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四世纪末，少数民族拓跋氏的北魏政权在北方崛起。
鲜卑族的拓跋氏这一支，好战尚武，以骑掠剽劫为生，旷居漠北，封闭阻隔，愚蠢掉队，谢绝开化。因此，其野蛮程度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他们对付汉文化，采纳绝对的排斥态度；并且执拗地坚持旧习俗不变，乃至到了很晚的期间，才禁止同姓通婚。
以是，越阔别文明的人，也就越害怕文明，有机会摧毁文明时，也就越是残酷，一定要把表示文明精神的统统，视作烧杀劫掠毁坏毁灭的工具。
三至五世纪，黄河流域在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之下，老百姓始终引颈南望，仍是把地处江东的晋，和稍后的宋齐梁陈，视作正统所在。说到底，这种民心所向，是对文明的神往，和对野蛮的痛恨。
以是，公元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入关，驻灞上，三辅郡县争先归附，“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
’”以是，好些外族统治者，总有窃居人上的自卑生理。公元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前，他的弟弟苻融劝他：“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缕，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
于是，如王猛，如崔浩，这些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干事，而且担当重职的大知识分子，都是竭力劝阻所辅佐的统治者不对南朝兴师动武，其本色意义是护卫文明，不管他是故意识还是无意识。相反，在匆匆成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战役上，倒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说穿了，不过让他们以蛮制蛮，相互残杀罢了。
晋室南渡，一部分大士族如王、谢豪门，到南方去了，留下来的汉族上层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与少数民族政权互助。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是为北魏的建立zuo做出精彩贡献的士族代表人物。连魏国的国号，也是崔宏倡议的。
可他们从心眼里绝对看不起这些头顶留一撮毛发的统治者，背后称呼这些人为“索虏”，虽然有的蛮夷之君，用讨这些大士族的女儿当老婆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身分；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为懂得些洋情调，就以为成了贵族。
攀一门高亲，认一位名师，也随着家学渊源，或登时书柜起来一样，都是一厢宁愿，作不得数的。中原知识分子与拓跋氏政权的精神上的对立，固然是民族抵牾，但实际仍是文明与野蛮的抵牾。
像羯族的石勒，氐族的苻坚，由于长期统领部落，居游在汉民族的边疆内外，虽然不断骚扰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感化也就相对多些，并由此产生出对付高等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以是，他们更追求民族的文明进步，乃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语，努力融入中华文化。拓跋氏则不同，胡服骑射，游掠虏获，许多陋习，迄无变革，抱残守缺，恐怖文明。
历史上时时涌现的文明倒退，便是这样产生的。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将埃及、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
同样，中国的每一次劫难，也都发生在外来的低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进行野蛮和半野蛮的统治期间。撇开特定的条件，与这些人肆虐文明、摧残文化的野蛮生理是分不开的。
因此，野蛮掉队而执拗守旧的拓跋氏，凭藉武力，统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作为降服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文化上的差异，也形成恐怖的压迫。弱的劣势文化，便要凌驾于强的上风文化之上，这便是中国文化史上时常涌现空缺的由来。
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该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征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的发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剧，便是这样产生的。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王谢，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汉人，一扫而空。因此，强劣而汰优，便是野蛮降服文明的苦果。
以是王猛崔浩等人跟少数民族天子进行这种迂回战，是一场如履薄冰的危险游戏。
王猛要高明些，由于“少贫贱，以贩畚为业”，与社会多打仗，深谙世情。史称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因此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为意”。超脱而又严谨，无欲加之慎重，这是他能够始终保持复苏的缘故原由。
崔浩虽然“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但这位出身名门的贵家子弟，养尊处优惯了，难免不免高傲自许，自我优胜，行事随意，清高慢世。史称他“纤妍白皙，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己稽古过之”，而且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枢，出谋划策，百依百顺，不免得意，便少了一份应有的谨慎。
这两位政治家的幸与不幸，也就在这里分晓了。
苻坚得王猛，自比刘备得诸葛亮。“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长吏席宝，数谮毁之。（苻）坚大怒，黜腾、宝，尔后高下咸服，莫有敢言”。然后，“迁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猛频表累让，坚竟不许。又转司徒，录尚书事，余如故，猛辞以无功不拜”。
于是，“军还，以功进封清河郡侯，赐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马百匹，车十乘，猛上书固辞不受”。在政绩上，王猛“宰政公正，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
一贯到他病重的末了时候，“坚亲临省病，问往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宜渐除之。’”终其生平，以文明来遏制野蛮，给自己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拓跋焘对付崔浩的宠遇，不亚于苻坚对付王猛，但崔不像王那样拒谢，而坦然受之。魏帝曾“引（崔）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以赏谋谟之功。世祖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可不寻思卿言也。’”信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世祖指浩而示之曰：‘汝曹视此人细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藏，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志，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
【拓跋焘】
一个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往后的忘形。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政。尝荐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身为郡守”。哪怕太子晃很不满意，他“固争而遣之”，别人替他担忧：“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果真，太子晃登基，“旁边忌浩正派，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众议，出浩以公归第。”
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一个利益集团的总代表。在他认为须要的时候，可以容纳非本集团的人，予以重任，乃至压制本集团的反抗，使其为自己效力。但是，这个被利用的人，忘却了是吃几碗干饭的，得意加之忘形，严重触犯了这个利益集团，还不知道短长的话，那就该死到临头了。
《晋书·阮籍传》：“（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看来，“得意忘形”这一词语，或由此而来。它本是对文人狂狷放浪的形容，并无恶意。不知为什么，后来这四个字就多用作贬义词了。可能文人很像一个太浅的瓶子，装不进多少得意，常常要溢出来，这便是忘乎以是。
仔细剖析，这个词含有两层意思：得意，是一种精神状态；而忘形，则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得意，是自我生理上的知足，哪怕不得意的自以为得意，或别人管不着的暗中得意，与外界无碍。但忘形，或手舞足蹈，或情不自禁，或张扬虚假，或无耻癫狂，影响到大家，就会遭到物议了。
如果崔浩复苏，那就赶紧收敛，还来得及。但他已经太忘形了，罔顾统统，就不可救药了。实在他提倡玄门，攻讦佛教，已惹众怒。他阻挡拓跋嗣南征刘宋，支持攻打蠕蠕和赫连昌部落，也使将领反感。他主见规复门阀制度，与鲜卑贵族分庭抗礼，经营官僚姻亲集团把持权力，都是很不得民气的。
这个陷入困境的崔浩，还自我觉得良好，在编撰北魏《国史》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北魏第一文臣，将拓跋氏这个野蛮民族的全部历史，包括秽行丑闻，恶风污俗，“务从实录，以彰直笔，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洋洋得意。且刻在大石碑上，立于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通衢大道上，“往来见者咸以为笑，北人无不忿恚，相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超出的界线。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由于一旦忘乎以是，而又不知节制，失落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要牢记的一点是：野蛮，固然是野蛮人的特性，但文明人有时野蛮起来，乃至比食人生番还起劲。
崔浩被抓了起来，装进一个木笼里，比后来戴高帽游街示众还惨，押送城南，置于地坑。“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溲者何物，屎也尿也！
文明落在野蛮的报复狂手里，那种费尽心血的折磨凌辱，便可想而知的胆怯残暴了。《魏书》的作者，出于一种文化人的同情，不禁叹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
如果，北魏的崔浩，这位豪门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种难得的复苏，理解拓跋氏的野蛮性，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性，而不得意忘形，将抵牾激化，历史又会是其余一个样子了。
以是，有的人，总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总是可怜巴巴的命运。末了，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了局，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把命玩进去的——谁让他得意之后，还忘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