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晖读呼啸山庄｜穿越荒原狂飙的冷峻眼力上

《呼啸山庄》，[英]艾米莉·勃朗特著，李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1月即出，431页，59.00元

艾米莉·简·勃朗特（1818-1848）和她的《呼啸山庄》，至今仍旧是英国小说史上谜一样平常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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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的短暂生命，宛如流星倏忽划过约克郡的苍穹旷野。
她的存世作品屈指可数，早期习作、日记、信件或其他手稿资料多数零落散失落，加上近两百年来故意无意的偏见、曲解和谬识积累，导致许多读者心目中长期固化形成了一位郁躁寡欢、孤僻厌世、从未接管过正规教诲、奇迹般地凭借天赋异禀而自然造诣的“荒原隐士”刻板印象。

至于她生前唯一完成的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在1847年以“艾利斯·贝尔”的笔名出版之初即受到鞭笞，被视为不成熟的作品，缺幼年说家应有的道德判断，而且笔力不敷，无法驾驭字里行间恣肆的情绪。
这部作品在相称长一段韶光里颇受冷落，与姐姐夏洛蒂同年以“柯勒·贝尔”笔名出版并迅速引发热烈反响的《简爱》形成了明显反差。

《呼啸山庄》初版本（1847）

《呼啸山庄》出版后第二年，艾米莉的哥哥布兰威尔由于长期酗酒和服食鸦片而衰竭去世，两个多月后艾米莉患肺结核去世，第二年妹妹安妮患同样疾病去世。
1855年，夏洛蒂在有身初期患病辞世。

同年4月，独具慧眼的马修·阿诺德在凭吊勃朗特三姐妹的诗作《海沃斯墓园》里，对艾米莉不吝盛赞：“她灵魂间体会的激情、酷烈、悲哀与勇猛 /自拜伦去世后 /无人企及。
”（Matthew Arnold, “Haworth Churchyard, April, 1855”, The Poems of Matthew Arnold, 1840-1867, London: Humphrey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p.276）然而，一贯要等到墨客兼批评家斯温朋“将《呼啸山庄》的表面浮尘吹落”，从唯美主义运动的角度倡导小讨情势的主要，并故意识地忽略作品内容的所谓“道德寓意”问题时，全体英国文学界才开始重新衡量它的代价。
预示着评论转向的另一个标志事宜，是玛丽·罗宾森在1883岁首年月次出版艾米莉的单独传记。
罗宾森将她与柯勒律治、韦伯斯特和霍夫曼等名家并列，认为她笔墨里的“那种纯粹宛如抛光打磨的精钢，同样冷峻，而且比寒冰还要坚硬；她在处理爱恨主题时的从容自若，宛如婴儿喜好光明炎火般的大胆直白”（A. Mary Robinson,Emily Brontë, Boston: Roberts Brothers, 1883, p.219）。
更具决定意义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等当代文学巨擘为了重塑小说范式，开始在新语境下发掘艾米莉叙事的丰富诗意和文化代价。

伴随着历史考据、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的拓展交织，《呼啸山庄》终于从最初的黯淡无名荣升到天下经典的圣坛。

勃朗特三姐妹都“并非明显难读懂的作家”（Heather Glen, “Introduction”, in Heather Gle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Brontë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
《呼啸山庄》的弯曲情节、光鲜人物形象和精彩语句，已经成为各国文学爱好者耳熟能详的话题。
但在专业研读者看来，它的叙事构造、主题蜕变路径、措辞映照模式、哲学宗教意蕴和诗学渊源，以及它与作者残余诗稿之间的关联和它的创作过程，仍旧保留了许多扑朔迷离的问题。
作为早期拥趸者，斯温朋认为它的构造费解笨拙，吉尔伯特·切斯特顿含混其辞地形容它“可能是一只鹰写就的”故事（James Hafley, “The Villain in Wuthering Heights”,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Vol. 13, No. 3 [Dec., 1958], p.202），二十世纪初编辑勃朗特姐妹传记资料的克莱门特·肖特索性声称艾米莉是“我们当代文学的斯芬克斯”（Clement Shorter,The Brontës: Life and Letters, Vol. 2, London: Hodder and Staughton, 1918, p.1）。

勃朗特三姐妹的英年早逝，以及父亲帕特里克将她们的部分习作手稿以纪念品形式分赠亲友的做法，导致大量原始材料散佚各方。
通过学术界多年的发掘整理，以夏洛蒂和弟弟布兰威尔早期习作、信件和日记为主的手稿，加上艾米莉和安妮的诗歌条记、夏洛蒂和艾米莉前往布鲁塞尔求学期间完成的法语随笔，干系资料开始渐具规模。
最令人遗憾的是，艾米莉和安妮多年联手创作的“贡达尔”故事手稿，基本已无迹可寻。
通过现存文稿，辅以干系历史材料，二十世纪初以来的文学研究者结合弗洛伊德生理剖析、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平分歧理论，颉颃互竞，从这部维多利亚期间的文本里不断解读出各种当代和后当代的新意。

伴随着文学地位的提升，《呼啸山庄》对历代创作者产生过深刻影响。
西尔维亚·普拉斯和泰德·休斯写过以“呼啸山庄”为篇名的精彩诗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婢女故事》将女主角真实姓名设定为“艾米莉”，直接致敬自己高中期间阅读并钟爱的这部女性作品。
彼特·迈尔斯指出：《呼啸山庄》的“批评性、创造性，或机制特性”，让它“连续指向诸多文化样式的新星系，以及诸多代价与信念的新布局，并且参与个中”（Peter Miles, Wuthering Heights [The Critics Debate],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0, p.14）。

随着电影、电视、漫画和网络等媒体的发展，《呼啸山庄》不仅被翻译成多种措辞，还以新的文化传播形式不断再现。
自劳伦斯·奥利弗和梅尔·奥伯朗1939年主演同咭片子以来，历次银幕改编已让它成为不亚于《卡萨布兰卡》的盛行爱情经典。
1978年歌手凯特·布什以风格奇谲的《呼啸山庄》一曲成名。
故意思的是，这部曾经被认为“粗糙、野蛮、卑俗”、不适宜年轻未婚女性阅读的作品，现在却常常被改编为儿童读本。

劳伦斯·奥利弗和梅尔·奥伯朗主演的《呼啸山庄》（1939）

在类似的跨语际-语符传播过程中，程度不同的误读、过度诠释、改写、挪用，乃至颠覆式的改造，每每势所难免。
加上层出不穷的洐生文学和艺术创作，又一定逆向影响到原著的整体文化形象、文本理解和研究路径。

在目前情形下，关于勃朗特家族历史的认识空缺和新旧误区，以及作品诠释的大小困惑，即所谓的“勃朗特迷思”（the Bronte myth），虽然已经在很多方面得到澄清，但估计无法真正肃清。
艾米莉和她的作品，正是这个迷思在建构、剥落与再积聚过程中的一个问题焦点。

“勃朗特迷思”与《呼啸山庄》的真实出身背景

提及艾米莉与《呼啸山庄》，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夏洛蒂和安妮，也便是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

只管三姐妹的作品差异泾渭分明，但她们在相同的环境氛围下、在亲密共处的创作场域酝酿完成的小说和诗歌，却具有某种“家族相似性”（family likeness, 见Jill Matus, “ ‘Strong family likeness’: Jane Eyreand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 in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Brontës, p.99-121）。
英文里the Brontës的称谓，最初仅用来指代这三位成名作家，但目前也常常包括她们的村落庄牧师父亲帕特里克，还有在担当家庭西席期间私通店主妻子、满腹才华却颓废绝望病逝的兄弟布兰威尔，以至于两位早夭的姐姐玛丽亚与伊丽莎白。

2016年英国BBC根据她们的平生拍摄了电视电影《隐于书后：勃朗特三姐妹》（To Walk Invisible：The Brontë Sisters）。
电影结尾处，荒草繁茂的石楠旷野上空涌现了三个太阳的幻日景象。
夏洛蒂的密友艾伦·努西凝望着天空，不禁发出感慨：“那便是你们啊！
”

《隐于书后：勃朗特三姐妹》（2016）

确实，当勃朗特姐妹在1846年分别以男性笔名“贝尔”首次自费出版诗歌合集，当她们第二年又出版三部小说，尤其因此《简爱》引起轰动时，不亚于英国文学天空呈现的一道奇不雅观异象。

然而，最早记载于罗宾森《艾米莉·勃朗特传》的这则生动轶事，包括艾米莉伫立高处、沉吟自傲的形象描述，本身便是“勃朗特迷思”的一个范例范例。
根据三卷本《夏洛蒂·勃朗特书信集》编辑者玛格丽特·史密斯的核查，幻日征象该当发生在1847年7月。
当时三姐妹诗集仅售出两册，而等到《简爱》《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雷》在10月和12月相继出版，努西仍旧绝不知晓她们已经公开拓表著作。
更主要的是，努西在1849年的日记里记载自己当时看到了两个太阳。
多少年后她接管罗宾森的采访时，却涌现了另一套更浪漫化的故事版本。

除了这个例子，常见的“勃朗特迷思”还常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勃朗特家常年居住的海沃思位于约克郡的穷山恶水，交通闭塞，民风粗蛮，缺少信息来源和根本教诲条件；老勃朗特征格暴躁、喜怒无常，常常朝后院里开枪，动辄将家具拆毁扔进壁炉；终生未嫁的姨妈脾气古怪，喜好给孩子们贯注灌注卫理宗的刻板教条；布兰威尔自幼受父亲的一味娇纵而任性堕落、不思进取；安妮曾经暗恋父亲的助理牧师；艾米莉对动物的喜好远赛过人类；艾米莉临终前独自坐在椅子上悄然离世；三姐妹都葬在海沃思墓园，等等。

抛开干系人士以讹传讹的成分，这个神话的始作俑者，正好是夏洛蒂·勃朗特本人，还有和她生前交往密切的《夏洛蒂·勃朗特传》作者盖斯凯尔夫人。

夏洛蒂在1845年私自翻阅到艾米莉的诗歌条记，开始积极煽惑两个妹妹联手创作投稿，看到诗集出版后险些没有反响，又奉劝妹妹们转向小说创作。
在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西席》屡次遭拒后，她幸运地遇见新锐出版商乔治·史密斯和审稿人威廉·史密斯·威廉姆斯，在他们的鼓励下迅速完成《简爱》，并意外地大得胜利。
艾米莉与姐姐的积极出版态度形成截然反差：她更加醉心于自己的私密笔墨天下，坚持以隐姓埋名为揭橥条件，而且对外界的评价不以为意。
为相识脱姐姐的习气性指教，她跟安妮宁肯选择与条件苛刻、办事疲塌的不良出版商托马斯·纽贝互助。
纽贝为安妮出版第二部小说《女房客》时，为了促进销量，还企图利用《简爱》的轰动效应，故意向外界稠浊三位“贝尔”的身份差别，愈加引发了各种无端预测。
最早对《呼啸山庄》予以全面好评的西德尼·多贝尔，乃至等到它初版三年纪后，仍推测这是《简爱》作者技艺臻于纯熟前的处女作。

布兰威尔绘安妮、艾米莉和夏洛蒂三姐妹（1834）

艾米莉和安妮刚患病时，夏洛蒂尚有心情拿着剧烈鞭笞她俩的报刊文章，一起指示谈笑。
两位妹妹猝然离世后，夏洛蒂由于新作《谢利》出版而再度引发“贝尔”的写作水平、真实性别以及是否为同一人的争议。
她决定采纳行动守卫三姐妹的集体荣誉，设法将妹妹的版权从编辑错漏百出的纽贝出版社转移到史密斯手里，并亲自撰写新版媒介和作者平生纪略，系统回应她们遭受的苛责。
但麻烦的是，她完备从自己秉持的文学代价不雅观出发，认定艾米莉虽然才华横溢，但题材却过度寻衅常规，“不足成熟、教诲不敷、发展偏颇”。
至于安妮在不动声色的笔墨之下蕴含的深刻内涵，她更无从理解，乃至绝不掩饰笼罩自己对她小说选材和表现手腕的不屑。
为了向外定义明妹妹们“粗糙、野蛮、卑俗”的写作风格，她强调这是她们认识纯挚所致：虽然艾米莉生性聪慧，安妮谦卑温良，但毕竟长期生活闭塞，教诲条件不敷，就像幽居修道院的修女“对处世之道一无所知”。
不过，她认为艾米莉小说虽然有诸多“不敷”，却至少显出文学天才和“英雄”气质（Charlotte Brontë, “Biographical Notice” & “Editor’s Preface”, in Emily Brontë, Wuthering Heights, 4th edition, Richard Dunn ed., The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pp.307-316）。
或者，借用多贝尔1850年书评的表述，《呼啸山庄》出自“一位巨人尚未成形的手笔：是幼婴神祇的‘有力话语’（the ‘large utterance’ of a baby god）”（Sydney Dobell, “Currer Bell,”Palladium, September, 1850. Reprinted in E. Jolly ed.,Life and Letters of Sydney Dobell, London: Smith, Elder & Company, 1878, I, pp. 163-186；弁言内容典出济慈的诗歌《海佩里翁》[Hyperion]）。

夏洛蒂的自以为是，还表现在她整理并擅自修正了艾米莉与安妮的诗作，虽然她的诗歌水平不及两位妹妹，尤其是诗风简洁、凝练有力的艾米莉。
朱丽叶·巴克乃至疑惑，艾米莉去世前很可能已经创作出第二部小说，并准备修正润色。
但这部手稿目前影迹全无，是由于夏洛蒂担心它重蹈《呼啸山庄》覆辙，而自己“担负着神圣的任务，要擦去她们墓碑上面的灰尘，不让她们亲爱的名字沾上任何污点”（Juliet Barker, The Brontës,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95, pp.532-535; Charlotte Brontë, p.312），以是干脆亲手将它销毁。
毕竟她曾经明确表示，创造出希斯克厉夫这类“恶魔”角色，是作者创造天赋里存在着“某种无法驾驭的东西”，是“禁绝确、不可取的”做法（Charlotte Brontë, p.316）。
从她对待《女房客》的态度上，就可以创造类似端倪：她认为安妮这部有缺陷的书根本就不该写出来。

夏洛蒂亲手播种的“勃朗特迷思”里，最冤枉的要数弟弟布兰威尔。
她对他的反感厌恶，早于他真正意义上的堕落和“无可救药”。
当她看到布兰威尔由于迷恋有夫之妇而痛楚不堪时，私下写信给朋侪进行无情讽刺，浑然忘却自己曾经给远在布鲁塞尔的老师持续投寄过狂热的情书，同样由于单恋已婚者而无力自拔；更忘却自己从前热衷于“琉璃城”和“安格利亚”的故事创作时，与弟弟长期密切的笔墨互助与竞争。
她对弟弟的轻视鄙薄，让他在各路传记作者笔下变成家族悲剧里完美的“害群之马”。
布兰威尔曾经遥遥领先的文学成绩，在浩瀚文学文体方面的考试测验、积极联系文坛名家和报刊杂志揭橥的努力、对小说市场未来趋势的敏锐判断、常年引发姐妹们创作灵感的作品体系，通通都被“浪子”这个不名誉的标签给覆盖了。

布兰威尔·勃朗特（1817-1848）的自画像

现在我们知道，盖斯凯尔夫人在撰写传记时，不仅照搬夏洛蒂的说法，偏听偏信夏洛蒂闺密艾伦·努西等人对勃朗特家族的浩瀚片面之词，竟然还参照了近一百年前教区牧师威廉·格里姆肖的传记资料。
然而，当时的海沃斯已经不再是地处偏僻，民风野蛮。
它位于约克郡和兰开夏郡的交界处，临近布拉德福、哈里法克斯、伯恩利等羊毛纺织和棉花贸易中央，不仅交通较为便利，还拥有当代工业发展所需的充足水力资源。
随着本地机器纺织的迅速发展，人口数量急剧增长。
可以说是既沾恩于当代工业，又深受其弊端影响。
给勃朗特一家带来悲剧的肺结核，就与工业扩展、家当工人数量剧增、居住条件恶劣导致整体卫生环境恶化有关。
老勃朗特虽然是国教圣公会的牧师，在政治上支持守旧的托利党，却从不囿于宗教和党派偏见。
他曾经反复向报刊投书，或呼吁政府办理当地普通民众的饮水卫生与教诲问题。
这些时期背景和社会关注，在勃朗特姐妹的作品里有不同程度的反响。

勃朗特家的收入虽然不足富余，但加上姨妈伊丽莎白的帮助和遗赠，足以坚持普通生活水准。
这是艾米莉能在收拾家务之余潜心写作、夏洛蒂可以屡次辞职回家的缘故原由。
她们自幼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除家庭藏书以外，还有常年订阅的报刊。
尤其是内容丰富、文类多样的《布莱克伍德杂志》，对所有孩子的创作影响极深。
它在1840年11月刊载的故事《巴尔那新娘》里，涌现了爱尔兰裔男主角将恋人从宅兆挖出来的场景，和《呼啸山庄》情节极为相似。
其他可以利用的公共文化资源，还有基斯利机器协会图书馆和流动图书馆。
海沃斯与临近地区常常举办高品质的文化艺术活动。
帕格尼尼、小施特劳斯、李斯特和门德尔松都曾到哈里法克斯演出。
凭借个人奋斗走出爱尔兰老家卑微环境、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帕特里克，可谓称职的牧师和真正的慈父，除了为孩子设法供应力所能及的教诲，还亲自教授他们文学、历史、古典学知识，不惜资金培养他们在美术、音乐方面的技能。
他从前从奇迹余文学创作的经历爱好，也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
正是在这种浓厚的求知氛围里，所有孩子从幼年起就开始集体编排剧目，并模拟报刊内容考试测验各种文体的文学创作。
这样的家庭环境，无异于一个经年累月的文学事情坊，终极孕育出数位天才作家，也是势所一定。

帕特里克·勃朗特（1777-1861）

虽然艾米莉在正规学校的韶光不到两年，但她不仅像其他孩子一样在家学习过文学、历史、古典学和绘画，更显示出音乐的天赋和成绩。
在陪同心血来潮的姐姐去布鲁塞尔留学期间，她师从比利时最好的音乐西席，还在学校教过几个月的钢琴课。
《呼啸山庄》对音乐演出场景的生动描述，整部小说遣词造句的音乐感，无不表示出艺术对她感知能力的塑造作用。
这种音乐感不仅融入她的诗性措辞，还影响到她的叙事构造特色。
比较夏洛蒂从文学老师康斯坦丁·埃热那里得到的严格调教和明显改进，艾米莉写作的思路风格始终一以贯之，但纵然是眼力挑剔的埃热彷佛也无法更多置评。
这段期间她在法语、德语、音乐与绘画领域进步很快，而最大的收成，是闇练节制了德语，从此能够直接汲取德国浪漫主义以来的文学滋养。
盖斯凯尔夫人就转述过她一边劳碌收拾家务，桌边还放开德语作品随时阅读的场面。

关于《呼啸山庄》的直接灵感来源，目前有许多说法。

很多研究者强调，司各特小说、拜伦叙事诗里的叛逆人物、雪莱诗歌里的灵魂之恋，对小说人物场景的塑造和主题发展影响至深（Peter Miles, pp.25-28）。
还有研究者指出，小说人物希斯克厉夫和辛德利身上，可以同时看到布兰威尔的狂暴、堕落和自毁方向。
乃至有人根据早期谣传，并结合小说文体风格，断言《呼啸山庄》的作者是一位男性，以是它的主体部分很可能是布兰威尔创作，而艾米莉只不过是末了润色者（Somerset Maugham, Ten Novels and Their Authors, London: Pan Books, 1954, pp.224-225）。
虽然这种疑惑证据不敷，兼有明显的性别歧视，但艾米莉在文笔之间交错呈现的雄浑与阴郁气质，确实与哥哥的遗稿作品具有某种内在关联。

例如，布兰威尔在1835年10月与11月间倾力创作的《亚历山大·佩西传》后半部分里，佩西与妻子奥古斯塔·迪·塞戈维亚那种唾弃去世亡、具有毁灭性子的激情，爱人去世后让他魂牵梦绕、痛楚不堪的影像，酷肖《呼啸山庄》里希斯克厉夫与凯瑟琳的情绪表现模式（Juliet Barker, pp.500-502）。

我们无法确切判断布兰威尔对艾米莉的实际影响程度。
由于艾米莉同一期间的创作资料已经无迹可查。
研究者推测，在《呼啸山庄》出身前十年，它的原型该当就已经存在于“贡达尔”的故事系列。
“贡达尔”是幼年时的艾米莉和安妮与哥哥姐姐共同创造的“琉璃城”终结后，单独创造的另一个平行故事空间。
这个新建的虚构天下，不仅可以让她俩随时寄托奇思异想，更是原始材料的冶炼炉和文学技巧的自由试验场。
艾米莉从1844年开始将“贡达尔”系列里的诗歌内容搜集到单独的条记。
这些诗歌所嵌入的故事背景，很可能就像布兰威尔和夏洛蒂现存的“安格利亚”系列文稿风格，即可以抛开各种常规定见，显示高度戏剧化与激烈情绪冲突的特色。
艾米莉赞许夏洛蒂出版操持时提出的另一个硬性哀求，便是不许可向外透露“贡达尔”的任何信息。
因此她们的诗集内容都经由笔墨处理，抹消了“安格利亚”和“贡达尔”的故事背景。
这种韵散结合的有机关联，是艾米莉的诗作在分开故事语境后带有某种神秘气质的缘故原由。
不难想象，《呼啸山庄》里多重叙事声音与视角的娴熟运用与切换套叠，该当也同样来自“贡达尔”天下的沉浸历练。

艾米莉的“贡达尔”诗歌

总体来说，艾米莉的丰富阅读履历、良好的音乐素养、对自然的敏锐不雅观察、对死活与自由的日常反思，以及多年潜心营构的“贡达尔”天下，形成了《呼啸山庄》笔墨底层暗通的伟大潜流。
这与夏洛蒂所谓“少女纯洁”“不谙世事”“不知自我保护”“未经调教的天才”“无意用别人思想源泉装满自己水罐”的形象颇有差异。
史蒂薇·戴维斯在《艾米莉·勃朗特：离经叛道者》（Emily Brontë: Heretic, 1984）里曾将这些传说逐一戳破。
朱丽叶·巴克的《勃朗特一家》（The Brontës, 1994）则以详确的资料剖析，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加真实全面的家族史图景。

撩开这一层层迷雾，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艾米莉其人其事，还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她的作品本身。

地域文化、抱负天下与时期写实

《呼啸山庄》常常被视为代表约克郡风土人情的地方小说。

夏洛蒂在1850年重版媒介里声称：《呼啸山庄》的背景，是外人觉得“陌生、不熟习”的自然环境与民情风尚。
她承认它充满了“村落野气”（rusticity），有别于描写城市与上流社会的小说。
作者是“荒原抚育终年夜的原住民”，在刻画当地人物时，虽然已经理解“他们的生活办法，他们的措辞，他们的家史”（重版内容原样保留诅咒粗话，便是为了再现“真实”），但毕竟缺少直接交往和全面体验，以是在“脑海中积累起有关他们的实际观点，完备只限于那些悲惨恐怖的性情特色”。
作者以“沉郁而不大爽朗”“强烈而不大欢畅”的想象力稠浊这些材料，就塑造出希斯克厉夫、恩肖、凯瑟琳这批性情乖张的人物，给读者造成“黑沉沉的胆怯感”，“却不知所为何事”。
由于作者性情执拗，“只有光阴和履历才能对她发生浸染，其他人的才智不敷以让她折服”。
如果她没有过早去世，或许有机会发展“成熟”（Charlotte Brontë, pp.313-314）。
言下之意，这部作品愈写实，就愈发衬托出它艺术上的不成熟。

按照这种“地域写实”的思路，很早就有人按图索骥，试图探求现实里“呼啸山庄”“画眉庄园”和人物原型（Juliet Barker, n.26-27, pp.892-893）。
当地的废弃建筑“威森斯山顶农舍”（Top Withens），虽然跟“呼啸山庄”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目前已然变成它的形象化身和勃朗特故居旅游热点（Patsy Stoneman, “The Brontë Myth”,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Brontës, p.211），并涌如今浩瀚版本的封面，包括高校英语文学课普遍利用的诺顿批评版（2019年第五版）。

诺顿批评版《呼啸山庄》（2019）

传记作家巴克指出：《呼啸山庄》背景与司各特的“边区乡野”可谓一脉相承，尤其是呼应了他的小说《罗布·罗伊》里许多详细地点，包括诺桑伯兰的蛮荒之境（布兰威尔的习作《佩西传》男主角封号“诺桑格兰伯爵”，亦是类似的致敬）。
凯瑟琳的充足精力和任性，与司各特的女主角戴安娜·维尔农相似，而希斯克厉夫的阴狠手段，则酷似拉什雷·奥斯巴尔迪斯通（Juliet Barker, pp.500-502）。

但越来越多的资料证明，这部小说就实质而言，还是沿袭了“贡达尔”故事的主题、人物类型与事宜冲突，只不过是从虚幻的环境迁移到写实的场景而已。
艾米莉向司各特借用的戏剧舞台布景，由于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时期印记，常常随意马虎让人忘却它虚构原型的实质。

《呼啸山庄》里的很多人物，可以从勃朗特兄妹的习作故事里找到原型。
比如，“安格利亚”系列里与希斯克厉夫肖似的，是出身神秘、性情阴郁、有施虐方向的不法狂徒道格拉斯。
他对贡达尔王后的炽热爱情，彷佛是他唯一得救的可能。
近似于凯瑟琳的形象描述，则可以在“贡达尔”诗歌里找到。
但她和布兰威尔笔下喜怒不定、傲慢无礼的玛丽·亨利埃塔·佩西也极相仿。
佩西的恶魔精灵斯戴司，不仅长于变革，还操着约克郡口音，满口陈腐僵化的加尔文宗的教条，酷似《呼啸山庄》里面刻薄势利的仆人约瑟夫。
这些原型人物的内在关系，比《呼啸山庄》写实主义表层呈现的更繁芜，更能反响艾米莉自由创作的轨迹。
小说里隐含的一个关联细节，就足以解释这种繁芜性：小凯瑟琳嘲笑哈瑞顿识字不全，说他连《佃猎歌》（Chevy Chase）都念不好。
这部民间文学作品讲述的内容，是中世纪晚期佩西与道格拉斯两个家族由于超越英格兰和苏格兰边疆佃猎而引发世仇的故事——上文已经提到，“佩西”和“道格拉斯”正是布兰威尔“安格利亚”系列里塑造的两个主要角色。

J．希利斯·米勒准确地概括道：“只管它的叙事技巧与主题有浩瀚分外之处，但生动至极的环境细节，让它成为一部‘写实主义’小说的精品。
它遵照了维多利亚写实主义传统的大多数手腕，虽然没有哪位读者会忽略它旋转了这些传统手腕的事实。
”（J. Hillis Miller, Fiction and Repetition: Seven English Nove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42）

J．希利斯·米勒著《小说与重复》（1982，1985）

对写实主义传统手腕进进行暗中旋转的，正是与《呼啸山庄》平行、不复存世的抱负天下“贡达尔”的原始创造天生力量。

《呼啸山庄》的写实特色，还包括对民间口头文化、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社会宗教思想、帝国殖民史、爱尔兰民族问题的有机领悟。

作为紧张阐述者的奈莉，出场后逐渐显露出类似于民间说书人的博识技巧。
她不仅将三十多年大小事宜的来龙去脉仔细梳理清楚，还不动声色地穿插个人不雅观点，绘声绘色地再现不同人物的语气和说话办法，不断地引发洛克乌刨根问底的聆听希望。
民间口头文化的特点，在她的身上表示无遗。

她哄幼年时的哈瑞顿睡觉时唱的童谣：“夜深人静好辰光，小小娃儿们泪汪汪/阿妈在坟里听见啦”，源自司各特翻译的丹麦民谣。
它涌如今这里，不仅带有浓郁的乡土色彩，还衬托出“丧亲”的主题，以及奈莉与人物角色的情绪关联。
在小说开篇出场的所有角色，除洛克乌以外都失落恃失落怙。
这种情骨气氛，该当和作者自幼丧母的经历有关。
艾米莉本人患病后谢绝就医，很可能也是由于母亲去世时的痛楚无助，让她对年夜夫极不信赖。
因此小说里的年夜夫肯尼斯，危急时候每每无法供应有效帮助。
幼年丧亲的凯瑟琳，与无父无母的希斯克厉夫同命相怜。
年轻一代的恋人小凯瑟琳和哈瑞顿，同样是出生后母亲很快去世，而父亲的财产被希斯克厉夫抢夺。
他们同样都聆听着奈莉唱的童谣终年夜。
小凯瑟琳在安慰体弱多病、同样失落去母亲的小林立地，也是多次给他哼唱奈莉教过的谣曲。
戴维斯指出，童谣里悲惨孤独的荒原意象，同时象征着庇护所、嬉戏空间与地府的表面（Stevie Davies, “‘Three Distinct and Unconnected Tales’: The Professor,Agnes GreyandWuthering Heights”, in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Brontës, p.90）。

小说里屡次提到奈莉喜好音乐，平时不仅爱哼唱曲调轻快的圣诞颂歌，还喜好《仙女安妮的婚礼》这种“适宜舞蹈”的民间谣曲。
这种活泼而充满活气的乡土感，在阴鸷古怪的约瑟夫眼里却是轻佻和“不敬神”的表现。
约瑟夫只信奉刻板教条，强调研读《圣经》，严格履行宗教仪式，是当时福音派卫理会思想的范例代表。
海伦·斯莫认为，这个形象是艾米莉用来讽刺她通过姨妈伊丽莎白理解到的“那一类无趣的卫理会思想”（Helen Small, “Introduction”, in Emily Brontë, Wuthering Heights, ed. Ian Jac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vii）。
他浓厚的约克郡口音和说话腔调，很大程度上模拟了常年在勃朗特家干事的女佣塔比·阿克洛伊德。
根据盖斯凯尔夫人的记载，塔比对约克郡的过往风尚、世家掌故、月夜时分仙女出巡之类的故事耳熟能详。
她不像约瑟夫那样无趣，但确实是卫理会的长期信徒（Ibid, p.320）。
在她的身上可以同时看到奈莉和约瑟夫的影子。

洛克乌睡在橡木隔板床上时，涌如今他第一个噩梦里的雅贝斯·布兰德罕，也是卫理会的牧师。
研究者认为他的原型是雅贝兹·邦廷（Jabez Bunting, 1779-1858），而那篇荒诞的《七十个七次，以及第七十一轮的第一宗。
雅贝斯·布兰德罕牧师在吉默登索小教堂揭橥的虔诚训导书》，则来自他1833年在伍德豪斯格罗夫的卫斯理学院小教堂落成仪式上做的布道文（John Lock, William Thomas Dixon, A Man of Sorrow: The Life, Letters, and Times of the Rev. Patrick Brontë, 1777-1861, London: I. Hodgkins, 1979, pp.147–148）。
勃朗特姐妹常常对刻板严苛的卫理会教徒冷嘲热讽。
这与当地圣公会、卫理会、浸信会等教派分立对峙的状况有关。
比较之下，老勃朗特虽然明言不喜好加尔文宗思维的人，但在许多公共事务方面仍旧与卫理会保持着良好互助关系。

与僵化的基督教思想相对应的，是小说里的民间宗教文化，包括巫术、迷信和精灵传说。
它们有时增长了措辞的意见意义，有时则渲染了神秘莫测的哥特气氛，还可以达到很好的性情勾勒和叙事铺垫效果。
例如，彭尼斯东崖底的“神仙洞”，既是凯瑟琳癔症产生发火的幻觉场景，也是后来吸引小凯瑟琳偷偷离家误入呼啸山庄的缘故原由，以及后来男女主角幽灵游荡的区域；奈莉看到希斯克厉夫去世前的怪异表现，心里疑惑“他是食尸魔，还是吸血鬼呢”，急速对这个自幼熟习的人产生莫名的恐怖感；约瑟夫常常骂奈莉是巫婆，而凯瑟琳生病涌现幻觉时，也把奈莉算作了“捡拾精灵弩箭，要拿来侵害我们的小母牛”的巫婆，后来又把镜子当成“黑橱柜”，将自己的影像当成了幽灵。
等到她发觉奈莉故意向埃德加遮盖她的病情，导致埃德加对她不管不问，愤而责怪“奈莉是我暗地里的仇人。
你这巫婆！
这么说你真要找精灵弩箭来侵害我们了”。
这里面既有精神紊乱导致认知稠浊的成分，也从侧面揭示了奈莉暗中施加悲观影响、导致事态恶化的浸染。

除了民间文化与宗教成分，小说还间接反响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而不是故事韶光里世纪之初的情形）。
与高坡古宅“呼啸山庄”相对的“画眉庄园”，位于新兴富庶工业阶层相对集中的山谷地带（特拉维西认为前者代表“原始自然激情的天下”，后者则代表“文明化的颓废状态”；Derek Traversi, “Wuthering Heightsafter a Hundred Years” , inEmily Brontë: “Wuthering Heights”, ed. Miriam Allott, London: Macmillan, 1970, pp.157–176）。
林登父子两代担当地方治安法官，不仅意味着与身份地位符合的政治参与，也是权势阶层借法律体系掩护财产利益的手段。
希斯克厉夫逃出呼啸山庄的短短三年韶光内，以崭新的名流形象涌现，并迅速积聚资金，再结合敲诈、投契和法律路子将两处地产收归已有，使之持续增殖，从当时英帝国的经济扩展和个人致富速率来看，也合乎情理。

皮肤黝黑的“小吉普赛”希斯克厉夫，是老恩肖从利物浦街头捡回家的。
1807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出台以前，利物浦曾经是合法黑奴贸易的主要港口。
因此有研究者剖析他可能拥有黑人血统，故事意味着“反向的帝国主义”（Susan Meyer, “‘Your Father Was Emperor of China, and Your Mother an Indian Queen’: Reverse Imperialism in Wuthering Heights”, in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Brontës,p.159）。
但利物浦也是1845至1850年大饥荒期间爱尔兰人渡海逃难后聚居流浪之地。
勃朗特家族祖籍是爱尔兰人，原来姓氏为“普朗提”（Prunty）或“布朗提”（Brunty）。
帕特里克在入学剑桥时由于口音太重，名字被人登错，逐改为“勃朗特”，希腊文意即“雷电”。
有研究者认为，希斯克厉夫的原型是艾米莉高高祖父休·普朗提来回利物浦做畜生买卖时从船舱创造的威尔士孤儿（Claire O’Callaghan & Michael Stewart, “Heathcliff, Race and Adam Low’s Documentary,A Regular Black: The Hidden Wuthering Heights[2010]”,Brontë Studies, 2020, 45:2）。
伊格尔顿则认为，希斯克厉夫是反响爱尔兰大饥荒背景的“一个碎片”（Terry Eagleton,Heathcliff and the Great Hunger: Studies in Irish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5）。
在《力量的神话：勃朗特家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里，他还从阶级、经济学和历史角度出发，认为《呼啸山庄》从意识形态深处呈现出一种天下不雅观，既生动反响了各种社会文化冲突，又不至于由于激烈的抵牾冲突导致自身崩塌（Terry Eagleton,Myths of Power: 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ë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