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盲从，不苟同
9次被批驳、罢免、降级，始终刚直敢言
1978年，黄克诚在301医院治疗期间，夜读批文。图/受访者供应
为“幸存者”黄克诚作传：
九上九下而未悔
本刊/宋春丹
本文首发于总第838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8年1月，《黄克诚年谱》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是黄克诚传记组的收官之作。
1999年，国防大学二号院一座简陋的二层小楼的门前，挂上了“中国公民解放军《黄克诚传》编委会”的牌子。时任国防大学副政委谭乃达、国防大学编研室原主任马长志、总参办公厅编研室原主任李柱江、国防大学编研室退休教授刘建皋等入驻办公。《黄克诚军事文选》《黄克诚纪念文集》《黄克诚传》和《黄克诚年谱》，相继从这里问世。
个中，传记编写韶光最长，耗费心血最多。8年韶光里，编写组辗转各地调研，网络了2000多份史料，采访了百余人次。
近日，除了编委会主任兼编写组组长谭乃达在外地未能接管采访，编写组紧张执笔人，均匀年事77岁的马长志、李柱江、刘建皋多次接管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早在《黄克诚传》预备伊始，谭乃达就强调，写这本传记，紧张是给领导干部特殊是党的高等干部看的，让他们认识一个真实的黄克诚，以之为镜。
九上九下
在开国元勋中，黄克诚被罢官次数最多，“九上九下”。
1927年，他因在湘南暴动中反对和抵制烧杀政策和攻打中央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三次被批驳，一次被罢免；1930年，因反对攻打长沙、支持毛泽东，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再次被罢免；1931年，抵制第二次肃反打“AB团”，险被逮捕处决；红军长征路上，向上级提见地，被三次降职；抗日战役期间，多次向华中局提出，当前是国配合一战线期间不应主动攻击韩德勤、不该打曹甸，被批右倾守旧罢免；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紧张成员，撤销统统职务，仅保留党籍；“文革”中，被关押审查，蒙冤18年。
黄克诚的建媾和见地多是涉及全局和高层的，妥当写好他与领导层的关系，成了编写《黄克诚传》最难的一环。
例如，黄克诚多次与刘少奇发生辩论。历史上，曾发生该不该打曹甸战役之争。解放后，又在天津发生过如何对待成本家和私人成本主义经济之争（黄克诚认为讲联络多了、讲斗争少了）、在湖南发生过近期事情重点应放在屯子还是城市之争（黄克诚主见前者）。
大家达成共识：党和军队经由漫长的道路走过来，领导人之间和高下级之间难免有辩论和磕磕碰碰。妥当处理的原则是不刻意回避辩论，同时不能为突出传主而贬损他人。
即便作为中心军委批准的编写组，涉及高层领导，要查原始档案也不是件易事。去中心档案馆查档，要有解放军总部或中心文献研究室的批件才能部分调阅。黄克诚和老一代的政治局常委交集很多，涉及这一级别领导人的，档案无法调出，只能通过其年谱、传记、文章和讲话去印证。
编写组在查阅档案时，创造了1953年6月21日黄克诚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的原件。当时，根据毛泽东指示，彭德怀不在京、聂荣臻病休期间，由黄主持军委日常事情。他在信中建议加强总参和总后的领导班子培植，并建议由刚刚到北京的邓小平担当总参谋长，还提了几个副总长和总后副部长的人选。编写组请档案馆复印这封信，结果干系领导人的名字在复印件上都被删去。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多少历史问题的决议》。 黄克诚(左一)在六中全会上投票。图/受访者供应
“使我最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是传记编写的另一个难点，也是审批过程中被删减最多的一章，原来约4万字的篇幅只留了不到一半。
黄克诚自己也曾说：“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最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落眠症，常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两粒，这时每晚吃六粒，还是不能入睡。”
1959年7月19日，黄克诚在庐山会议小组会上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这是他生平最高兴的发言之一。他虽然没有像彭德怀那样利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激烈的词语鞭笞“共产风”，但可以看出他对形势总的意见和彭德怀的信基本同等。
会上有4名记录员，但是他的湖南口音太重，语速又快，发言没能完全记录下来，末了只整理出一份简报，是这段历史的一大遗憾。
7月20日，黄克诚碰着主管农业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两人就“大跃进”问题辩论起来。谭震林发了火：“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援军，想让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很不客气地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援军，是反兵。”这句话，后来被当成他蓄意反党的“罪证”，遭到永劫光批驳。
7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橥了说话严厉的讲话，成为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的迁移转变点。当晚，在湖南省委第一布告周小舟的执意哀求下，周小舟、周惠、李锐等来到老领导黄克诚住所发言。黄克诚劝他们：“不冲要动，事情会弄清楚，要相信主席，主席是不会错的。”
谈完已经是晚上10点半，三人出门时碰到了时任公安部长、卖力庐山会议保卫事情的罗瑞卿。十几天后，罗瑞卿在小组发言中说：“我从含鄱口看玉轮回来，晚上10点半了，碰到你们，诚笃说，我是疑惑的。”
7月30日早上，毛泽东关照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去他的住处发言。发言中，他给黄克诚扣了三顶帽子——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湖南集团”的紧张人物、“军事俱乐部”的紧张成员，并说：“有人说，你对彭德怀是唯命是从，彭德怀对你是百依百顺，你们是‘父子关系’。”
1931年冬天，江西苏区开展弹压“AB团”的肃反运动，彭德怀救过黄克诚一命。建国后，两人在国防部共事，黄克诚是全体国防部大楼里唯一一个敢跟彭德怀吵的人。他曾说，他跟彭德怀是相待以诚、争执以理、言不及私的诤友。
黄克诚据理力争。对付“政治参谋长”，他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让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事情，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让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毛泽东一怔，没有回嘴，转移了话题。
刘建皋见告《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看完传记中这一段都对毛泽东颇为佩服，由于他并没有发脾气。
会议期间，有人说黄克诚是彭德怀的走狗，他气得颤动，说：“你杀了我，我也不承认！
”他对抗的办法是沉默少言，在小组会上作反省，但没有揭破彭德怀的问题。这没能让他过关。会议领导人软硬兼施，他终于作反省，首次承认了“右倾机会主义”。
8月18日，从庐山下山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剩勇追穷寇”的会议，对黄克诚的揭破范围之广，批驳之激烈，远超庐山会议。
黄克诚被扣上“九大罪状”。个中，有人责怪他是“杀人犯”。黄克诚回嘴：“我没有杀人。”
这时，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溘然站起来，对揭破人大喊：“部队离开哈达铺往后，是我带着一个营在后面担当收容任务。当时部队很疲倦，减员大，掉队多。你说的处决卫生部的杨兴仁，根本不是黄克诚同道决定的，而是上边给我的命令，我敢不实行吗？”钟伟急速遭到围攻，会后被解除职务，发配到安徽省农业厅当副厅长。
传记组先容，1935年9月，长征部队到达甘肃哈达铺。从哈达铺到榜罗镇有八九天的路程，不断有人掉队，还有人因饥饿偷老百姓的东西吃。保卫部门把这些人抓来，交当时担当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部裁判所所长的黄克诚审处。黄克诚不忍下手，找领导说情，有人申斥他“不中用”，裁判所所长职务也因此被撤。
揭破过程中，最危言耸听的是时任空军政委吴法宪揭破的所谓“贪污黄金案”。
吴法宪说，1946年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三师从苏北挺进东北时，带了金子440余两、银洋21222元、鸦片42斤、各种钞票几亿元。这笔经费被带到四野后勤部，后来又在黄克诚上任湖南省委第一布告时被带到湖南，从此着落不明。揭破轰动一时，黄克诚要求备案调查。
调查组历时多年，经由调查和反复核对账目，末了查明，这批财产经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布告李富春批准后，由黄克诚带到湖南，除少部分用于抚恤义士家属、救援生活困难的干部外，全部交给了湖南省财政厅。
1979年1月4日至22日，黄克诚(右一)出席中心纪律检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右二为陈云，右三为王鹤寿。 图/受访者供应
“打不过也要打，不能白受辱”
庐山会议后，黄克诚被撤销中心布告处布告、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戴上了“彭黄反党集团”紧张成员、右倾反党的帽子。
此后，他的政治报酬基本取消，人为降级，“吉姆”座车保留，住所不变，在北京大水车胡同四号院过上了赋闲生活。
他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外出闲步一小时，回家吃早饭，听新闻。8点旁边读书，看自掏腰包订阅的《公民日报》。午休后下棋。晚饭后，听中心公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散会儿步，10点旁边就寝。
文件没有了，每天只有两本新华社《内部参考》。除了国家工商局副局长夏如爱这位不避嫌的常客外，鲜有人来访。
读书时，黄克诚不再像过去那样边读边圈点批注，而是变得谨慎了。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书，他还爱看隆美尔、丘吉尔、朱可夫等二战统帅的回顾录。
大女儿黄楠见告《中国新闻周刊》，父亲曾跟她说，我们国家还没有打过成规模的当代化战役，二战的履历很主要。
黄楠以前对父亲的认识是：不爱穿军装，不修边幅，没事儿就去院子里看看种的豆角和葡萄，像个农人。她乃至不知道父亲是大将军衔，只是根据吉普车换成了轿车判断，他该当是升了官，直到一次从报纸上看到父亲接见外宾的，才知道他职位不低。
黄克诚不太会哄孩子，高兴了就只会呼唤孩子：“来来来，给块糖吃！
”黄楠在学校当卫生委员，要给班级写卫生评比表，就让父亲帮忙写。父亲小时候读过几年学堂，字写得很好。
父亲赋闲之后，她才开始对父亲有所理解。她开始大量阅读书本，想从中探求父亲出问题的答案。看到列宁曾经讲，自己的一个朋友劝高尔基，受不了革命的残酷就出国吧，她开始相信，父亲是个年夜大好人，但不足激进，不足革命。
十几岁正是“左得可爱”的年事，孩子们一度都不想和“犯缺点”的父亲靠近。一次父亲鼓励小女儿黄梅争取入党，她呛了几句，心里想：“你也配谈入党？！
”
黄克诚夫人唐棣华在自己事情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文学研究所也受到多轮批驳，被定为“严重右倾”，不断被逼揭破交代，曾多日一病不起。有好心人劝她为了孩子离婚，后来她听说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打了离婚报告，加之其他一些成分，还是提出了离婚申请，“以示对党忠实”，但没得到上级批准。
1961年，唐棣华从事情单位申请到一套三居室宿舍，带着二儿子黄晴搬了进去，每周末回大水车胡同住一天，探望黄克诚和其他三个孩子。
1962年，由于彭德怀再上“八万言书”，被认为想翻案，黄克诚随着遭到第二次审查。1963年，他的住地原来的“管理员”老娄被调走，中心警卫师第四团保卫股干部丛树品作为新任管理员搬了进来。总政保卫部交待丛树品，随时申报请示黄克诚的情形。
丛树品一家和黄克诚同住一院，相处得很好。文革后，他成了黄克诚的秘书。
他向传记组回顾，当时他从来没有限定过黄克诚的自由，时常陪黄克诚到北京郊区看农作物长势，和农人谈天。他还学会了下围棋，由于这是黄克诚生平中唯一的业余爱好。下棋时，黄克诚喜好以视力不好为由悔棋。别人不干，他就把人拉回来：“那你也悔一着吧。”
1965年10月，黄克诚被分配到山西，担当常务副省长。他本打算在这里度过余生，没想到一年后，“文革”开始，他被红卫兵押回北京。
一开始，他被关在五棵松附近北京卫戍区的一个监护点。黄克诚回顾，自己常常和看守吵架，对方有侮辱行为，他就会还手。“我明知自己年迈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斗殴是自找晦气，但打不过也要打，不能白受侮辱。”这让看守职员有所收敛，由于这“老家伙”不怕去世，动不动就冒死。
后来，他被转到玉渊潭附近的监护点。北京的3月很冷，看守职员让他们自己生炉子，黄克诚是南方人，不太会，就每天烧得一塌糊涂。
1967年7月是大批驳会高潮，他被批斗20多次。每次批斗彭德怀，他都被拉去陪斗。
同监的老干部回顾，黄克诚是监狱里吵骂得最凶的一个。1968年3月，专案组对他通宵达旦搞“逼、供、信”。有一天来了20多人围攻他，他使劲解脱出一只手，抓起桌上的茶杯，把自己的头砸得鲜血直喷，人立时休克了。他醒来后，这些人又来围攻，他毫无畏惧与他们对骂：“你他妈的懂个屁！
”
一次放风时，黄克诚见到了彭德怀。趁监管松懈，他问彭德怀：“天冷了，你怎么不穿棉鞋？”彭德怀说：“棉鞋带来了，没穿。别说话了，免得麻烦。”这是他们受到隔离审查近10年来的第一次交谈，也是生平中的末了一次。
“文革”期间，周小舟、彭德怀、张闻天相继去世。
黄克诚称自己为“幸存者”。他后来回忆彭德怀，说：“有很长一段韶光，我做梦常常同他在一起。”
主持历史案件清查
1977年，黄克诚被摘掉“反党”的帽子，正式复出，被任命为中心军委顾问。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当选举为中纪委常务布告。
1979年，中组部大楼五层新挂了一块“中纪委二办”的牌子。“二办”紧张承担对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历史案件的清查和审理。
黄克诚家重新规复熙熙攘攘。这时他双眼已失落明，开始少说多听。黄楠听父亲说过，越是看不见了，越要谨慎，小心说错了话。
黄克诚提醒审理职员，要力避重犯“左”的缺点，千万不要把人一棍子打去世。对处理文革中犯过严重缺点的军队领导干部，他尤其慎重，明确提出，要考虑历史背景、主不雅观动机，只管即便少判、轻判。纵然判了刑，也不要殃及家属、子女。
1979年11月尾，黄克诚派人到河南调查刘少奇含冤去世前的情形。不久后，他将情形申报请示给邓小平、叶剑英，他说：“少奇同道是被诬陷的，事实清楚，但还有人打破不了这个禁区，这就不是实事求是，我们要主持正义。”经由一年多的调查取证，刘少奇终获彻底平反。
山西清查“三种人”领导小组把文革时带头抄黄克诚家的职员列为重点隔离审查对象，并三次派人到京求见黄克诚核实情形，他都未接见。他让秘书给山西回函，只说什么韶光被都城红卫兵押回北京，“其他记不清了”。
1980年前后，一位在文革中参与过黄克诚专案审查的军队干部找到黄克诚的秘书，提出到中纪委事情的要求。黄克诚说，此人有政策不雅观念，表现可以，我赞许吸收。
“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
中纪委成立时，黄克诚请示陈云，纪律检讨委员会紧张抓什么，陈云只回答了3个字：抓党风。
黄克诚参与组织起草了《关于高等干部生活报酬的多少规定》。这些规定共10项，包括：一个高等干部的宿舍只能有一处，不得同时占用两处；调到外地事情时，应将原住房交回；高等干部外出察看和检讨事情，不能携带家属子女和无关职员；除外事活动外不得在公共娱乐场所为高等干部设特座；不准用公款宴客送礼；不得以试用、借用等名义，无偿霸占或低价购买国家和集体生产的产品等。
1980年1月，中纪委接到举报：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事情的张震，主持总参事情的副总长杨勇在京西宾馆公款宴客，花去400元。黄克诚得知后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的主张谁出钱”。
杨勇、张震在战役年代都是黄克诚的熟手在行下。杨勇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不服，黄克诚给他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
”杨勇放下电话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缺点，随后从自己的人为中拿出400元补交了饭钱，还作了反省。张震回顾，当时有不少人说情，并哀求吃请者共同承担任务，黄克诚都不让步。
1980年10月，时任商业部部长好几次在丰泽园饭庄宴客，搪塞124.92元，但只付了19元。丰泽园一位年轻厨师给中纪委写信，揭破此事。中纪委立即派人调查，证明情形属实。黄克诚指示，向全党发出通报批评。《公民日报》也发了批评宣布。这在高等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撼。
一位担当中心高等职务的领导人对这样的处理有些见地，批评《公民日报》乱点名批评领导干部。黄克诚在列席中心布告处会议时点了他的名：“××同道来了吗？”他说：“黄老，我来了。”黄克诚说：“听说你对这件事的处理铭心镂骨。是不是打在他身上，痛在你的心里啊？你是不是也像他那样宴客用饭少付钱啊？现在老百姓对领导干部搞分外不满，不便是由于领导干部不自觉，搞分外化吗？”他接着又说：“接管舆论监督，点名批评一下，有什么不得了？又不是‘文化大革命’，一点名就要打倒、搞臭。”
1980年上半年，中纪委连续接到群众来信，反响华国锋去江苏察看时搞戒严，影响交通；有人把华国锋在中心党校作报告坐的椅子送到博物馆收藏；山西地方政府在华国锋的老家交城为他修故居，建纪念馆。
黄克诚担当湖南省委第一布告时，华国锋先后任湖南湘阴县和湘潭县县委布告等职，他认为华国锋为人虔诚，是一位可以听得进不同见地的人。他指示中纪委，先给华国锋写信奉告，并准备分赴三地调查。调查组尚未出发，华国锋就给中纪委复书，表示已做了理解，这三件事都有，已给江苏省委、中心党校、山西省委打了电话，哀求纠正。
黄克诚见到复书后指示，调查组可以不去了，把华国锋的信登在《党风党纪》上，并建议中心发一封信，告诫全党要防止新的个人崇拜。
1980年10月20日，中心布告处会颠末议定定，今后二三十年，一律不挂现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同月23日，中共中心又下发《转发华国锋同道的信的关照》，指出，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得再悬挂华国锋的像和题词。
精确评价历史人物
80年代初，在谈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多少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后，党内涌现了一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对此，黄克诚深感不安。
1980年11月26日早上，他一起床就把秘书丛树品叫到身边，说自己要到中纪委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多少准则》的漫谈会上去讲话。他口授了讲话的基本思路和紧张内容，丛树品整理成提要。
这时，黄克诚已完备失落明，讲话全靠影象。丛树品拿着提要坐在他身后，时候准备提醒他。
他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没有“卡壳”，紧张讲了党风问题、思想僵化问题、经济问题，还有毛泽东的功绩和晚年所犯的缺点。他说，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落，功绩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讲话整理出来，长达1.3万字。
有人对黄克诚的讲话不服气，乃至愤慨。黄克诚说：“有一位同道曾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缺点的任务，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任务，但对‘文化大革命’我不承担任务，由于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心的事情，没有发言权了。”
《公民日报》拿到黄克诚讲话稿后，根据胡耀邦指挥，加上按语和标题揭橥，但删去了评价毛泽东的内容。情由是：党的领导层正在谈论这个问题，不要急于作结论；如果当时揭橥，就抢在中心作结论之前，打乱了中心的支配。
1981年3月，黄克诚的秘书找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把黄克诚在中纪委果讲话给了他。秘书说：“讲话共三个部分，第二、三部分《公民日报》已经揭橥了，第一部分是关于评价毛主席的，他们没有揭橥，黄老的意思是请你看看，是否可在军报揭橥。”
华楠急速报告了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和副主任梁必业，得到赞许后，报告了黄克诚。黄克诚说：“请你们报告小平同道批准再发。”
邓小平看后，赞许揭橥，并指挥胡乔木在笔墨上把关。胡乔木在笔墨上做了个别修正，加上了总标题和小标题，又加了一段：“1936年底西安事变，采纳和平办理的方针，形成第二次国共互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又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决策。”
华楠拿到胡乔木改稿后，又一次搜聚黄克诚见地，黄克诚说：“可以了。修正稿中把称谓‘毛主席’都改成了‘毛泽东同道’，我不习气，从感情上过不去，还是‘毛主席’好！
”华楠接管了他的见地。
4月10日，《解放军报》以《关于对毛泽东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为题，揭橥了黄克诚的讲话。第二天，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大报刊予以转载。
1983年2月，经中心军委批准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公民解放军军事人物条款”列入了林彪条款。林彪条款标初稿与其他元帅不同，除了简介外，对其历史功绩与贡献只字未提。
黄克诚审阅后，随即约请《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写组面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说，在我们党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没有犯差错误、失言误话、做差错事的，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以是，他的见地是，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不雅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来写林彪的历史，好的、坏的两方面都写，不要只写一壁。
此时距“两案”宣判还不到三年，黄克诚就提出了要从正反两方面精确评价林彪。
末了的日子
经由多次要求，1985年9月，黄克诚退出了中纪委果所有领导职务。此时，他因支气管哮喘病加重，已在解放军总医院住了两年院。
病情稍缓时，他就听中心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坐在沙发上做自创的保健操，到院子里深呼吸。
那时，党史军史编纂事情已开展起来，找他采访的人越来越多，他险些来者不拒。1994年由公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克诚自述》，大部分是根据这期间他的口述回顾整理的。
1985年底，他因直肠癌做了手术，身上插了三根管子，困在病床上不能动。60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已发展成肺心病，他每次咳嗽排痰都累得全身大汗，脸憋得通红。他开始不合营治疗，常常趁人不备拔掉针头和呼吸机的管子。
他开始涌现幻觉，前一分钟还在和家人说话，后一分钟就提及枪炮和爆炸，还会溘然焦急地说：“我得赶紧去朱总司令那里报告情形。”他时常惦记母亲，一次，给一位护士背了他“文革”关押期间梦到母亲后所作的一首诗。
1986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病逝。
黄克诚伤悼大会于翌年1月7日举行，3000多人出席。中心政治局委员、中心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致悼词：“黄克诚同道具有倔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毅刚烈不阿。他在历史上多次由于坚持精确见地而受到缺点的批驳、打击，乃至被罢免、降级，但始终保持刚直敢言、为公民无私无畏的高尚风致。”
黄克诚去世后，一次总参领导请传记组和黄克诚子女用饭，提及黄家子孙没有一人参军，如果故意愿，总参可以直接安排吸收。黄克诚子女当场表示感谢，但没有一人接管。
黄楠说，家里兄弟姐妹四人都和父亲一样是天生的高度近视，以是从小就没想过参军。“父亲是天生高度近视的农人，参军是个阴差阳错的事。”
2012年，黄克诚诞辰110周年时，《黄克诚传》出版。子女们为父亲做了一份诞辰纪念卡，上面抄录了他的一首词《江城子·忆彭德怀》：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沙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