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胃口一贯不佳,但那天他溘然有些嘴馋,像个孩子似的念叨,“哇,这末了一个蛋怎么这么好吃啊,还有没有?”
用饭时,儿子在他衣服口袋里放了200美金,又被他打趣,“噢儿子,这是你给我拿来当过路费的。”
2018年6月7日,在瑞士安乐去世机构Dignitas的肃静屋中,傅达仁先后喝下两杯药水,家人身着深色正装和礼裙围坐在他身旁,为他鼓掌,见告他“没有病痛了,我们爱你。”
他的右手被儿子牢牢握住,直到头也缓缓靠过去,进入永眠。
傅达仁被冠上“亚洲安乐去世第一人”的名号。但实在这位开明的先生长西席与其他普通的父亲并无太大差异,年轻时忙于事情、严厉、看重亲情,还有大家长般的慈爱。
小时候,儿子刚学会煎牛排,喂他吃了一口,隔天他便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刊登文章《一块牛肉》,讲述父子间的温情故事。骄傲又霸道,弄得儿子很不好意思。
他时常哀求百口人要在家中一起吃团圆饭;早在几年前,就为自己挑好了墓地,避免家中见地相左;百口人两次来回瑞士的所有用度他也坚持自己出钱支付,300多万新台币(折合公民币65万多),险些花光了他个人的全部积蓄。
就算病笃的末了一刻,公众年夜众在影像上看到的傅达仁也依旧干净体面。作为台湾有名体育主播,他竭力掩护着自己一辈子的形象,要清清爽爽,即便身患绝症。哪怕在医院,他也试图在外人面前努力掌握自己颓败的一壁,连主治医师都夸这位病人“教化很好”。
年夜夫说他的生命只剩下3到6个月,但他谢绝开刀、插管、化疗,靠吗啡镇痛,挣扎着比年夜夫的末了通牒还多活了一年半。
只有为数不多、最亲密的家人,才目睹了那些因末期癌症带来的堪称狼狈和痛楚的场面:体重骤减、呕出胆汁、腹泻不止、抽搐颤动、剧痛难熬。
好在,统统终归尘土,结束因此他想要的办法。
剥洋葱访问了傅达仁儿子傅俊豪,以下是他口述的父亲。
“痛在我身上,你们没办法体会”
2016年6月,爸爸在台湾林口长庚医院检讨出胰脏癌。听到这个时,我们是有一点震荡的。
确诊之后,家人险些把全台北的医院都跑遍了。最开始,我们和年夜夫都劝他开刀,周围的朋友也鼓励他要发挥“篮球运动员”的精神,考试测验化疗。
胰脏是藏在胃、肝脏后面的器官,如果拿掉胰脏,会留下三个手术接口,一旦接口发炎,必须插管从肚子里把血水导出来。
年夜夫见告我们,如果不开刀不化疗,爸爸存活的韶光是3到6个月,如果开刀加化疗存活两年的几率是50%。
台湾每个人都有健保,看病比很多地区便宜许多。但癌症重病要用到标靶药物或是手术住院,长期下来的用度实在不低。
我们还咨询过到日本治疗,也是化疗的一种,用最新的技能:用分子直接3D定位,瞄准胰脏头的癌细胞,用镭射光打下去,要差不多200多万新台币的治疗费。
但爸爸自己的意思是不要做手术,说“干脆不要治了,不要花这些钱”。
考虑到他八十多岁的年纪,身体可能没有办法负荷这样的手术,措辞不通的地方生活也未便利,我们也就没再坚持。希望他能在剩余的日子里有肃静地用饭、走路,做他想做的事。
傅达仁。受访者供图
但实在癌症病人最难熬的是疼痛。
爸爸痛起来只能靠吗啡止痛,实在那是毒品,会成瘾。我们听年夜夫说,很多癌症末期病人会痛到把点滴直接拔掉,发狂、要跳楼自尽的都有。但爸爸一贯在努力掌握自己,年夜夫那时候还跟我们说“傅爸的教化很好。”
后来,他的情形变得更糟了。每天拉肚子4到6次,腹部隆起,长出一块特殊硬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在逐步变大。再后来每天拉肚子的次数增加到8到10次,吃什么拉什么。
有一次,我们百口人看到了宛如地狱一样的场景,爸爸痛到发狂,那时候的爸爸已经不是爸爸了。
在爸爸还康健的时候,他就知道安乐去世这件事,病了之后开始积极打探。差不多从2017年开始,我们陆陆续续联结干系机构。
2017年11月,爸爸第一次去瑞士的时候,本来已经决定要实行安乐去世了。但很巧,他曾经上书给台湾高官哀求推动安乐去世合法化,恰好那时候有了回应,官方要接见他,但终极匆匆使他回来的缘故原由是我当时恰好病了一场。
回台北后,爸爸的疼痛又产生发火了,不得不加大吗啡贴片的药量,这导致他发生严重呕吐,连胆汁都吐了出来。
当时我在上班,接到电话后赶回家开车带爸爸去仁爱医院。中途他也一贯一直地吐,后来到了医院,年夜夫诊断说是钠离子过低,挂上了点滴。
在病床上,他一直地躺下又坐起来,躺下又坐起来,几秒钟就重复一次,整整一夜都这样。半夜又开始颤动、翻白眼,年夜夫说爸爸已经是濒去世期,让我们做好生理准备。
当时的场景,对我冲击很大。我们都非常后悔让他受这样的折磨,没让他那次就在瑞士完成安乐善终。
家人乃至把葬仪社都找来谈好了,但到了第二天中午,爸爸溘然复苏了。我问他:“爸,你已经去世过一次了,该当不会再想去瑞士了吧。”他说,“当然要去!
痛都在我身上,你们都没有办法体会,你们不能帮我痛。”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病床上一贯能听到我们说话,但是自己却讲不出来,那种全身疼痛的觉得,就像是有人在拿棒子打他一样,“想去世去世不掉,想活活不了。”
不肯望末了一刻很狼狈
我今年29岁,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快要六十岁了。
在我印象中,他很高大、健壮,年轻时身高有1米8,他蛮骄傲的一件事便是我在国中时身高超过了他。
他是很威严、严厉的父亲,小时候我如果做错事,时常会被他责骂:“做一件事毁三件事,敬酒不吃吃罚酒。”
实在他很爱我们。有一次我刚学会煎牛排,喂他吃一口,隔天他便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一块牛肉》。那时候我还小,以为很不好意思。
爸爸做什么都是100%付出努力,做到顶尖。不管是打篮球,还是做篮球教练,从广播做到电视也都拿了金钟奖。
傅达仁和姚明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他是个公众年夜世人物,从很早的时候,我就觉得到,不会有比父亲做得更好的了,他生前在的时候我没有说过。对我来讲,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他一辈子的形象都是很正面的,不肯望末了一刻是很狼狈的样子。
爸爸生平中进医院很多次,头部、盲肠、胃部、腿部都开过刀,伤痕累累。
从小他给我贯注灌注的不雅观念便是,他随时会走。他常常会说,如果碰着车祸或是什么紧急的事件,千万不要帮他插管,“不要惦记,让我顺顺地走。”
活到这个年纪,他看过周围很多朋友插管、电击之后的状况,只能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做,他不想要那样,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想去瑞士实施安乐善终的缘故原由。
个中一个例子是爸爸曾经的学生,也是台湾的篮球教练,叫吴建国。他以前身高200公分,跟巨人一样,但癌症末期在安宁病房里,躺着没有办法讲话,全体人缩得不成人形。
爸爸生病后,我们有请帮佣来通知,妈妈也会照顾。照顾病人会占用很多韶光,我们百口这么多人只照顾爸爸一个病人都时常会很忙乱,睡到半夜起来跑急诊都是很常见的。
爸爸本身很乐不雅观,这个能量也会传到我们身上。反而时常是我们很紧张,说“爸你要治哦”,他回答,“我这么老了,要治什么呢?”我们见告他,没紧要的,百口以你为重,他却说,“我不要拖累你们。”
这两三年间,在精神上他未曾有过绝望的时候,很正面地面对去世亡。
傅达仁(右)和儿子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很多人从电视上看到他生病后接管访问的样子,都说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癌症末期病人。实在有时候一个小时的访问做完回到家,他非常怠倦,要安歇良久才能缓过来,这是外人看不到的。
有时候,我们百口人也会由于舍不得劝他放弃安乐去世的想法,他偶尔会有一点动摇,但末了还是坚持,“我瘦成这样皮包骨,还有什么好活的呢?你们要支持我嘛。”
他要的是肃静,不要他不堪的样子被人家看到。就像他喝下那杯药的时候绝不犹豫,那是他性情中一贯都有的年夜胆,只要决定的事情,都会拼尽全力去完成。
安乐善终前,傅达仁参加儿子的婚礼。受访者供图
两赴瑞士
从台湾去瑞士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我们两次陪他去,每次差不多都呆两个星期。
在瑞士有两家机构可以实行安乐去世,一家叫Dignitas,其余一家叫EXIT,全天下唯一一家能做事外国人安乐去世的只有Dignitas。
它的网站上面没有电话,只有e-mail,回答你的韶光是由对方决定的,我们只能等待。瑞士周六日不上班,再加上隔着时差,我们和机构来回沟通的过程非常耗时。要知道,对付癌末病患来说,最宝贵的也是韶光,爸爸常常说要提早去,他怕等不到。
首先要缴300美金,成为Dignitas的会员,把病人在台湾的病历寄过去审核,实行安乐善终的资格是病人年满十八岁,并且被剖断只剩下3到6月生命。
接着机构会安排两次年夜夫面谈,确认这是你本人的意愿,是意识清楚下做出的决定,第二次面谈时会定下安乐善终的实行日期。
在瑞士,我们没有与其他病人的家人打仗,但在总部参访时看到很多资料夹,分别标注了赤色、黄色、粉色、绿色,那些表示已经完成安乐去世、正在安排或已经登记的病人。
其实在父亲之前,已经有一位亚洲的病人过去实行安乐善终,但他是美籍亚洲人,纯中华血统终年夜去完成这个仪式的,父亲是亚洲第一位。
第二次去瑞士,原来定了6月6日实行仪式,是为了纪念在抗日战役中捐躯的爷爷,但那天早高下午都已经安排了其他病人,一天最多只能两位。
我们曾经问过Dignitas的事情职员,如果家属反对的话,病人还能实行安乐去世吗?对方说,只有傅师长西席是我们的病人,只对爸爸本人卖力,会100%尊重他。
仪式延后了一天。7号早上11点,我们进了肃静屋,先签署文件,然后房间就可以随意利用,等当事人以为自己状态准备好了再服药。第一杯是止吐剂,25分钟之后喝下第二杯致命的药水。
头一天,爸爸就交代好,说要买鲜花和蛋糕,我问他买哪一种?他笑着跟我说,“你们以为好吃就好啦,开party在歌声中送我离开,都不准哭。”
爸爸的末了一餐饭,吃了一颗鸡蛋,一点点蛋糕还有巧克力糖。有一点遗憾的是,他吃着鸡蛋,说“哇!
这末了一个蛋怎么这么好吃啊”,问我们还有没有,那时候表面有台湾的媒体在守着,我们也未便利出去再买。
爸爸就说没紧要,就这样啦,我们唱歌吧。我们一起唱了首《奇异恩典》,是他头天晚上自己亲自填写的歌词。
父亲靠在我肩上倒下去,呼吸逐步没有。当我们陪伴他以为差不多的时候,事情职员便先请家人离开,当地的审查官和法医会到现场鉴定——这也是为了避免审查官会当面对家属提出苛责的问题,大多与谋财害命或是诈领保险金有关,对家属情绪上造成再一次侵害。
傅达仁和儿子拥抱。受访者供图
百口对付丧葬仪式的哀求很大略。由于爸爸常说“活着的时候对我好一点就好了,去世了办多大的仪式都没用”。以是吃末了一餐饭的时候,我放了200美金到他的口袋里,他调侃说,“噢儿子,这是你要给我拿来当过路费的。”
在当地一家干净庄严的殡仪馆,爸爸完成了火化仪式,全程两个小时。他穿着自己的衣服,我们看着他通过运输带被送进高温炉,那个开始的按钮是由我亲手按下的。火化结束后,骨灰被放进瓮中,封蜡,带着盖有印章和翻译的火化证明才能上飞机。
瑞士的消费是全天下数一数二贵的,洗碗工的月薪是12万新台币,一份大略的麦当劳套餐要700块新台币,对我们来讲也是消费非常高的。
Dignitas收取安乐善终的用度是一万多美金,包括从入会到病历审核,再到两次面谈、实行、火化,帮忙我们取得官方证明上飞机。
百口人两次来回瑞士的所有用度包括食宿,都是爸爸自己哀求付的钱,大概是300多万新台币,险些花光了他生前所有的积蓄。这是他辛劳一辈子赚的钱,我们尊重他,由他自己来决定怎么利用。
不是鼓励自尽,而是多一个备选
我人生中第一次面对去世亡,是外婆的离世。
她晚年糖尿病加中风,在床上躺了七年,又在加护病房拖了一两个月才走,全身都长了褥疮。那时候看着她时常对着空气讲话,嘴里哇哇念。末了那次是肺积水,急诊插管,管子插进去就瞥见她的头逐步低下来,一口气完备吐出来,离开了我们。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一个人走是这样子的。
早在三四年前,爸爸就为自己挑好了墓地,在去世亡这件事上,我们家里避免了不合和争吵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定好的。爸爸决定要去瑞士安乐去世之后,我们便一起查询搜集资料、讯问朋友。
以前亚洲文化都会避免评论辩论去世亡,但在父亲安乐善终这件事之后,很多人开始思考该当怎么好好方案自己的末了一段人生。有很多病患家属来问我们安乐去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就把履历分享出去。
今年2月24日,我们在台湾成立了安乐善终立法促进会,把爸爸的故事分享出去,目前大概有70位会员,大部分是商界、学界、医界、宦海人士,现在比较短缺法学界人士。
父亲推广这个理念的时候,是想着节省社会和医疗资源,减少后代麻烦、不肯望我们受累,同时履行个人人权,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形下,决定自己的末了一程。
实在我们收到的信息中,九成都是支持的,还有一些出于舍不得,认为不要做这件事。很多人会说安乐善终便是自尽,实在不是的。我曾经问爸爸,安乐去世怎么不是自尽?爸爸说,安乐善终不痛,自尽比如卧轨、吊颈、跳楼都是痛的。
从理智上讲,当代医疗会有一个界线存在。
年夜夫见告我,对付癌末病人来讲,在医学上让他们只是活下去,有呼吸、有心跳是很随意马虎的事情,现在的医疗完备可以做到。但是躺在那里不能说话、用饭、走路,你以为真的叫活着吗?
很多人在台湾推广安宁治疗,也认可医疗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可以放手。我父亲便是安宁治疗的病患,但实在便是给止痛药吗啡,从四天一罐增加到两天一罐,吗啡会成瘾,对人的身体也会造成侵害,日渐衰落,不晓得什么时候去世。
安宁治疗,也被称为“肃静去世”。推肃静去世的年夜夫在早期跟安乐去世是非常划清界线的,我们现在讲的安乐善终并不是一样平常的安乐去世,真正的安乐去世是由年夜夫注射药物到你的体内,而安乐善终在学术上叫“帮忙自尽”,是由病人自己完成这个动作。
对付亚洲社会来说,比起安乐善终,安乐去世是更为熟习的一种提法。从严格学术意义上,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安乐善终不是我意识不清楚之下年夜夫帮我打药下去,而是在我意识清楚之下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
对很多癌症患者来说,最恐怖的是这次做完化疗暂时好转了,下一次呢?它是无限循环的。以是有人乐意像爸爸一样志愿坐快车抵达终点的话,也是蛮好的一种选择。
目前推动安乐善终在台湾立法,须要漫长的辛劳的路,统统都刚开始。我还记得在瑞士的时候,爸爸跟媒体讲的末了一句话便是,“这场仗一定要打。”
安乐善终并不是把你杀去世,而是你自己认为如果到达一定的限度,当你以为“够了”的时候,让你有其余一个出口,有得选。
当然,这也须要经由非常严格的审查资格。我们并不是推崇说罹病的人就立时去选择去世亡,而是多一个选择,无痛肃静地离开,当你须要的时候有一个备案,好好方案自己的去世亡,好好说再见,好好跟挚爱逐一作别。
新京报 杜雯雯 编辑 陈晓舒 校正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