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从蜀汉叛降魏国的申耽、申仪、孟达、王冲、句安、李韶、蒋舒等，从蜀汉叛降吴国的麋芳、士仁、范强、张达、郝普、潘濬等，都属于投敌叛国。
而夷陵之战中降魏的黄权和降吴的杜路 、刘宁，由于是走投无路、逼不得已，屈膝降服佩服后又无害蜀汉，则算不上是卖国。
还有一类是“身在蜀汉心在魏”，与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形成光鲜比拟，那便是以谯周为首的屈膝降服佩服派，包括杜琼、向充等人。
亡国之音：“代汉者当涂高”
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人，其父就兼通诸经及图纬。谯周是蜀汉通儒，朝野高下学生浩瀚，他的一言一行，影响甚大。谯周之大罪不在于他在蜀亡时主降、劝降、求和，而在于向来主和、主降的态度和以谶纬之术广布妖言、惑乱民气、打击士气的行为。
谯周是“屈膝降服佩服派”领袖，却不是最资深的“屈膝降服佩服派”，他深受杜琼影响，只不过在蜀汉后期，他的影响力最大，以是说他是屈膝降服佩服派领袖。
杜琼，蜀郡成都人，先跟刘璋，后跟刘备。后主登基后，拜谏议大夫，后迁升至九卿之首太常。诸葛亮逝世时，他受后主诏命，赠诸葛亮武乡侯印绶及谥号忠武侯。
杜琼和谯周都认为蜀汉会亡于魏国。史籍上说他们是凭借精研数术，知晓了天机，实在哪里有什么秘术和天机，都不过是一帮别有用心之人，借助谶纬符图之说诬蔑朝廷，为某种目的造势。
谯周曾问学杜琼，“昔日周舒认为取代汉朝的‘当涂高’是魏，这是什么意思？”
“代汉者，当涂高”，是历史上著名的谶语。早在西汉前期，汉武帝自己就说过这个预言，预示着汉代灭亡，但当涂高是指什么，民间流传很多说法，每当天下大乱，就有野心家借这个预言为自己造势。
光武帝刘秀也曾用这个预言，说公孙述不配“当涂高”者（“君岂高之身邪？”）。袁术（字公路）称帝，也以为自己便是“当涂高”者，当涂（途）而高，高高地对着大路，“术”有道路的意思，他又字“公路”。现在来看，行道树、路灯和电线杆更符合“当涂高”的意思。
曹丕要禅代东汉，太史丞许芝以谶纬之说劝进：“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不雅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
时人有问：“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此何谓也？”（周）舒曰：“当涂高者，魏也。”
周舒也说过魏将代汉，但为什么周舒不算妖言惑众的汉奸卖国贼？由于周舒是说的魏将取代东汉，那时曹丕还没篡汉，蜀汉也没建立。周舒之子周群还曾说过“西南数有黄气……时时有景云祥风……此为异瑞”，刘备应该称帝。
而谯周问杜琼时，蜀汉已经接续东汉，正和魏国争天下，这时他们议论魏将代汉的汉只能是蜀汉，这是亡国之音，会动摇士人对蜀汉的忠实。
巍巍宫阙，曹魏之魏本作巍，魏、巍同义互借。
杜琼回答说，“魏，本意是指高大的宫阙，高高地立在路途旁。贤人取其形象，以‘当涂高’指代路旁巍巍高大的宫阙，当然便是指魏。”
杜琼意思已经很明白，魏将代汉，我们的朝廷要完。他又假装不懂谯周问话的意思，反问谯周，“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谯周也随着装傻、打哑谜，“我只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向您请教。”
杜琼又自言自语，“说来也奇怪，古代官职不称曹，从汉代开始各种官名都称曹，像属曹、侍曹、功曹之类……这怕是天意如此啊。”
前有预言“代汉者，当涂高”，“当涂高”指魏，汉代又涌现了各种以“曹”为名的官职，这不是暗示曹魏取代汉吗？杜琼这话实在也是故意无意说给谯周听的。
这是两人的暗语，都想试探对方是否也同自己一样，以为这朝廷一定要完。
清代学者刘咸炘评道：“谯周熟闻其绪言，故以汉数当亡而劝降。承祚（陈寿）师谯周，具载其谶语，直至常道将（常璩）犹津津言周之谶。蜀之不能申大义者，以图谶也。”蜀汉儒生毫无大义可言，多少是受了谯周谶语妖言的影响。
杜琼深受蒋琬、费祎等大佬看重，但为人却静默少言，闭门自守，不问世事。他也是怕祸从口出，以是少与人言。
杜琼著《韩诗章句》十几万字，却从不教给儿子们，这本《韩诗章句》中可能也有不少大逆不道之言，不传儿子们是为了保护他们，以免肇祸。
谯周作《仇国论》乃亡国论
杜琼谶纬之术没有传儿子，谯周却受他启示，举一反三。
谯周认为，“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给与人也。”这话的意思是，刘备的备，是具有或完备的意思，解释刘备有帝位；而刘禅的禅，是禅让、付与他人的意思，解释刘禅的帝位究竟要被取代。
向充也曾听闻谯周之言，认为刘氏天下“当给与人”。可见谯周的亡国论在蜀汉士人之间产生了很大影响。
据《三国志·杜琼传》载：景耀五年（蜀亡前一年），宫中大树无端自折，（谯）周深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如何复？”
“曹”有“众”的意思，“魏”有“大”的意思，众而大，天下之人都会归于曹魏。“备”有“具”的意思，“禅”有“授”的意思，具而授，刘备有天下，而刘禅转授他人，这国要完了。
清代学者钱振锽怒评：“妖言惑众，其罪去世；劝降，又其小者。”谯周这话妖言惑众，是大罪去世罪，后来劝阿斗降魏只算是小罪。
谯周之恶就恶在不知道匡正主上，缠斗阉宦，反而分布谣言，滋长不安。不等魏兵来犯，早就在朝堂上力争主和，在儒林中议论魏必代汉。
谯周曾与尚书令陈祗在朝堂上辩论主和还是主战，退而作《仇国论》。
《仇国论》中虚构了一个小国因余之国和一个大国肇建之国，看国名就知道蜀汉承接东汉之末余，是因余之国，大魏则是曹氏新创的国家，是肇建之国。因余之国的贤卿向智者伏愚子讨问以弱胜强之术。
文章认为三国鼎立与秦末楚汉之争不同，不能一鼓作气消灭对方，而犹如七雄争霸，应该学习周文王和勾践，休养生息，韬光养晦。大国在和平时代随意马虎懈怠生乱，小国常怀忧惧则总是勤修善政，以是能以少取多，以弱毙强。
谯周的《仇国论》是想让小国蜀汉不要穷兵黩武，但坐等大魏自毙的思路也是清奇。大国处和平之世确实随意马虎懈怠内乱，按《仇国论》的策略，就像东吴一样，东吴国小，朝野高下可曾勤修善政？熬到了大魏自我灭亡，末了还是被晋统一了。
《仇国论》历来受到儒家正统强烈批驳，被认为是屈膝降服佩服主义论调，确实属于亡国之论。
读史不雅观谯周之言行，在朝不能效忠，亡国不能去世社稷，终日妖言惑众，唯恐国不早亡。可叹，这位诸葛丞相病逝五丈原时奔丧第一人，却屡发亡国之音。
妖言有罪，求和有功
谯周是屈膝降服佩服派领袖，是就他的妖言惑众、散布屈膝降服佩服感情而言，是就他本有降魏亡汉之心意而言，而不是后来的求和行为。
景耀六年（263年）冬，邓艾占领江油、绵竹，长驱直入，蜀汉君臣是降是战还是逃，辩论不休，有说奔东吴臣服友邦的，有说奔南中负隅顽抗的，当然也有殉国去世社稷的。
这时谯周站出来力争降魏，也是他一向屈膝降服佩服心态的结果，但确实是最务实的选择，即便后主退守南中，也恐怕不能免祸。《谯周传》中记载了他陈述宜早屈膝降服佩服的四点情由，不得不说，“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
而后世学者孙盛、孙绰、何焯等都激烈批评谯周的屈膝降服佩服之策，认为君臣应共殉社稷（蜀汉确实是三国中殉国者最多），岂可偷生求荣，这又难免不免太过了。
大兵压境，谯周劝降，确实是最优的选择，我虽然称他为蜀汉屈膝降服佩服派领袖，但末了的求和倒是不算卖国行为，反而有保全蜀地之功。可即便如此，蜀汉末了还是免不了遭受“钟会之乱”。
蜀汉存在本土豪强大族与外来统治集团的内部抵牾，谯周作为本土利益代表，最大考虑的是保全蜀地，但与屡发亡国之论、卖国投敌比较，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清代学者李清植说，“周虽劝降，然不仕魏、晋”。看《谯周传》可知，这便是瞎话。魏封阳城亭侯，谯周受征召北上，到汉中因病才未前行；晋拜骑都尉，推辞没被批准，又抱病到了洛阳，去世前几个月因垂死才未接管散骑常侍一职，怎么能说不仕魏、晋？
君子短寿，小人长命，事四姓十君的冯道享年七十三。王应麟说，诸葛孔明年止五十四，法孝直才四十五，庞士元仅三十六，而年过七十者乃奉书求和之谯周也，真是天要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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