城第一读书人”。然而，这位读书人生平低调，圈外人对他鲜有理解。
汪世清师长西席青年时期受乡贤汪采白师长西席的熏陶与黄宾虹师长西席的影响，对徽州字画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发生浓厚的兴趣，并由此拓展到全体明末清初字画家的研究。黄苗子与薛永年师长西席都曾不谋而合谈到汪师长西席考证事情的两个学术传统，一是乾嘉以来的朴学统绪，二是他治物理学史，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与科学思维。
2003年汪师长西席逝世时，留下手抄善本古籍及整理辑录的文献资料一百四十余种。这些手稿后经白谦慎、薛龙春、张义勇等学者整理集结成《汪世清辑录明清珍稀艺术史料汇编》并于前不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这大概也只是汪师长西席手稿的一半。
澎湃新闻特刊发《汪世清辑录明清珍稀艺术史料彙编》媒介。
在为汪世清师长西席编著的《石涛诗录》所撰媒介中，黄苗子师长西席称汪师长西席为“京城第一读书人”。偌大个京城，读书人成千上万，以黄师长西席的见识，能如此称誉，当属不易。然而，这位读书人生平低调，圈外人对他鲜有理解。
汪世清（1916-2003）
汪世清师长西席1916年生于安徽歙县，1935年高中毕业后，为北师大和北大两所名校录取。他神往北大，但考虑到经济条件，遂选择了北师大物理系，第二年又同时入北大哲学系。抗战爆发后南归，在家乡从事教诲事情10年。抗降服利后，他于1947年返回北师大完成学业。他的本行是物理学史，生前是教诲部高档教诲研究院研究员。但青年时期的汪世清受乡贤汪采白师长西席的熏陶与黄宾虹师长西席的影响，对徽州字画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发生浓厚的兴趣，并由此拓展到全体明末清初字画家的研究。
朋侪曾向我形容汪师长西席读书的情景：离休前他每个周末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看书，数十年不间断。离休后他每天清晨都乘公交车去北京图书馆看书，有时看半天书，有时则直到闭馆，再坐公交车回家，中午只吃大略的速食。白天用铅笔所抄录的资料，晚上再用羊毫恭楷重新誊录。日积月累，集腋成裘，至2003年汪师长西席逝世时，留下了他手抄善本古籍及整理辑录的文献资料一百四十余种。
2006年夏天，经白谦慎师长西席先容，我去北京看望汪师母沈家英老人，并在她家中翻阅汪师长西席所辑录的史料。汪师母非常和蔼，每次去，她只和我寒暄几句，就留我一个人悄悄地翻閲。由于天热，她总是让保姆给我切一盘西瓜。到了第四天，她忽然拿出汪师长西席写的一帧小楷诗作送给我，并说汪师长西席若是还在，一定会和我这样的年轻人成为忘年交。这让我在仰慕汪师长西席的同时，更增加一份传承的任务感。
我从汪师长西席手抄的许士佐《野耕集》《汪右湘师长西席荣哀录》，辑录的《水喷鼻香园觞咏集》等罕见的诗文集中得到不少关于清初书法家郑簠的资料，这些资料都利用到我次年出版的《郑簠研究》一书之中。在翻阅的过程中，我把稳到汪师长西席辑录有一册《黄山艺苑诗》，收入明末清初百余位安徽籍墨客、字画家的七百多首与黄山有关的诗作，每位作者汪师长西席都作了小传，是研究安徽字画很有用的资料，遂抽韶光进行整理。2009年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不过出版时编辑执意将书名改为《明清黄山学人诗选》，现在看来，效果并不好。也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我和白谦慎师长西席一起去看望汪师母，谈天时谈起汪师长西席的遗著已经基本出版，我们故意连续整理出版汪师长西席辑考的明清艺术家史料。这一发起得到汪师母的积极回应，她在很短韶光内整理了尚存家中的手稿以及手稿影本（大部分原件已捐赠给汪师长西席故乡的黄山学院）交给我们。这些资料有整整三大纸箱，运回南京之后，我和白谦慎师长西席很快进行挑选，个中与艺术史关系不大的、他处已经出版影印本或整理本的（如程邃《萧然吟》、黄生《一木堂诗稿》等），都不再进行整理。目前这套《汪世清辑录明清珍稀艺术史料汇编》，大概只是汪师长西席手稿的一半。
《汪世清辑录明清珍稀艺术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本书分善本诗文集、诗文辑录、字画辑录、未刊稿四个部分。以龚贤为例，善本诗文集部分收入龚氏《草喷鼻香堂集》《自书诗册》，诗文辑录部分收入《龚贤集外诗》《题画诗》《各家赠答怀念龚贤诗词》等。由于龚贤诗集从未出版，汪师长西席的抄录本可视为善本，加上汪师长西席从他处辑得的其他诗词，这些资料对付研究龚贤具有主要的代价。又如，诗文辑录部分收入郑旼的《郑旼诗文钞》，字画辑录中收入《郑旼画录》，未刊稿部分收入《郑旼年谱》，这些材料的集中出版，对付研究郑旼的生活与艺术，其浸染不言而喻。再如，汪师长西席《程邃年谱》虽然已经出版，但他所辑有关程邃的资料，仍有许多材料为年谱所未收，对付研究程邃大有裨益。此外，除了关注渐江、石涛等主要的艺术家，汪师长西席辑录的材料中也有不少与艺术家关系密切的人物，他们不以字画见长，但在艺术家人脉网络中却颇有分量，如许楚、程守、许士佐、汪沅、汤燕生、王炜等，他们的干系诗文、书函，也为研究者供应了许多难得的资讯。
汪世清手稿（一）
汪世清手稿（二）
汪师长西席精于考证，这源于他系统读书、读画，并不厌其烦地抄录善本，辑录与归类各种材料。他对艺术家的周边关系极为熟习，纵然是一些名头很小的人物，他也有相称的理解。这些材料看似竹头木屑，但积累得多了，就能看出个中的关联，并作出更大的推断。他的专著《卷怀天地自有真——汪世清艺苑查疑补证散考》（以下简称《查疑》）以明末清初徽州地区字画家的生卒、行迹、交游、作品研究为重心，兼及当时其他有影响力的艺术家。虽没有伟大的框架和博识的理论，但所展现出的积学工夫令人敬佩。他实实在在地办理了明清艺术史上许多模棱两可的问题，廓清了不少张冠李戴的缺点，一些历来被认为无从稽考的人物、事宜也有了明确的答案。这样的事情费时费力，不少人视若畏途。不仅如此，人们甚或以其噜苏零散而轻视之。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至今仍为人们称道的乾嘉学术，就不丢脸出，对古代名物制度不厌其烦的细致考证，正是乾嘉学术的一个主要特色。那些看似噜苏的精细考证，为更为宏不雅观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根本。乾嘉学者集体呈现的考证成果，后来学者莫不得其沾溉，其代价不容置疑。如果我们将汪师长西席的研究放到当代意义上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起步不久、尚显粗疏这一学科背景中去评价，其意义就更显得主要了。可以説，汪世清师长西席将乾嘉考证学的方法拓展到先贤不甚留神的艺术史领域，从而为后学建立了一个主要的研究范式：扩大艺术史资料的范围，系统搜集以诗文集为中央的各种材料，经由细读、勾连与考证，每每能够取得学术上的真正打破。
汪世清在美国做学术报告
汪师长西席的研究以谈论字画家生卒平生问题的为多，辅之以家世、行迹与交游研究。如1960年代以来，南昌青云谱道院创立者朱道朗即是八大隐士的不雅观点曾一度甚是盛行。八大隐士究竟是不是朱道朗，汪师长西席有三篇论文谈论这一问题，在稽核八大隐士在国破家亡后的行踪之后，他创造这一说法与八大隐士的平生事实不符。在顺治癸巳（1653）至康熙辛酉（1681）近30年间，八大隐士与朱道朗始终分居两地，且相距百里以上，以是朱道朗不可能是八大隐士。再如《董其昌的交游》一文，详考董氏与五个种别99位朋侪之间的交往活动，这些朋侪，从出生于1509年的陆树声到出生于1609年的吴伟业，韶光跨度超过一个世纪。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对付一位艺术家人脉网络最为细致的研究范例。交游与艺术家眼界、意见意义之养成关系十分密切，在董其昌和歙县收藏家吴廷交游的个案研究中，汪师长西席指出吴廷收藏的法书名画不仅供董不雅观赏，还比较永劫代地置于董其昌身边供他临摹。那么，余清斋的收藏品与董其昌的艺术风格之间的关系就颇值得关注了。
八大隐士画像——《个山小像》
当然，汪师长西席紧张的学术兴趣还是艺术家生卒年与平生的考证。生卒年考证看起来是个小问题，却能引发艺术史研究中的其他主要问题。比如生卒年疑问中的蛛丝马迹，有可能是办理风格、真伪等问题的切入点。在清初安徽画家孙逸的研究中，论者常将《歙山二十四图》作为其作品进行风格阐释，由于在张庚《国朝画征录》“孙逸”条下，明确记载著：“歙令靳某所雕《歙山二十四图》，是其笔也。”靳治荆修康熙《歙县志》成书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越二年刊刻行世。汪师长西席通过考证孙逸的卒年，创造其时孙逸已去世三十多年。《歙山二十四图》的作者实在是另一位歙县画家吴逸。根据《歙山二十四图》来剖析孙逸的艺术风格，不免离题万里。再如八大隐士有两幅《三友图》传世，作品画面不同，题识的位置也不同，但所题内容除署年外完备相同。个中一幅署年“己巳”（1689），另一幅署年“丁丑”（1697）。画是送给一位沈师长西席的，八大隐士在题识中记沈自言“麟今年六十有八”，可知此人为沈麟。根据两幅作品的不同署年推其生年有二，即天启二年壬戌（1622）和崇祯三年庚午（1630），故必有一伪。汪师长西席根据沉麟朋侪王原《东皋尚齿会记》的记载，考其生1622，卒1692。则署年“己巳”的画作恰好相合，而署年“丁丑”，沈麟已去世五年。
1987年2月在张充和家中 前排：汪世清、傅汉思 后排：白谦慎、张充和、沈家英
汪师长西席自言其从事生卒考证受到汪宗衍师长西席的影响，汪宗衍师长西席著《疑年偶录》，曾与陈援庵师长西席就疑年问题论学。疑年学的魅力在于，人只有生平一去世，生卒韶光只能有一、不可有二，对它的考证最能表示科学精神。汪世清师长西席的这些考证论文，单独一篇彷佛并不引人瞩目，但数十篇聚于一书，且每篇都有坐实的结论，相信读者会为之敛衽。汪宗衍尝评价陈援庵《释氏疑年录》“考证精严，组织严密，辞约而意赅”，而这正是汪世清师长西席所期望达到的境界。
考证离不开资料，在过去的美术史研究中，人们总是较为关心画史画论著作，而很少留神艺术家同时人的诗文集。汪师长西席《查疑》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大量利用诗文集，其资料开掘事情具有文献学意义与示范代价。就艺术家传记而言，他并不十分相信那些晚出的画史载籍，因时期相隔，个中存在许多不实之处。而诗文集中常会有同时友人为他们所作传记，而且不止一篇。有些诗文集，作者既不著名，亦不能经见，但汪师长西席百般搜求，披沙拣金，每每有意外的收成。如程邃生卒年，常日的説法是生1605，卒1691，年87。但这明显与程邃同时人陈鼎《垢区道人传》“卒年八十六”的説法不合。汪师长西席从李念慈《谷口山房诗集》、费冕《费燕峰师长西席年谱》、王撰《揖山集》中搜得三则材料，确定程邃生于1607，卒于1692。又如，在考证石涛好友“岱瞻”时，汪师长西席首先根据一件石涛为岱瞻画扇作品中“江氏子孙世守”的收藏印，得出岱瞻江姓。从沈大成《学福斋集》卷十四《江氏先友尺牍跋》，又知其爲“新安”人。再据江登云《橙阳散志》，知“江世栋，字右李，号岱瞻”。从闵华《澄秋阁集》卷二《题江右李表母舅楷书册子后》，考得江世栋为歙县江村落人，以书法名于江淮间。“岱瞻”这样一个后世无闻的名字，汪师长西席却通过文集考证出他的平生。虽说小人物的平生彷佛无关宏旨，但石涛有四封写给他的书信，若没有对其平生的考证，这些书信很难在研究中被充分利用。更故意义的是，汪师长西席考出了多少像岱瞻这样的小人物，他们在谈论石涛行迹时，发挥出不可或缺的浸染。
汪师长西席博不雅观清初别集，许多别集中的史料都是由他首次利用的，这些材料我们不熟习，也每每忽略。汪师长西席的搜集事情常常环绕艺术家交游圈展开，如程邃《萧然吟》卷首《益友赠言》，收程氏50岁以前深交37人的赠答诗五十首，见于诗题的人名又有一百七十多个，这无疑是程邃前半生社走运动的记录。根据《萧然吟》所及人物，再去搜集文集，定然会有不少干系资料，汪师长西席《程邃年谱》便是在这样的根本上写成的。
清人选集也被汪师长西席视为美术史资料之渊薮。今人选今诗，在清初的百余年中蔚为风气，仅面向全国的选集，就有数十种之多，如《诗不雅观三集》《国朝诗的》《扶轮广集》《岁华纪胜二集》《国朝诗正》《名家诗永》《宛雅三编》《诗最》《国朝诗乘》等。这些选集中常收有作家集外诗，一些未有诗集传世的墨客作品更是赖此以存鸿爪。在为谢正光师长西席《清初人选清初诗彙考》所作媒介中，汪师长西席深有感触：“我很喜好翻阅诗选集，特殊是清初诗选集。由于从那里，我常常找到我所期望找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这每每又是别处所找不到的。”汪师长西席的考证确实从选集获益殊多。如在倪匡世《诗最》中姚有纶《祝汤老师七旬寿》，题下注“师字岩夫，乙丑玄月初八日诞辰”，据此可确知汤燕生（字岩夫）的生年。在刘然《国朝诗乘初集》中又有沉思纶《哭汤岩夫师》，刘然评语云：“岩夫为余老友，壬申殁。”汤岩夫的卒年又有了着落。倘若汪师长西席没有从选集中发掘出这两条资料，汤燕生的生卒大概至今还是悬案。
1987年2月汪世清夫妇访问哈佛大学
宗谱也是汪世清师长西席非常长于利用的资料。宗谱对付人物姓字、名号、世系、籍贯、辈行、业绩等有十分主要的参考代价，但其收藏一样平常较为偏僻，不易吸取。如清初诸家曾爲一位叫为“中翁”的人作字画册，在考证“中翁”名姓时，汪师长西席不仅利用汪济淳《脉望公集》等孤本文集，还利用《潜川金紫汪氏敦睦门支谱》，来确定‘中翁’家族世系与兄弟姓名。在《江韬不是江一鸿》一文中，他比较了万历《重修济阳江氏宗谱》与乾隆《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谱》中的细微差别，否定了江一鸿祖父辈搬家杭州的陈说。一样平常环境下，宗谱较为可信，但那些修纂韶光较晚的，也会杂入不实的材料。如谈论八大隐士世系问题时，汪师长西席认为《江西朱氏八支宗谱》乃入清八十余年的雍正年间所修，而又重修于民国己巳（一九二九），辗转传抄，多有缺漏错乱。他根据八大隐士从侄朱堪注，直接朋侪朱不雅观、间接朋侪李驎的诗文，结合朱元璋子孙的命名特点，雄辩地推翻了《宗谱》的缺点説法，指出其为“统”字辈，是宁藩朱权九世孙。
笔墨资料之外，传世的字画作品中亦藴藏了许多资讯，这些也是艺术史研究不可多得的材料。如石涛《丁秋花卉册》，个中有三开抄录“格斋诗”。格斋何人?汪师长西席在李驎《虬峰文集》中创造了他的踪影，其人卞姓，“素负豔才”。但是遍查清初选集、志乘，并无其他。他有时翻到《至乐楼字画録》，在清代之部著录了禹之鼎《写古于役夫于亭图轴》，上有江都后学卞历久敬题五古一首，钤“历久”“格斋”二朱文印，可知格斋乃卞历久之号。又从王仲儒《西斋集》与朱不雅观《岁华纪胜三集》卷前选墨客与参阅人中，获知卞历久字梦龄。看起来，找到清禹之鼎《写古于役夫于亭图轴》这个关键性的证据具有相称的有时性，但这正是汪师长西席长期关注字画作品的结果。在评论辩论石涛绘画时，汪师长西席常常将之称为“史画”，他认为石涛为好友所作的画，题跋均有故实，详加考证，即可得知石涛与好友交往之迹。实在，不仅石涛，清初许多画家作品中的纪年、上款、印章、题跋（诗与文）都具有史料代价，而过去，我们习气于“但以画不雅观之”。
石涛年谱稿
黄苗子与薛永年师长西席在《石涛诗录》与《查疑》二书的媒介中，都不谋而合谈到汪师长西席考证事情的两个学术传统，一是乾嘉以来的朴学统绪，二是他治物理学史，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与科学思维。秉承著这样两个学术传统，汪师长西席搜集资料不嫌其多，不避其杂，而考证过程中又十分看重方法的科学性。他强调任何历史事实的考证只有依赖直接而确切的证据和科学的论证方法。证据必须具有三个品质：一是直接，必须与论证的命题直接干系，汪师长西席打了一个比方，可以用作论证八大隐士有没有道家思想的证据，纵然有上百条，却绝不是论证八大隐士是否朱道朗的直接证据；二是可靠，尽可能利用第一手资料，他提醒读者在引用第二手或晚出证据时尤其要慎重；三是准确，证据只能有惟一的阐明。准确的可靠论据才是确切的证据。只有根据直接而确切的证据，才能得出准确无误、符合事实的结论。
石涛《八开蔬果册 》纸本设色 24.3cm×30cm 上海博物馆藏
在有关石涛生卒研究的力作中，汪师长西席详细而微地解析了他的证据不雅观，完备可视为他为读者所作的示范。他举出有关石涛生年的五条证据，前四条为石涛手迹，后一条为石涛朋侪李驎《清湘子六十赋赠》。五条证据都直接、可靠，但最准确的却是李驎的诗歌。前四条材料都不能确定详细年份，都有一种、两种乃至更多的可能性，无法从中得出单一的结论。而李驎的寿诗作于康熙辛巳（1701），“出腋知君岁在壬”句中的“壬”，只能是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关于石涛的卒年，李驎《哭大涤子》第一首后注“前年八大隐士去世”，第二首夹注“交恰十年”，八大卒年与李、石相交韶光都是确切的，故其卒必在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至于别的文献，如字画录中著录的绘画，其代价都不能与李氏挽诗相提并论。“我们只能根据李驎挽诗来证明这些说法的不可信，而不能用这些说法的证据来证明李氏挽诗的可疑。由于他们丝毫也不能证明八大隐士不是卒于康熙乙酉，李与石涛相交不是始于康熙戊寅”。由此可见汪师长西席在证据搜集、辨别、勾连与阐明中的科学精神与过人的思维能力。
部分汪世清著作
汪师长西席用以论证的材料都是从诗文集、方志、选集、宗谱、字画作品、字画録中一条一条爬梳而得，远非一样平常的索引书本可以供应。纵然是翻读原书，如果仅仅浏览目录也不能一下子创造，许多看似无关却十分紧要的材料必须逐字逐句阅读才能辨别其代价。没有数十年如一日的读书功夫，节制如此丰富的材料险些是不可能的。而能够这么做，既须要作者学术上的定力，也须要韶光担保。在数码技能日益发达的本日，便捷的检索节省了学者大量的韶光，人文学科也确实面临著千载难逢的机遇，但如何设定检索词颇能磨练研究者的学力。最早提出“E考据”这一观点的黄一农师长西席，也指出完全的“知识舆图”对付E考据具有关键浸染。E考据所得到的资料常日是片段的、零星的，分开了文本的高下文，也分开了当时社会的高下文，不尽力还原这些材料的历史场景，对它们的利用就会涌现问题。有研究者竟然将某作者文章中引述他人的一段话作为该作者的见地大加阐释（这个不雅观点正好是他所反对的），令人啼笑皆非。此外，E考据可以办理一些资讯类的问题，却无法办理修辞类的问题，对修辞的准确把握与理解，仍须要大量完全的文献细读。因此，身处E考据时期，如汪师长西席这般地毯式阅读、抄录与辑录各种史料的事情，就显得格外主要。
在细致剖析了汪世清师长西席的研究路径、搜集与利用文献的习气之后，再回到这套《汪世清辑录明清珍稀艺术史料彙编》，读者们想必更能理解它的代价所在。作为一位造诣卓著的艺术史学者，汪世清师长西席在读书过程中所做的文献辑录及干系考证，不仅是他个人研究的坚实根本，同样也能为本领域的学者供应大量经由整理的研究素材与具有提示性的思考方向。换句话説，汪师长西席在他生平的读书生涯中，虽然准备了大量有组织的资料，但他并未有韶光完玉成体的研究与写作，如今，这些史料经由整理出版，大家得而用之，汪师长西席倘若知道它们还能连续发挥浸染，一定也会感到欣慰。
《汪世清辑录明清珍稀艺术史料彙编》
《汪世清辑录明清珍稀艺术史料彙编》，汪世清 辑录，白谦慎、薛龙春、张义勇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作者系浙江大学教授，本文原题为《艺术史研究领域的乾嘉学风》，为《汪世清辑录明清珍稀艺术史料彙编》媒介）
任务编辑：陈若茜
校正：张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