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县运管局局长唐国春给讲述改革过程。）
2016年6月30日一大早，看到朋友圈里转发的《都匀取消出租车经营权收费》时，瓮安县居民杨威并不以为稀奇；不过他还是顺手一点，转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只不过在转发前，杨威加上了这样一句评论：“瓮安县早就做了，走在全省最前面。”
2016年4月，黔南州政府试点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办理群众出行难问题。瓮安县成为这次试点名单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改革两个月带来的一系列变革，让杨威确实享受到了福利。他家住在瓮安仁和医院附近，间隔上班的摩尔购物中央有不短的间隔，杨威说：“原来打车特殊难，现在随意马虎了不少。”
有人欢畅，有人忧。对付像杨友伦这样开了九年出租车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原有的市场格局全面洗牌，“出租车”这块美味诱人的蛋糕，在以搭客需求、搭客满意为导向的条件下，将被重新切割。
（过渡期后，瓮安捷讯出租车公司还有大批出租车等待投入运营。）
瓮安出租车：一块美味的蛋糕
在瓮安开出租车，曾被普遍认为是一个“高收入”的行业。
黔南交运有限任务公司瓮安县分公司经理王绪碧，亲眼见证了瓮安县出租车的发展史。2008年，瓮安全县的出租车已有249辆旁边，至今已坚持8年韶光。跟全国地区一样，改革之前，瓮安的出租车管理也因此得到“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利用”，作为“入行”的资质门槛。每辆车交1万元，就能得到8年的出租车经营权。
王绪碧见告，在此情形下，除了出租车公司，还出身了一部分“以权养车”的“业主”：每天以230元的“台班费”将车租给司机，业主每月的收入就有6000元旁边。而在司机，只管每月要交的台班费不少，但留在荷包里的收入，也有不少。
杨友伦从2009年开始在黔南交运有限任务公司瓮安县分公司开出租。当时，仅一个白班的纯收入就有400元旁边；虽然开车累，但杨友伦以为日子过得痛快酣畅，“随便买包烟、喝瓶酒、吃顿饭，都不会有包袱。”
瓮安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唐国春见告，在瓮安，每有弱势群体要求政府安排事情，首选的职业之一，便是当出租车司机。尤其是当城市日益扩展、人口数量日益增大，县域面积1974平方公里、总人口已有48万的现在，当每1927个瓮安人须要共享一辆出租车，这块蛋糕，也变得愈发诱人了。
想进的人无数，但实际上，想进，却并不好进。
唐国春说，数量牵制和严格的准入审核，造成出租车行业的垄断运营，出租车经营权成为一种投资品亲睦处运送办法，又加固了出租车市场形成的异化垄断，也因此产生了固化的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分食着这块蛋糕的业主与出租车公司，都不愿将这利益再分给多一人。
“他们都巴不得将这权利，世代流传下去。”王绪碧说，“不仅在瓮安，这在全国各地的情形都一样。”
打车难：改革前的出行之痛
而与行业垄断并行的，则是层出不穷的出租车做事问题，拒载、拼车，成为困扰瓮安县人的两大出行难题。今年以来，瓮安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共接到各种投诉60余例，大部分投诉都跟拒载、拼车有关。
在瓮安县有这样一套独特的打车履历：不管是多少人出行，最好只让个中一个人打车，别的的人，则站得远远的。
只管“管着”全县的出租车，但唐国春出门打不到车，也是常态。有一天晚上9点从办公室出来，唐国春和两位同事在该县的狮子桥打车。连来了两辆空车，一看有三个人，司机停也一直，一脚就开走了。朝气不过的唐国春，就只能拿脱手机对着再来的出租车摄像，“威胁”对方：假如再拒载，我就投诉了。
唐国春还接待过这样一个投诉案例。某天下午6点，一位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在瓮安县惠民小区打车，出租车司机一看人多，还有一位看上去病怏怏的老人，谢绝道：“放工了，不载客”。可实际上，出租车开出惠民小区还没有300米，老人就眼睁睁看着司机接了一位客人扬长而去。
拒载的除了多人乘车的客人，还有那些前往背街小巷的搭客。瓮安县公民政府所在的河西大道上，是出租车最常出没的地方，大多数出租车都在这条道上“直来直往”。比如原来的老园林公司、老环城路等“偏僻”地点，险些没司机乐意去。
“司机们都一个钱打二十四个结得很。县城里走一趟，不过5块钱。”唐国春说：“拉一个人是5块钱，顺着大道一趟下来拉3个人，便是15块，比跑背街小巷好多了。”
破除垄断：一次困难的探索
怎么破除出租车行业的垄断，提升出租车做事质量？
2014年6月，刚从县委宣扬部调来的唐国春，新官上任初始，就碰到了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彼时，全国高下开始劲吹出租车改革之风，险些整整一年，唐国春都在操心，瓮安出租车改革该当怎么“改”。
唐国春的办公室面积虽不敷10平米，但到任初期的头一年里，办公室里险些每天都坐满了客人。他们到访的目的只有一个：哀求开出租车。有些人每天来，来的次数多了，都快成了唐国春的熟人。
有人“缠”着唐国春，还有人去世命“缠”着瓮安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卓荣斌，从办公室缠到了家里。到了晚饭的点儿，还没跟卓荣斌唠叨完，竟然就随着卓荣斌坐上了饭桌，炒菜、热汤绝不客气地盛进自己的碗里，吃得喷鼻香喷喷。卓荣斌端着饭碗，好气又可笑。终极只能仍由他吃了饭，才把人送出门。“光搪塞这些提要求的群众，就花费了我们70%的事情精力。”想起这些“恼人”的光阴，唐国春哭笑不得，“不改弗成呀！
”
不过，在没有任何成功先例的条件下，在贵州、在黔南州，瓮安县的出租车改革，注定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卓荣斌的U盘里，随便打开一个文件夹，就能找着十几个版本的改革方案。在这些方案里，运管局想了诸多办法，比如对新增城市出租汽车特许经营权进行有偿出让，亦或者，让特许经营权无偿投放。写方案的那段日子，卓荣斌险些是“生根”在办公室里的。
在唐国春的办公桌上，各种打印出来的方案摞了三分之一个人高。但经由大半月的谈论，运管局辛辛劳苦写出的改革方案，一送到县政府，不过关，又被“打”了回来。
（对新成立的瓮安县捷讯公司卖力人肖福涛来说，改革是寻衅,也是机遇。）
撕破牢笼：一份13页的改革方案
唐国春心里明白，方案之以是被“打”回来，多是由于利少弊多。比如公开招投标投放出租车，有利之处是能够担保出租车经营有利润空间，并减少各大群体经营出租车的哀求。但弊端也显而易见：掌握性投放连续保障了现有出租车高额利润空间，会形成私下买卖行为，并引发新一轮的隐患；投放数量不一定能够知足市场需求，市民的出行乘车需求不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知足。
出租车行业垄断的牢笼，须要一只强有力的手去撕破。随后被唐国春请出来的这只强有力的手，便是“开放出租车经营权”。“让出租车‘市场化’，要多少出租车，由谁来开出租车，都由搭客、消费者自己说了算。”唐国春说。
正式改革之前，瓮安县通过瓮安县公民政府微信公众年夜众平台、瓮安县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等进行了民意调查，共有1万余人参与。个中，有97%都投上了“附和”票。
4月14日，瓮安县召开新增出租汽车经营权投放改革听证会，广泛搜聚社会各界见地。听证会上，应邀参加听证的除了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消费者代表、部分出租汽车经营者代表。有3名出租汽车经营者代表认为新增出租车后，将会危害自身利益，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表示持反对见地。
改革方案公布之后，比以往更彭湃的人潮，“挤”进了唐国春的办公室。只不过，这次再来的，已不是“哀求开出租车的”，而是现有的出租汽车经营者。他们质问唐国春：“再投放更多的出租车，我们的买卖还做不做了？”
唐国春回应：“政府要保护的是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某一个特定群体的利益。”
2016年4月，黔南州召开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听证会，决定对出租车行业进行改革，先以都匀市、瓮安县做试点，年内在全州范围推广。
2016年4月25日，一份13页的《瓮安县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履行方案》，以红头文件形式正式下发并对外公布。瓮安县出租汽车行业，向更多的个体经营者和公司打开了大门。
（瓮安县捷讯公司的GPS监控室，可以监控公司旗下的所有出租车。）
瓮安出租车新模式：拥抱互联网
险些只在一夜之间，“出租车改革”成为了瓮安人热烈谈论的话题之一。来自各个新公司、个体经营者的申请纷至沓来。
截止6月26日，瓮安县首期掌握性投放的226辆出租车已陆续投入运行。在首次参与投放的出租汽车公司里，已有5家公司是新成立的。改革后的第一个多月里，有700多人报考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年事从35岁至45岁不等；黔南州道路运输管理局干脆在瓮安设立了一个道路从业资格考试中央。
4月26日，39岁的肖福涛，成立了瓮安县捷讯公司，成为改革后的第一批新出租汽车公司。在这之前，肖福涛从事的是班线客运经营，在“出租车”市场分一杯羹，是他想也没想过的事情。
这次伺机而动，无可否认，有企业的利益考量在里面。但还有一个紧张缘故原由是，“瓮安的出租车确实恼火，我就常常打不到车，还不如自己来投。”在肖福涛的蓝图里，瓮安的“新出租车”，除了以优质做事欢迎市场磨练，也要与互联网接轨。他试用了滴滴专用版与易到专用版两款打车软件，往后，瓮安人只要在手机上轻轻一点，也可以享受网络打车做事。
“关于网络打车，现在还有很多争议。”唐国春说：“但我们率先在出租车装上打车软件，由公司统一管理网络打车，既方便管理，又方便搭客，岂不是一石二鸟？”
“新出租车”与互联网的连接力度，还表示在对出租车的监管上。肖福涛投资10多万，在公司设立了一个GPS监控室，显示屏霸占了3米旁边长的墙面。公司的出租车上安装了3G以上内存的卫星定位系统，再通过出租车内安装的摄像头，公司的员工每人轮流值班，对出租车行驶轨迹、车内实况履行监控。
与以往收取“台班费”的模式不同，捷讯对其公司名下出租车收取的用度，叫“做事费”，一个月只交五百块钱。肖福涛说，开放的瓮安出租车市场里，公司死活存亡将以“做事”取胜。以是，公司走入正轨后，他可能还会采纳一项新政策：做事好的出租车司机，给予褒奖；做事不好的，加收做事费，即便本钱的上涨、市场的激烈竞争，终极将其淘汰出局——让市场去良好略汰。
（改革后一个月内，有700多人报考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图为报考职员接管培训。）
瓮安打车新气候：人选车
2016年6月20日，改革后的第56天。瓮安县居民蒋愚创造，打车确实越来越方便了。
下午3点，蒋愚从县公民医院打车前往弘扬世纪城，只在门口等了不到5分钟韶光，一辆打着空车牌的出租车就随着车流驶近了。蒋愚右手一招，车就在面前停下。一看车况便是辆老出租车，车上的师傅摇下车窗问他：“去哪儿？”蒋愚正准备回答，“布布”几声喇叭声，把稳力被紧跟老出租车而来的另一辆出租车吸引。一看，是辆新车，蒋愚身子一歪，就朝新出租车走去了。
被顾客“喜新厌旧”，改革以来，杨友伦已经不止一次碰着这样的状况了。看着“得手的搭客飞了”，他既生气又无奈：“别人的车子新嘛，咋个搞得赢！
”原来一个白班能挣400元旁边，现在，杨友伦一个小时才跑20元旁边。
而与老司机内心的冲突比较，改革后新上岗的司机们，内心却淡然得多。
39岁的李顺清，开了11年州里客车。今年出租车改革后，加入了新出租车司机的行业。由于对老年顾客做事到位，她受到的顾客表扬不少；不少老人、孕妇都专门留着她的电话，指名要坐她开的出租车。
干这行，李顺清没指望有多大“钱途”，她图的是能就近照顾家中正在读书的孩子。“想多挣点钱是难了，但至少改革后，新模式下出租车司机的台班费少了，压力小了、人要轻松得多。”出租车司机周军说。
专家剖析
改革与交通部方案不谋而合
改革之前，唐国春和县运管局的同事到全国不少地方稽核过。比如义乌、宁波。唐国春说，出租车改革像这么彻底的，瓮安是全国第一个。连如今正在风起云涌改革的都匀市，都要排在它后面。
2015年10月，国家层面有关出租车、专车的最新监管政策正式问世，个中一份文件是《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康健发展的辅导见地（搜聚见地稿）》。但时至今日，改革的正式方案仍旧没有出炉。
唐国春说，2016年5月6日，国家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副主任解晓玲率调研组，到瓮安调研出租汽车行业改革。他曾问解晓玲：“交通部终极定下来的改革方案，会不会和瓮安有偏差？”
解晓玲回答他：“你放心，不谋而和。”唐国春听了这话，彻底放心了。
今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会上，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总结了出租车改革的三难：第一难，统筹兼顾不同群体利益之难，如出租汽车企业、平台企业、驾驶员、搭客平分歧群体的利益；第二难，把握公众当前利益和行业长远发展平衡问题之难；第三难，推进城市交通供给侧构造性改革和提升做事水平之难。
这三难，在瓮安出租车改革过程中，唐国春险些都逐一领教。但唐国春始终坚信：“改革，当然会有镇痛。”不痛，就无法提高。
7月11日，改革第107天。经由2个月的过渡期，瓮安县出租车改革已经全面推进，眼下，全局高下一边忙着审查新报告的各家公司、个体经营者的资质，一边忙着在全县摆摊设点搞宣扬，既宣扬改革方案，也剖析瓮安县出租车行业状态，勾引公司和个体经营者谨慎投资。
唐国春在昨天的电话里向透露：“已经有一些已申请的个体经营者，透露出要‘退出’的意思了。”但退出，也在他的猜想之中。瓮安县出租车汽车最大理论饱和量为500辆，蛋糕只有这么大。“谁做事好、消费者欢迎，市场就选择谁。”唐国春说。（文/本报 刘姝 图/本报 邱凌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