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佑思是犹太人。犹太人所受的苦难，我们听了很多，也正由于这些苦难，高佑思才如此期望可以帮助他人，由于在犹太人受难时，也曾有人帮助他们，比如何凤山。二战期间，何凤山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曾向数千犹太人发放前往上海的签证，使他们免遭纳粹杀害。高佑思从父亲那里听到这段历史，说：“只有陷入危难，在最危险的时候，人才知道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想想以色列的犹太人，历史上我们遭受灾害时，也有很多人跑掉了，没有帮我们。现在正是我们表态的时候。”当然，如果他国有难，他同样会伸出援手。《墨子》中有句话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相爱、交相利如此，和当代的人性主义很契合，和高佑思的所作所为也很契合。
《站在你身后！
：从特拉维夫到黄冈的384小时》
作者：（以色列）高佑思 马盖先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20年2月
高佑思的故事在八天之内成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名为《站在你身后！
：从特拉维夫到黄冈的384小时》。我们从书中选摘了部分片段，与大家分享高佑思的讲述。关于此书如何在极短韶光内得以出版、出版此书的意愿何在，以及出版行业如何面对这次疫情的问题，我们也采访了新型新星出版社重大项目办主任邹懿男，和书摘一并刊发。
作者｜高佑思
摘编｜张进
鼠年大年初一，我和团队“歪果仁研究协会”的一些成员建了微信群， 取名“Help Hubei Help China”，开始为武汉乃至是中国的朋友找口罩，希望和中国的朋友一起度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但对我而言，早在春节前几天，我就创造不对劲。1月20日这天，我正搭飞机从北京回老家——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同行的还有阿根廷朋友夏波波。他是我在中国认识的留学生，我们关系很好，他一贯很想去以色列旅游。刚好，我每年春节都会回特拉维夫陪家人，这次就可以带他一起玩，尝尝以色列的隧道美食。不过，出发的这一天，我们却感到了一丝异样的气息。
在北京都城国际机场，我们看到不少人戴着口罩。曾经有段韶光，北京雾霾严重，戴口罩并不稀奇，但这几年空气逐渐变好，那天也是晴天，人们却不谋而合戴着口罩。不止如此，一起上，机场候机室、安检区，乃至飞机客舱上，也有不少人戴着口罩。
这时，我和波波留神到一条：武汉涌现因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的肺炎。但那时，没有太多人把稳这条，大家的朋友圈还在发着和往年此时差不多的内容：期末考试、事情、办年会、等过年。但回到以色列后，我创造这个疫情正在连忙扩展，每天都在发生变革，哦……不对，是每时每刻！
确诊人数从一开始的总数几十人，到每天增长几十人，乃至 3000 人。
高佑思（右）和其好友、阿根廷人夏波波。
“面对越来越严厉的疫情发展形势，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在这个只有800多万人口的国家，如何真正地帮助拥有14亿人的中国？
大约是大年三十后，湖北的医院陆续公布了他们须要的医疗物资清单，最急需的便是口罩。飞沫传播是传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最常见办法，N95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可以阻挡携带病毒的飞沫，防止人被传染。随即，全中国陷入抢购口罩的狂潮。一韶光，口罩千金不换。
“或许我可以在以色列找口罩，然后寄到中国。”这便是我最初的想法，然后才有了接下来的故事。
1 “找口罩”的以色利人
1月25日早上，我和波波去了离我家最近的药店，药店里有医用口罩、医用照顾护士口罩平分歧类别的口罩。但店员见告我，库存只有一两千，在这里，1个口罩只需1个新谢克尔，约合2元公民币，不过口罩供应商最早也要后天才能发货。
两块钱，不贵，我自己可以掏这个钱全买下来，但是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晚一秒就可能多一名传染者，我们等不及了。以色列总人口才800多万，个中至少七成是犹太人，我便是个中之一。以色列很小，实际掌握面积只2.5万平方千米，约3个武汉市那么大，但科技、医疗等方面的水平位居天下前列，我们决定去医院寻求帮助。
于是，我们赶到特拉维夫医院，这因此色列最大的医院之一。我拦住一名护士问：“你们有没有口罩？中国的湖北省爆发了疫情，急需口罩。”护士愣了一下，露出迷惑的表情说：“医院不卖口罩。”
那天，我为了找口罩，起了个大早就出门了，一全体上午，爸爸都没有见到我。中午，我和波波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和爸爸聊起了这件事。他溘然很激动：“说不定我能帮上忙！
”
高佑思和其父亲高哲铭。
爸爸叫 Amir Gal Or，中文名是高哲铭，从空军退役后创办了英飞尼迪投资集团，后来创办了连接中国和以色列的跨境创新平台“INNONATION”，还建立了环球核心科技公司数据库。为了推进中国和以色列公司在对方国家的领悟发展，他筹办了一年一度的中以创新投资大会，以是有许多中国朋友。2017年，他得到了中国政府友情奖，这是中国为表彰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最高奖。他见告我，中国帮了犹太人很多，比如，二战时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冒着生命危险发放数千张签证，救了许多人。“现在中国有难，我们也要尽可能地帮他们一起渡过难关。”
何凤山（1901 年 9 月 10 日—1997 年 9 月 28 日），二战期间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向数千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上海的签证，使他们免遭纳粹的杀害。
很巧的是，一个月前，爸爸刚刚成为中国以色列商会的名誉主席，今天下午要主持召开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大会。“这次大会，与会者有不少是在中国开公司或者设办公室的企业家、高管，我可以在会上和他们提这件事，到时候你们就进来，向他们解释你们的想法，再一起谈论。你们以为怎么样？”
下午2点，会议开始，我和波波在会议室外发急地等待。会议快结束时，爸爸让我们进会议室。我们俩没韶光准备PPT，还穿着便装，很不正式。但我们面对企业家和大教授们时，非常直接地进入主题。我们说，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灾害，要求他们捐助物资给中国。
2 只有你陷入危难时，
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
“中国湖北乃至其他省份的医院短缺口罩、手套、防护服，年夜夫都没有这些保护装备，更别提普通人了。”不仅如此，中国取消了多个国家的团体旅游，严格掌握职员流出，武汉等城市纷纭封城。同时，全天下多个国家也涌现了病例，个中绝大多数是近期去过武汉的人。
当时，全场一度陷入数秒的沉默。他们在思考，也可能在犹豫，毕竟当时环球还未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而以色列官方也未宣告什么详细政策公开帮助中国。
我用希伯来语见告他们：“只有陷入危难，在最危险的时候，人才知道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想想以色列的犹太人，历史上我们遭受灾害时，也有很多人跑掉了，没有帮我们。现在正是我们表态的时候。”我想见告他们，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一贯很友好，他们也常在中国发展，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抱有很大期望，在这样危急的时候，如果他们能够站出来，可以让中国看到他们的诚意。
或许是这番话打动了他们，有些人听完后相互对视了一下，而我弟弟的涌现，则真正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弟弟帮爸爸做跨境投资，卖力对接以色列这边的公司，他有当天在场的所有与会者的电话。会后，在与会者站起来即将离开时，他追上前，一个一个讯问他们：“你想参与这次行动吗？”他还给每位与会者发了短信，正式解释中国疫情很严重，以及如果他们能参与捐助，将会起到很大的浸染。会议室逐渐喧华起来，几家公司的高管直接打电话给他们的老板，申报请示了这件事。末了，5家公司赞许参与这场捐助行动，弟弟随即提出，给他们录视频，让中国的朋友看看来自以色列的支持。意外的是，不少人急速取消了自己接下来的行程如公司的主要会议等，专门坐下来给我们录了几十分钟视频。
由于我们只有一台摄影机，后来这个录制环节变成了排队拍视频。想想这个场面，以色列乃至是环球最厉害的商界、医界人物，竟然在一个会议室里排着长队，对武汉和中国说“加油”。
很快，捐助内容确定了，有人帮我们采购医疗物资、有人给我们捐钱、有人帮我们联系医疗物资供应商。但最让我们激动的，是Sheba医疗中央乐意供应3万只口罩。
Sheba医疗中央的国际互助部总经理帮我们联系了独家代理的供应商Kodan Medicam。“这个仓库平时不给其他人公开采购物资，但现在由于这个分外情形，我帮你们联系了，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过去？”这家供应商直接向大医院、军队供应备用医疗设备，里面的东西质量非常好，但间隔有点远，在另一个城市耶路撒冷。
“我们没有韶光了，right now。”我说。此时，间隔我开始找口罩已经由去了10个小时。于是，爸爸急速开车，载着我们前往耶路撒冷，1个小时后，到达 Kodan Medicam。
我们走进仓库，里面太大了，我们就像走进丛林的小矮人。我和爸爸分别走到不同的货架边，仔细查看箱子上的解释，探求我们急需的物资，很快找到了 N95 口罩和防护服。除此之外，仓库里还有几十种医疗设备。
“你知道吗？你是第一个非医院的客户。”卖力人说。这个仓库向医院和以色列军方供应备用医疗设备，只做事国家和医院，从未做事民间。“这本来是不能给你们的，但看你们这么好，以色列须要你们这样的人帮助那些有须要的人，没在国外给我们丢脸。”
当时，我想都没想，就说“buy it”，很快就成交了。没想到，卖力人立时说：“看你们这么热心帮中国，把5万套医用手套捐给你们。”末了，仓库险些把所有备用的医疗物资都给我们了。
就这样，不到17个小时，我们筹集了100箱医用口罩，每箱有1000只、重5.4 千克，共10万多只；60箱手套，每箱3千克，共5万双；70箱手术衣（防护服），每箱100件，每箱6千克，共7000件。物资总计229箱，重量近1吨。
3 分外期间的外洋物流，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旅程
从我开始找口罩的第一天，我的团队就在探求靠谱的互助机构来吸收我们的医疗物资，送到湖北真正须要的地方。这里不得不提到我心目中的英雄——“歪研会”的制片薇薇。
薇薇紧张卖力这次中国海内吸收外洋物资捐助的流程，那几天，她和团队成员开始研究所有医院在网上发出的物资征集函，比较不同医院的物资需求。但考虑到形势一天一变样，等我们真正把物资运到中国，原来那些需求高的医院可能物资已逾额，涌现爆仓、造成摧残浪费蹂躏，我们决定先联系慈善机构，希望把物资送到他们手上，再经由他们分派给急需的医院。
那段韶光，薇薇一天要打上百个电话，但疫情愈发严重，这些慈善机构忙不过来，电话常常打不通，哪怕打通了，常常要转三四次才会找到对接的人，而且每次打电话都是不同的人接。这样一来，薇薇须要重新阐明事情缘由，无形中也花了更多韶光，终极才确定了附近疫区的湖北省慈善总会。
同一韶光，薇薇比较了多家物流公司，终极定下了能对接慈善机构且人力充裕的菜鸟裹裹，并与他们建立了联系，菜鸟赞许帮我们安排物流运送流程。流程启动后，薇薇便开始了处理文件的漫上进程，比如，菜鸟须要慈善机构的盖章证明才能预定航班，而慈善机构须要物流公司的航班信息才能供应盖章证明。
除此之外，我们须要向菜鸟供应外洋捐助物资的干系文件，《外洋物资捐赠意向书》《捐赠物资清单》《受赠人接管境外慈善捐赠物资入口证明》《货色根本信息》《实际利用人收据》《装箱单》和发票，填写这些表格是为了审核受捐方的资质、（所需）物资的型号和标准……
须要准备许许多多繁芜的文件。
我们好不容易定下飞往武汉的航班，又由于武汉封城，班机停飞了。而菜鸟裹裹的头程资源都是到上海的，以是必须到上海进行清关。然而，上海的海关不接管异地慈善机构的捐赠，我们的受赠主体全部改为上海慈善总会，希望通过它把物资转交给湖北省慈善总会。这样一来，所有文件又要全部重填。
薇薇三番五次地改文件，我跟她有6个小时时差，她得常常熬夜和我联系。看起来是5份文件，但每一份的数据都须要我们反复确认，终极薇薇来回修正了至少 15版。多方沟通的本钱真的太高了，韶光一点点流逝，我们越来越发急，心里越来越难熬痛苦。
随着疫情蔓延，医疗物资紧缺的程度愈发严重，中国官方下达新规，外洋捐助物资可以不经由慈善机构，这意味着我们能直接送往对口医院。我们急速检索数十所医院发布的医疗物资征集函，创造黄冈市中央医院须要的医疗物资和我们筹集到的非常契合，就赶紧和它建立了联系。
不过，与黄冈市中央医院联系也不顺利。举个例子，在确定流程过程中，须要医院官方盖章，但我们从医院卖力人那里得知，当时医院的公章不在本部，他们派专人寻来公章，再翻译、盖章、扫描，也花了不少韶光。有一天早上，薇薇 8 点多打电话到医院确认信息，说着说着，听到电话那头溘然传来吼声：“快点开工了！
”可见情形非常危急。
终极，我们确定了将医疗物资运到上海，再转运到武汉。统统彷佛逼近终点了，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震荡环球的——2020 年1月31日， 天下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定义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4
“救命航班”：
把口罩运出去
公布是在以色列的深夜，两个小时后，所有航空公司宣告取消了中国航班，有的是急速取消，有的把第二天或第三天设为末了航班日。我和波波也因此滞留在以色列，至今无法回中国。现在，巴西的朋友想把口罩运送到中国，可政府不许可；新加坡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游客入境；在美国，1个小时内就有好几家航空公司取消飞往中国的航班。
对我们而言，这险些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做了那么多，难道统统要停在这里吗？我只好一边联系以色列的货运公司看能否尽快帮我们安排物流；一边向以色列卫生部、以色列的机场和中国的伙伴反复确认物资信息：
（1）这批货色不是用于发卖，而是捐助；
（2）箱子的长宽高以及重量；
（3）打包箱数量、毛重、净重、总重量；
（4）货品种类以及每一种的数量；
（5）货品编号。
虽说身处环球化时期，办什么事情按理该当很快，但在以色列，很多人没有随时查看手机信息的习气，我只能打电话。我每天打100多个电话，给每个人十几次确认很多信息，我和中国的伙伴曾通了整整4个小时的电话，确认所有的物资、所有的数字。从耶路撒冷仓库运送物资时，还碰上以色列的周末（周五、周六），卡车司机不上班，以是这期间我们又干等了两天。
那时候，我真正体会到了“度日如年”的觉得，每等一秒，就以为希望一点点地丢失。不过，同样经历了极大折磨的薇薇说：“你不知道你的一点点努力会带来什么改变。”第二天上午 11 点，一家以色列货运公司打电话给我，说通过菜鸟找到我们，他们来卖力货运且全程免费，让我们尽快把货品的信息发给他们。
统统来得太溘然了！
估计是薇薇和其他成员在中国的努力起了浸染。我和波波已经 3 天没合眼，身体很累，但听到电话那头的事情职员语气十分发急，我们就又来了干劲。之前事情进展很慢，统统都很“卡”，没有出路，而现在效率溘然提升了。我知道，或许是由于更多的人意识到阻挡疫情蔓延的主要性，并且开始行动起来。我们大家一起焦虑、担心，却同步辇儿为着。我非常喜好这种觉得！
我和波波赶紧填好物资信息，货运公司一边联系机场给我确定航班，一边开车将物资运往机场。在车上，我也想过，万一终极没订到航班，怎么办？毕竟，每时每刻，全天下的情形都在变革。但是转念一想，我们把物资运到机场，只要找到航班，就能急速出发！
于是，我赶紧再次踩紧油门。
到了机场，货运公司给我们带来了这几天第一个真正的好：订好航班了，俄罗斯航空 SU503——从特拉维夫到莫斯科、SU220——从莫斯科到广州。不过，我仍旧很紧张，我们的物资装载上飞机之前，机场职员要负责检讨，我根据事情职员的指示填写物资信息单，每画一笔，心就揪一下，好在检讨通过了。
末了，事情职员要在箱子上贴行程单，算是“确认机票”，担保能装上离开以色列的飞机。只见他用手掌前后捋平、贴紧，我永久都忘不了那一刻，上面写着“从特拉维夫到广州”。我真的无法形容当时的觉得，仿佛是真正地松了一口气。飞机起飞后，我和波波找了家隧道的以色列餐馆，吃了鹰嘴豆，还有类似中国肉夹馍的“沙威玛”。这是我们到以色列吃的第一顿安心饭。
重达一吨的以色列声援医疗物资抵达广州，准备运往黄冈。
北京韶光 2 月 5 日上午10点，俄航班机定时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等待物流公司安排直达黄冈的汽车队。这一天，“歪果仁研究协会”发布了第二段短视频，记录了我们把医疗物资运往黄冈的大致过程。视频发布后，最激动的该当是我们身边的黄冈人。
“Help Hubei Help China”群组里有一个朋友，她的妈妈是黄冈人，专门给我们发说看到我们为黄冈做的事情，不知道说什么好，没想到天下各地有这么多人在拼尽全力帮助黄冈、湖北和中国。
对话新星出版社
重大项目办主任邹懿男
采写｜新京报，张进
“用图书这种最为正式的载体记录历史”
新京报：据贵社编辑说，《站在你身后！
》的出版只用了8天。新星出版社是如何做到的？
邹懿男：从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的角度来说，事后我们确实对全体过程进行了复盘。在差不多182个小时的韶光里，流程表上记下了93个紧张的韶光事宜节点，情形确实比较极度。我以为，在一个分外的期间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凭借的只有信赖——我们和作者之间的信赖，出版团队差错之间的信赖，其他都不主要。这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有一个小故事。最初，我们为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了多少样式，出版团队内部不谋而合地选择了由身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和口罩的年夜夫肖像为紧张元素的一版，其视觉表达非常直接且有冲击力。然而，“歪果仁研究协会”的差错们却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他们反复强调，“医护职员的设计显得我们喧宾夺主。我们不是年夜夫，我们没有救治病人，我们只是帮助了年夜夫和有须要的人们。”以是，末了我们共同选择了一张湖北省舆图作为封面的紧张元素。事后，我写了一篇编辑手记，末了一句话是：“作为出版人，我们希望读者在看过这本书之后，能够永久记得那些曾经在远方帮助过中国、帮助过湖北、帮助过黄冈的人而忘却我们曾经做了出版图书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和“歪果仁研究协会”差错们共同的想法。
新京报：书中的故事大略动人。重大疫情中得到国外声援，不仅部分缓解了物资的匮乏，同样也能得到精神上的支持。贵社于此时出版这本书的意愿是若何的？
邹懿男：统统的出发点是作为出版人特殊是外文局出版人的任务。不过我想再次强调的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和身处抗击疫情一线的人们所做的事情比较不值一提，我们已经知道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和他们的故事。其次，和许多现在仍旧在为摆脱灾害付出实际努力的人所做的那些事情比，同样是这样。比如，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得知但“歪果仁研究协会”的差错们现在不愿公开提及的事情是，高哲铭师长西席在以色列仍旧在为召募更多医疗物资而奔忙，他们的行动还在连续。
至于我们所能做的，更多的只是创造和记录。所谓的创造，比如一个小小的细节，书中有一位理发师的照片，他可能从未接待过一位中国客人，但还是为那些大概生平不会谋面的人捐赠了仅有的5个口罩。最初的书稿中提到这里只有一两行笔墨，但我们在个中看到了一些冲动我们自己的东西。以是，我们请作者急速去拍了他的照片放进在书中，还在这本书末了的致谢部分，在诸多施以援手的以色列商业巨擘的名单中，特殊写下了这家理发店的名字。所谓的记录，便是我们让统统回到一个出版人能做的事情的源头——用图书这种最为正式的记录历史和传承文化且最具仪式感的物理载体，把一件有代价的事情记录下来。
新京报：出版此书的行为，也涉及书本之用的问题。你认为，书本在当下可以起到若何的浸染？
邹懿男：小的层面，仅就这本书来说，我们将把全部发行收入捐赠给湖北省医科学生助学项目。这个想法，对付前一段韶光频发的伤医事宜，对付现在的疫情，或许能够起到的一点点非常眇小的浸染，也是我们的态度的一种表达。
中间的层面，如我刚才所说“用图书这种最为正式的记录历史和传承文化且最具仪式感的物理载体，把一件有代价的事情记录下来。”做好这件事情就已经很不随意马虎。我们试图先做到这一点，并且做得足够有品质。
大的层面，“浸染”就会非常繁芜，涉及方方面面。对我个人来说，目前甘心让事情变得大略纯粹一些，否则可能连最根本的一些功能都实现不了。
新京报：某种程度上说，眼下中国的每个行业都在面对疫情，也都在抵御疫情。你认为出版社应如何面对、如何抵御？
邹懿男：这个问题我想跳开详细事情轻微说得远一点，前些天也在和一位前辈磋商这个问题，他的想法给我很大启示。印象中，就像十余年前的“非典”对付传统交易办法的改变、电子商务的发展起到了某种分外的浸染一样，这次疫情也一定会导致某些领域发生重大的变革，及至产生一种新的“势”。比如，春节期间，我们看到了一些影片在互联网平台进行所谓的“免费”播放，引发了传统电影院线的强烈反弹。这里面的孰是孰非作为生手我们不便妄加评论，但是我想可以思考的是，实际上没有什么传统格局是无法颠覆的，是不是往后大电影的网络发行和受众的不雅观影模式会连续发生某种改变？是不是一种新的“势”将成为主流？一次变革就可以推动一场深层次的变革。客不雅观地说，目前的出版行业肯定不是前辈生产力的代表，即便在一些不“前沿”但还算“新”的技能的运用上，仍旧还勾留在比较表层的阶段。我希望我们热爱的这样一个具有独特存在代价的行业不要在未来的某一天忽然成为“出局者”，那么，现在开始进行一些新的考试测验，将是一件非常有代价的事情。
文摘选自《站在你身后！
：从特拉维夫到黄冈的384小时》，小标题部分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高佑思；张进；
编辑：走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