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已至。网上流传着一个戏谑得有点残酷的段子，“20后出生了，他们看90后，就像90后看60后”。韶光复苏地提醒我们，曾给数代人精神与社会生活打上烙印的60年代、90年代都已远逝，然而，他们留下的构造性遗产却依旧在生发和演化。
在张悦然主编的杂志《鲤·我去二〇〇〇年》中，数位作者潜入上世纪90年代的回顾，这也是80后作家们给予逐渐远去的少年时期的一次集体性省察，试图共同追溯当时的履历如何影响了现在的自己。比如，在访谈部分，导演毕赣和作家笛循分离讲述了90年代的履历如何塑造了他们独特的表达。在专题板块，批评家杨庆祥和《单读》主编吴琦从宏不雅观层面剖析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特点，李静睿、周嘉宁选取喇叭和台风天这两个私人影象深刻的意象进行书写，魏思孝和龙荻则分享了自己的童年履历。班宇、郑执、春树、张玲玲奉上同主题小说新作，以虚构的办法再次回到90年代，带领读者进入大雪中的亡命，千年虫逼近的时候，以及那时的北京与南方小镇上。
本文选取了杨庆祥的《九十年代断代》（有删节）一篇，文章将个人的90年代影象置于宏不雅观的政治经济框架下，结合社会文化变迁及思想史的对照，镇静地指出普通人、知识分子在中国的迁移转变时候发生的巨大而奇妙改变。崔健的《九十年代》歌词表达了这种暗昧的感想熏染，“措辞已经不足准确/说不清天下/天下/存在着各种不同觉得……”而杨庆祥的文章则将这些感想熏染化为详细真实的历史事宜与履历之中。
《鲤·我去二〇〇〇年》
主编：张悦然
版本: 空想国|民主与培植出版社
2019年11月
九十年代断代
撰文 | 杨庆祥
韶光的指针回拨到1991年7月。有两个人将从安徽省宿松县出发，前往南京。他们从一个叫下仓的水运划子埠登上机动帆船，用近三个小时的韶光穿过了该县最大的水域——黄湖。上岸后步辇儿了近一个小时，在长江边上一个叫复兴镇的地方短暂休息，然后用半个小时坐轮渡横穿长江，抵达江西省彭泽县——便是那个著名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地方。在彭泽县他们受到了激情亲切的接待，在一条小街上，险些所有的人都来向这两个人打呼唤，有人买了西瓜切开，大家围坐在一家店铺的门口边吃边聊。当然更多的人，是向那位来自南京的年夜夫咨询干系病情。第二天晚上 7 点钟，这两个人来到彭泽县的客运码头，他们将在这里登上驶往南京的大轮船。这两个人，一个是我，其时 11 岁不到。其余一位，是我的叔祖父，年事并不大，40多岁，不过是由于家族人丁茂盛而早早就登上了祖父的辈分。他是南京军区第八一医院肿瘤与肝病方面的专家。这一次他回家短暂探亲，并决定带上我去南京见见世面——在我们老家那一带，南京意味着极迢遥的所在，如果小孩贪玩不回家，大人找到了每每会责怪一句:跑到芜湖南京去了。后来我才知道，由于长江水路的便利，这两个城市也每每是家乡买卖人常去的地方，俚语的背后，是经济的脉络。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用于客运的大轮船，也是目前为止唯二坐过的客运轮船，其余一次就在数周后，我同样坐大轮船从南京返回。据干系资料，2003年4月25日，武汉港关闭水路客运，2004年年底，南京港也停滞长江客运，至此经营了45 年的长江客运线路全线关闭。
那晚的所见是极其震荡的场景，巨大的船体停泊在宽阔的江面，灯光从几层楼高的舷窗、甲板和旗柱上投射开来，辉煌残酷，这是我以前从未亲眼瞥见的场景——现在想起来，这切实其实便是“当代”第一次直接呈现在我的面前——虽然在此之前，我常常在电视里看到这些景象，但是艺术上的奇不雅观呈现，对付中国人来说，却要 等到1998年的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的全国热映。一种奇怪的同构出身了，从当代以来一贯构成中国文化核心象征的“船”在1990年代一分为二：现实中的船和镜像中的船，中国的船和美国的船，或者更进一步，历史的船和不雅观念的船。
叔祖父带着我走向检票口，他拿着一个很大很沉的包，我背着一个小包，大概是由于他穿着带有徽章的军装，那个年轻俊秀的女检票员啪地来了一个立正，举手敬礼，说:“首长好。”我瞬 间面红耳赤——我并非经历到了爱情，而是出于一种全人类都有的纯洁——这是1990年代的序曲。在此往后，纯洁这一类的情绪将逐步变得没故意义，但是在1991年的那个7月，在我开始我30多个小时的单调旅程之前，它确实在我的心里激起一种庄严神圣的情绪，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江水滔滔，未来彷佛就在前方。
个人的影象虽然如此光鲜，但却不能代表1990年代总体情势的开启。实际上，相对付对1980年代的热媾和怀念，1990年代反而是被放置到了更迢遥的历史空间里面封存了起来，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须要借助一种或容许以称之为1990年代的知识考古学，才能够将这一“总体情势”建立起来。詹姆逊在著名的《60年代断代》一文中指出：“所谓的‘期间’无论如何不可解作某种无处不在且统一的共同思想和行为办法，而是指共有一个相同的客情境，因此也才有了各类各样、各式各样的反应和创新，但这统统总是在那情境的构造范围之内发生的。”同时他也指出，要描述出这种情境：“史学家就该当重新表述其天职，即不再是‘像真情实境那样’生动地再现历史，而是要去创造出历史的观点。”詹姆逊明显受到后构造主义的影响，认为“阐述”高于“历史”。但这一方法论依然不能颠覆一个基本的历史阐述原则，阐述必须基于基本的“事实”。因此，“真情实境”、个人影象，以及小说家一样平常的讲故事的办法都会构成对总体情势的建构的有机部分。
杨庆祥，墨客、学者、批评家。出版有《我选择哭泣和爱你》、《80后，怎么办》等。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1990年代的总体情势开启于何时？无论 如何，会有一个韶光的节点具有主要的意义，它类似于一个原点，借助这一原点建立的坐标轴，向前可以回溯 1990年代的前史，向后则可以看到影响的延续和焦虑。丹尼尔·辛格在其极有批驳性的著作《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认为，正是 80 年代末的韶光节点导致了天下史在此时的分裂变革。如果说1960年代是“三个天下”鼎足而立的期间，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基本上便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期间，那么，在80年代末，这一“半斤八两”的局势被彻底冲破了。苏联在其联邦之内和联邦之外的困境已成定局，这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疑问，《千年终结》的作者认为个中最主要的一个缘故原由在于苏联的管理系统编制已经完备不能适应当代化工业社会的发展，这让人想起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出的不雅观点，他认为明朝的危急来自政府无法进行“数目字”的管理，并因此压抑了成本主义最主要的历史发展契机。在这一大的 历史语境下，在政治的层面，撒切尔夫人提出了著名的“别无选择” (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不雅观点，这一不雅观点为其赢得了一个非 常故意思的外号“蒂纳”(TINA)。而在历史的层面，它直接影响到福山所谓的“历史的闭幕论”。这两者实在都指向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成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代议民主)目前是唯一的社会模式。
详细到中国而言，类似的历史时候只是当代以来浩瀚变动纷呈年份中的一个。它的普遍性在于它险些是一种历史的一定，而它的分外性在于它继续了自当代以来浩瀚的历史遗产和精神遗产。该时候的史前史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最自然的一种不雅观点，当然是将其限定在1970年代末社会经济调度的层面来阐明。轻微深入一点的不雅观点是将其理解为1980年代新启蒙语境下的一种文化延展，比如张颐武就认为:
实在80年代的主题，便是如何将个人从操持经济时期的伟大的集体性话语中分开出来。80年代的“主体性”的召唤表达出来便是这种“个人”存在的精神性的哀求。无论是萨特还是弗洛伊德实在都是为这个新的“个人”的涌现发出的召唤。这个“主体性”的个人的展开，直接供应了思想和精神从原有的秩序中“解放”的想象。实在，80年代文化的关键正是在于一种对付康德的“主体性”不雅观念的新的展开。......而李泽厚的发挥彷佛更加主要：“该当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代价将随着时期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主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年夜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这里李泽厚召唤的康德的幽灵实在是对付80年代新的精神的召唤。
张颐武很清楚地看到了李泽厚对康德的召唤，但是他忽略了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李泽厚对康德的召唤实在并非是直接性的，而是经由了马克思这一中介——实际上在1980年代的思想谈论中，险些无法绕开马克思，不过是更侧重于马克思的某一壁向而已。更故意思的是，也正是李泽厚提出了“启蒙”和“救亡”这一当代以来的双重变奏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该时候就不仅仅是一个“主体性” 的启蒙自我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动员问题，也便是说，1980年代不仅仅是“五四”的一次再现——这是1980 年代以来学术界的基本不雅观点，同时也是1960 年代的再现——用大卫·艾普特的表达办法来说便是“80年代发生的60年代运动”。启蒙和革命在当代史上反复上演，这一次，他们合二为一，但是其后果却截然不同：启蒙和动员都在一种似是而非的修辞和幻觉中被强大的秩序中断了。
我在数年前的其余一篇文章中将90年代初称为“沉闷的三年”，本日我依然沿用这一不雅观点，但是我也同样没有找到足够的资料来阐明息争释这一不雅观点。一个已知的事实是，成本主义已经开始其新的环球布局：1988年亚太经济互助组织 (APEC) 在堪培拉发布成立，并于第二年举行了首届部长级的会议；1989年1月，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同年6月，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债务会议于委内瑞拉都城举行。“冷战”闭幕产生了巨大的空缺政治经济区域，这些区域须要成本、市场和劳动力去添补。在1992年，南方发言的内容被总结为一个更奇妙繁芜的政治修辞名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中国的1990年代开始了。
南方发言有丰富的可解性，其条件是搁置长期困扰的意识形态（姓社还是姓资）辩论，同时悄悄启用其余一种意识形态，即“韶光的意识形态”。在当代化的矢量线性韶光里，中国被丢在了后面，现在它须要用韶光来赢得空间——这与抗日战役期间的“以空间置换韶光”形成了奇妙的对位关系。在当代的谱系中，韶光和空间必须通过激烈的办法来予以置换——其最高的形式，便是战役，就像《国际歌》里面所唱的那样：这是末了的斗争。“末了” 的意思并非闭幕，而因此总体战役的形式来重新开启时空。
普通的民众可能不太关注意识形态的变革，但是他们记得一句更明白晓畅的格言:“无论黄猫、黑猫，捉住老鼠便是好猫。”发展现在变成了最硬的道理，而衡量发展的标准，不再是盲目的“共产主义大跃进”，而是变成了实用的利润。作为从传统的操持经济系统编制向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次超过，1990 年代进行了激烈的试验：1993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和银行改革，1994年又结束公民币汇率双制度，扩大外贸，同年出台《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这一系列的改革都涉及一个核心命题：对所有权的重新界定和分配。在1993年实行的建立当代企业制度中，对此有一个集中的表述，当代企业制度被界定为：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虽然从成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来看，这种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开还明显带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痕迹，但是对付1990年代来说，这是继1980年代联产承包任务制实施以来的一个巨大推进。这两者的前后相继以及干系政策的落地，意味着1990年代的改革是全方位、立体覆盖式的，对此我曾经有如下表述：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更多的是针对“文革”与社会主义履历，它充其量是社会主义内部的一种有限度的调度；而1990年代的改革开放，更多的却是针对环球化的成本浪潮。
亘古未有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开始了。1949年以来居高不下的出生率为1990年代储备了大量的劳动力人口，1980年代屯子的根本性改革带来了基本的温饱并供应了可供给用的空隙韶光，由于人身关系的松动，这些空隙韶光可以被用来从事更有利润性的事情，更主要的是，被压抑了长达三十年的希望现在得到了制度和舆论的双重鼓励和刺激。根据干系数据，自1992 年开始，进入城市的农人工以每年2000万的速率递增，2015年的一个统计数据显示，出生于1980年代的“80后”农人工有近1亿人。这数量弘大人口的涌入虽然受限于各类的政策制度（比如严格的户籍制度），但依然非常直接和迅捷地改变了中国的现实景不雅观：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提高将近12个百分点。根据学者李中清基于中国华北屯子地区的数据调查，这也是自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人口变迁，超过了前此任何一次战役、天灾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对付城镇人口来说同样如此，如果说“农人工” 和“外来妹”是基于屯子流入人口的两个新词，那么，“下海”便是基于系统编制内人群的一个新词，“铁饭碗”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吸引人，更年夜志勃勃的人试图通过“下海”自由创业来得到财富和实现人生代价——财富自由在这几年变成了一个热词，但是其根源，在1990年代已经埋下。在这一群人中，有一个著名的92派，以差异于1984 年出身的第一代企业家84派，这些92派包括：创办了通恒公司的蛇口工业区原常委副区长武克钢，创办了“汇源” 的副县长热门人选朱新礼，创办了“建业”集团的河南省原外经贸委公务员胡葆森，创办了“中坤”集团的中国市场协会原副秘书长黄怒波，等等。
我将这些人称之为“社会主义特色新人”，以差异于“社会主义新人”。社会主义新人的要义是为了整体利益放弃个人利益，个人的存在代价是为了实现整体利益的进步；而社会主义特色新人将暂时搁置整体利益，而勉励个人利益的快速倍增。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主义新人一贯勾留在象征的领域；而社会主义特色新人则集中在现实域，他便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他者。1990年代创造并催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特色新人包括农人工——一种稠浊了农人和工人的奇怪的指称；完成了第一轮原始成本积累的企业主，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后来会变成成本大鳄，进一步融入环球化的成本体系；其余一些人则会成为出让了一部分权利的中产阶级；当然个中命运悲惨者除外，比如褚时健，他直接去了监狱。其余一部分更具有美学色彩的新人——小资产阶级，将会在这些成本大鳄的公司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在得到一定生活资料的根本上维系其美学上的自由，以是他们的集中涌现，至少要等到十年往后。
19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还出身了其余一个词和其余一群人——“下岗”以及下岗工人。我没有将这些人放在社会主义特色新人里来谈论，是由于其本身的繁芜性。从现实情形来看，他们彷佛回到了阿甘本在《什么是公民》中论述的那种含义:“穷汉、弱势 者和被打消者。”他们和1993年深圳一家合伙公司被大火烧去世的82个女工一起，构成了1990年代的其余一壁。对付他们的书写和表达，要等到《铁西区》和《钢的琴》此类作品的涌现，同时它也奇怪的构成了一种美学资源和题材，个中尤其以近些年的“东北书写”为代表——彷佛可以引用作家路翎在 1940 年代末的一句话来为此旁证：……韶光，在困难地提高。
电影《钢的琴》海报。
对付1990年代的文化界来说，沉闷期彷佛显得更加漫长。很显然，对付过去了的1980年代和即将展开的1990年代，在1980年代接管了“新启蒙”和“主体论”精神演习的知识分子们都没有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们险些因此一种非常直觉的办法来表达其对 1990 年代的不满——“公众年夜众文化素养的低落，人文精神本色的持续恶化，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急”。他们对1990年代的娱乐文化和消费主义表达了一种美学上的厌恶，这一点类似于维多利亚时期的浪漫派对“阿尔伯特式”的商业主义应激式的生理反应。不过在维多利亚期间，还可以创造出一种崇高的“维特主义”来坚持其文化上的优胜感。但是在1990年代的中国，人文主义者们找不到办理问题的良方，他们的“姿态”遭到了嘲笑，并被比喻为“叶公好龙”确当下版本，当“当代化”来临的时候，这些曾经呼唤“当代化”的人却恐怖了——他们不能面对真正的不雅观念和全体。对付当代化更加深刻和辩证的思考，要等到 1997 年汪晖《当代中国的思 想状况和当代性问题》一文的揭橥，虽然此文引起广泛的争议并直接导致了知识界的分裂，但是其将当代性置于“天下性”（普遍性）和“地方性”（历史性）的双重视野进行考量的方法论在本日依然具有范式的意义。
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想象瓦解了，知识分子的稚子病就在于想当然地以文化的创造者和守卫者自居，而忘却了当文化的根系发生变革之时，知识者如果不及时进行调度，就会陷入“失落语”的状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转身去拥抱盛行的不雅观念，比如以写“改革小说”崭露锋芒的贾平凹敏感地嗅到了“新时期”的气息，1993年引起热议的长篇小说《废都》应运而生——这个题目和“人文精神” 谈论的主标题《旷野上的废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借助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废都》隐喻的是启蒙之去世，启蒙不但去世了，而且启蒙的主角当代知识分子又重新循环到了由色情、变态和自恋企图症为紧张特点的传统文人。在这个过程中，女性重新被“客体化”，虽然借助1994年天下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具有独立女性意识的作品得以有机会揭橥和传播，但不过是昙花一现，早在1990年，苏童的《妻妾成群》已经暗示了一个重新“东方化”和“处女化”的男权时期的来临，正如垄断性的政治是克里斯玛型的，垄断性的经济和商业同样也是克里斯玛型的——在30年后的本日，这一构造日益恶化，纵然是环球性的me too运动也无法将其动摇。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放弃了启蒙的义务，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形式。王朔和王小波都采取了“反讽”的形式来讲“正话”，比较而言，王朔更有现实性，他直接拆解迂腐的权力构造和伟大叙事，因此他迅速在1990年代得到读者，并被误解为是一种“痞子文学”，而王小波，则借助更繁芜的智性来建构他的“理性王国”，他和他的“门下走狗们”要等很多年往后才能得到更多的认可——对付1990年代的盛行不雅观念来说，他们可以轻易地接管金庸，乃至用金庸置换掉茅盾，但是却难以接管王小波这样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作家王小波。
其余一个更游离的人物是张承志，在1990年代，他以武断的“抵抗派”姿态著称，并守卫某种所谓的“清洁的精神性”。在《黑骏马》和《北方的河》中，他还是群体中的一员，分享着共同的文化不雅观念和家国情怀，但是自《金牧场》开始，他陷入了“文化的分裂”和“认同的焦虑”，在一种类似于鲁迅式的“转意”的挣扎中，他选择了一条自我流放同时也是灵魂皈依之路——这条路还没有走完，在2018年出版的一部作品集中，他用了一句形象的短语来概括：三十三年行半步！
对付绝大多数人来说，“大步流星奔小康”才是精确的选择和方法。在日月牙异的经济根本之上，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体开始发达兴起。虽然在1980年代中期往后，以普通文学和地摊杂志为标志的大众文化（文学）已经开始盛行，但基本上还处在一个造孽的地位，同时也常常遭受来自精英文化和官方文化的双重围剿。但是在1990年代，官方文化和大众文化找到了契合点：大众文化须要通过官方文化来得到承认和合法地位，而官方文化，须要大众文化为其供应直接的经济利益，以及更主要的，去霸占由于僵硬的宣扬文化被抛弃后留下的文化真空。这一次，它们互助成功。1990年代以来，无论是从技能根本还是从情绪构造来看，都是大众文化前所未有的胜利期。据干系资料，“截止到1990年年底，京、津、沪、黑、吉、 辽、皖、苏、浙、闽、川、粤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舞厅、歌厅6966家，台球厅37201家，电子游戏厅17039家。再加上几年后遍布各地的录像厅，这些‘厅’，构成了1990年代中国人的娱乐场所”。在这些娱乐场所被“消费”的文化因此金庸、琼瑶、三毛、 汪国真、席慕蓉、刘德华、张学友、小虎队等为代表的以“传奇”“浪 漫”“软抒怀”为紧张特色的“亚文化”系列，不过，这些以前被目为精英文化补充的“亚文化”现在变成了主流文化，并迅速霸占了市场。自当代以来，由于市民阶层的兴起，大众文化被视作一种由市民——接管过理性启蒙并有文化意识的当代公民——创造出来的有效的文化形式，被目为是对统治阶层文化的一种寻衅和反动。在成本主义秩序下同样如此，一方面，成本主义的批驳者们企图借助大众文化的形式切实地争夺文化领导权，比如本雅明就曾经一度 天真地认为电影是组织大众改造社会的良器；其余一方面，如果大众文化的领导权并没有节制在“先锋队”手里，则大众文化很随意马虎沦为没有“内面”和“批驳性”的附庸文化，以是阿多诺在1960年代的文化批驳里一贯强调他并不批驳大众文化，而是批驳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便是彻底地成本主义化。但一个悖论是，在成本主义的条件下，大众文化一定会工业化和家当化。因此，它一定会不断地阉割和排斥其内部的异质性，从而在文化调性上变成一种“无攻击力的”“无害化”的存在——其最极度的肉体表现形式，便是一种性别的故意“错置”，一种老巴尔扎克所描述的“萨拉辛”式的存在。
1993 年，喷鼻香港摇滚乐队Beyond主唱黄家驹在日本因参加某娱乐节目而摔下舞台，不幸身亡，终年31岁，以一种隐喻的办法暗示了这种被排斥的宿命性，而中国大陆的摇滚音乐在1994年“魔 岩三杰”（张楚、何勇、窦唯）的盛极一时后转入沉默。温婉的、风趣剧式的、小诙谐小励志小清新的艺术形式成为普遍的选择——它的集大成者，是周星驰。
创造“公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一贯是新文化的核心课题。在儒家、启蒙和革命三种情绪构造的反复搏杀中，1990年代以最具戏剧性的形式闭幕了这三者。“民族—成本—个人”三位一体的闭环形成。唯一不变的是，大他者一贯都在，而且越来越深不可测，不可抵抗。
1990 年代会闭幕吗？如果闭幕，是闭幕于何时？
在“别无选择”派看来，1990年代永久都不会闭幕，由于1990年代确立的成本主义的秩序和符号体系已经构成了普遍性的真理。1994年5月，太平洋盆地经济委员会第27届大会于吉隆坡举行，中国首次以正式成员国的身份与会，同年11月，第二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举行，会议揭橥 了《茂物宣言》；1995年1月，天下贸易组织在日内瓦成立，同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天下妇女大会在北京顺利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1996年9月，第50届联大全体会议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7年7月1日，中国对喷鼻香港规复行使主权，同年，亚洲金融危急爆发；1999年7月1日，中国对澳门规复行使主权；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天下贸易组织（WTO），同年，美国本土遭遇建国以来最大的打击，史称“9·11 事宜”……
如果将1992年的南方发言视作1990年代的出发点，那么2001年加入天下贸易组织可以视作是1990年代的终点。它的物理韶光为9年，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中国试图加入环球经济天下体系并终极得到成功，它在接下来的分红中部分实现了其追求的实用主义和利润原则，并建构了一个成功和崛起的具有后发上风的“当代民族国家”形象。这也是一个“强权法”彻底降服了“大地法” 的时期——在后一种意义上，大概将2008年视作中国1990年代的闭幕更有启迪性，这一年，万众瞩目的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盛大开幕，同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里氏8级地震。
魔岩三杰，左起：张楚、何勇、窦唯。
末了请许可我将时针再次拨回到1991年的那个7 月。我们顺利抵达南京。穿过一条浓荫密布的法国梧桐大道，一群叔叔和姑姑在华侨路的军队家属院里欢迎我们。他们围坐一圈，问长问短。个中一个毕业于外国语大学的叔叔听说我刚刚学习英语，立即哀求我朗读给他听，于是所有的人安静下来听我结结巴巴读“Hello, how are you?”朗读完叔叔纠正了我的几个发音。他说，外语非常非常主要，要学好。几天往后，我得到了一台“熊猫牌”单放机和两本低级英语听力磁带。其余一个毕业于医学院的叔叔看起来更先锋，他送给我几盒风格能干的音乐卡带，指南针乐队，Beyond，张楚 和崔健。这台单放机我一贯用到上大学才换掉，绝大部分的韶光，它都没有用来听韩梅梅和李雷的中式英语，而是各种数不清的音乐， 从摇滚到民谣，从盛行歌曲到古典音乐。嫡黄花，那些卡带已经和那台单放机一起，不知道被我丢进了哪一个韶光的垃圾桶，但是我曾经听过的一首歌，本日想起来，彷佛恰好可以用作这篇文章的结尾，那便是崔健的《九十年代》:
措辞已经不足准确 说不清天下 天下 存在着各种不同觉得 就像这手中的音乐 措辞已经不足准确 措辞已经不足准确 生活中有各种觉得 生活中有各种觉得 实在心中我早就明白 却只能再等待 等待 一天从梦中彻底醒来 转头诉说这个年代 实在心中我早就明白 实在心中我早就明白 你我同在九十年代 你我同在九十年代
作者：杨庆祥
编辑：董牧孜；校正：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