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东北屯子、初中辍学、两次被人霸道、和出轨丈夫离婚，开过推拿店、歌厅、黑煤窑，进过拘留所，游走在灰色地带，这是唐小雁的前半生——想混个人样，却始终像在泥潭中挣扎，生活中除了暴力便是污言秽语。直到她第一次从人群中感想熏染到“肃静”，才确定了人生的方向，把自己补救出来。
唐小雁/口述
我是唐小雁，1975年，我出生在东北屯子。当时我妈难产，差点丧失落两条命。来到世上的第一步就难，注定我的人生要吃更多苦头。我有仨哥一姐，家里穷得叮当乱响。降生为农人，命定被套牢在地皮上。可我不认命，去世去世捉住机会。
1979年的百口照，我5岁。
作为农人，天下的变革跟我们没多大关系，我们只关心春天的到来，好有新一轮播种。可交完公粮，家里剩不下什么。对大多数那时候的农人来说，生平的困难奔波，到头来根本的生活都完成不了。
农忙时令，刚上小学的我就随着下地干活。我8岁上学，推着二八大车叫卖冰棍儿，挣学费。上到月朔，家里供不起，只有辍学。爸妈早巴不得我回家添个劳动力。
没书读，我开始下地干活。穷汉的天下一成不变，这是宿命！
我在家里最小，却最受气。棒打鞭抽是常事。我不听我爸的，他就破口大骂，如果我胆敢回他一句，他举起凳子就砸我，我妈从不拦着，她没发言权。我受不了逃出家去，家里从不找我，恰好少一张嘴用饭。我爸骂我不帮家干活，可我一回家，他又找茬儿揍我。家便是个噩梦，我没法待下去，只想尽快找个出路。
1989年，借别人家当背景，我15岁（后排左一）。
我先去山里帮人打木耳椴。打一趟三分钱，干得快一天能打三百趟。我在山上住，三月份的原始森林冷得要命，可冻去世我也不想回家。一天，不才山去讨工钱的路上，我被一人拖到田里霸道了。那时我只有17岁。没见告家人，见告有什么用？说不定还遭到嫌弃。
1992年，在东宁，我还没满19岁。
不久，我看到电视上说北京来宏源宾馆招收做事员。由于一只眼睛斜视，我自卑不敢报名。旁人劝我去试试，第二天去试，就被任命了！
还有几个小姑娘一起。我妈一听就说，“别被人骗了”，骗又怎么样？我宁肯让人骗，也不能在家待，被骗我也认了！
家里没钱给我治病，我每天对镜练习纠正斜视，终于自己治好了眼睛。
1993年开春，来宏源宾馆还在装修，我们四个人坐火车去北京的另一家饭店谋生。
1993年，刚去北京我们姐四个在景山公园（左二是我）。
老板很色，别人都睡地下室，唯独把我和一个小姑娘安排住办公室。扣掉砸碎的碗碟钱，第一个月人为只有1块钱，老板给我50块钱说是“褒奖”。他夜里拿钥匙来开门，吓得我们在里面安了插销。他没得手，就把我调到另一房间。我一看就知道没好事，偷出身份证离开那里。我交了一个北京男朋友，他在甘家口开地下小旅店，我当收银员。他家是北京人，瞧不起我这个屯子人，搅散了我们。
回老家待了一段韶光，我又回到北京，穷汉的无所事事便是在犯罪。我立时开始找活干。通过开服装厂的人，我认识了一个搞装修的喷鼻香港人。我和他好上了，就开始在恒基中央里的喷鼻香港公司学画图学设计。可惜，这个好机会我没捉住，不久我们闹分离。
1994年，我和喷鼻香港公司的同事在北京逛公园时照的（左一）。
在这期间，我去迪厅舞蹈，认识了一个斯文的男人。我随着他去“喝点东西”，一随处所，他就拿出刀，顶着我脖子逼我脱衣服，他说他是杀过三个女孩的通缉犯，为了活命，我只能屈服。回到住所，我吓得整宿一贯在颤动，心里恐怖得要命，却没人可以埋怨，只好又回老家待了一段。很显然，那个家还是待不下去，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北京。
这次到北京，我遇见了前夫，他也是无业游民。我们一起上石家庄学了一阵做洗衣粉，没挣到钱。1997年结婚后，我们又被村落里一个邻居带到湖南搞传销。刚干了半年，传销就被撤消，我们只好又回北京。接着，我们认识了一个搞建材的大哥，随着他卖油画、卖软包、卖地板。2001年，我们有了儿子。
2002年，儿子在我北京租住的四合院里。
即便成了家，我也彷佛一片飘零的叶子，没有哪个地方让我有归属感。他出轨了，越来越不着家。我在东宁县坐车时认识了一个佳木斯大哥，通过他找到了一家“码房”打工。刚干到第十二天，就被撤消了。第二天出来，宿舍里已被洗劫一空。除了一条命，我已经空空如也。
我从最好的姐妹手里借了100块钱，2005年，31岁的我在东宁县搞妥了离婚手续，孩子归了他。纵然这么惨，骨子里的我还是倔得要去世，不愿低头。那段韶光在东宁，我又结识了形形色色的各路人。
2005年离婚后，我（左一）和四哥四嫂合影。
很多道上混的或者做官的，都以为自己是大咖，以为我该当巴结他们。我心里想“你能帮我什么？到头来我还不是得苦头哈脸地自己去挣钱？是朋友咱们就等量齐观，什么这局长那局长的，在我这一律不好使！
”对付弱者我反而会心软，看到活得更惨的人，我就帮他们一下，哪怕是给路边的托钵人一点零钱，或者帮捡褴褛的大妈攒一堆瓶子。
人断港绝潢，就要抓救命稻草。急于谋生，我求佳木斯大哥再帮我找个活干。没去判断这人可不可靠，我就随着他一起到了佳木斯。一到佳木斯，他就让部下的兄弟把我带到推拿房，我立马明白了怎么回事。我推说自己没干过这行，先待两天，等适应了再干。这当然是我的缓兵之计。
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人都是被诓到那“先开了眼，再入的行”。那两天，我认识了一个珠海人，他说“这买卖珠海好干”。于是，我说服了推拿店里的一个女人，三个人一起去了珠海。到了那，珠海人就想把那个女人卖到步辇儿街去。我当场拦住了他，我说这种事情只能志愿，人家不愿意就不能逼着。然后我就和那个女人回到佳木斯。
2006年夏天，我（右一）在珠海和朋友在一起。
这样来回折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混出头？碰着什么人，碰上什么事，是好还是坏，只能老天说了算。我也很想安安稳稳地活！
我也很想做年夜大好人！
想到老爸老妈翘首期盼我回家的时候，我能带回一堆钱，那更叫我激动不已。可是，那些激动又有什么用呢？只要老爸一个嫌弃的目光就把它给浇熄了。
2006年年末，我回到东宁。拿着离婚时分到的几万块钱，我和人合资开了一个烤串店。忙活了一段，仍旧没挣到钱。就在这时，珠海大哥打来电话说“你过来吧，这边开串店才赢利呢”，我带着开串店的家什再次去了珠海。为了有出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去”。社会的水太深，一欠妥心就得淹去世。每次出门时，我都会提前把路费钱藏好，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准备随时逃走。
到了珠海，我才创造他压根就不想开串店，他开的是推拿房。他只是想让我投资去买越南小姐，再把她们弄到珠海来。我一听就以为这事没把握，不能干。可我又走不了，既然来了，就得找到挣钱的路。
2006年，我（右二）再次去珠海时和朋友们的合照。
这座靠近赌城的城市里，金钱和希望都被放大到了极限。笑贫不笑娼的天下，没有人关心“谁更高尚”，没有人在乎抓钱的手肮不肮脏。待了两个月，我又认识一个开推拿房的福建大哥，他见告我干推拿房来钱最快。为了尽快摆脱这潦倒的生活，我决定铤而走险，和福建大哥合资干起了推拿房。
像我们这种混的人，为什么非要走“偏门”？由于被逼无奈！
尤其由于没文化！
我们脑筋里只有一个动机：什么挣钱又多又快？偏门嘛！
实在，偏门非常艰辛非常危险，说白了，便是在鱼龙殽杂的模糊地带干违法的事。这是我和妖怪做的第一笔交易，等我明白过来想抽身时，妖怪是不会随便答应的。
灯红酒绿之下色情业暗潮涌动，我整天心惊肉跳，黑道白道都得防。有一次，一个客人想赖账，还跟我叫嚣他“曾经拿着冲锋枪把谁突突了”，我跟他说“你有没有搞错？你以为你在演电视剧？你本日不弄去世我，给我留半口气，我缓过来你就去世定了！
”他得知我的背后有人罩着，就乖乖回去结了账。
我通过东北哥们找来很多小姐，还是没挣到什么钱。正当我想撤出时，有一个东北姐妹跟我说“你别走，在我这待着就行了，我去哪都带着你”，我早就听说她心狠手辣，心想：我哪敢跟你！
你这么狠，哪天没准儿就把我卖了！
不久，去北京一起打工的一个姐妹来珠海帮忙。推拿房实在干不下去了，我们就琢磨着回东北干夜场。我哥们说东宁压根就没夜生活，开什么夜场？干歌厅还差不多。于是，我就兑了一个歌厅。2007年，开始干歌厅。没干多久，我的姐妹因和人斗殴就离开了，我只好自己单干。从早忙到晚，歌厅还是没挣到什么钱，而我已经熬得只剩一副皮包骨了。
2007年，我（左一）开歌厅时和朋友一起。
2008年夏天，福建大哥打来电话说“你来北京干推拿房吧”，当时歌厅买卖惨淡无比，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我做不了高尚的人，干不了正经的事。没有文化，体面的事情永久和我无缘。
为了生存下去，我只能再次铤而走险，赌王说过“中国人血液里流着的便是赌性”，此时让我金盆洗手，根本不可能。妖怪不会轻易放过我，他逼着我做第二笔交易。就这样，在福建大哥撺掇下，我们在双桥找到了一个地方，开始仨人合资干起了推拿房。
2008年我在北京的推拿房。
我什么都感想熏染过了，什么都忍受过了，什么苦都吃过了，什么都失落去过了，什么都哭过了。我再也不躲避了，我再也不怕什么了。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赤脚汉、穷光蛋、可怜虫……面对弘大的天下，我和他们一样，只以为它冷漠无情，我们像是狂风中摇荡的烛光一样，挣扎起来那么微弱，随时都能熄灭。我听说过干这行的太多人被抓，太多人没好了局。可无论是谁，伤不伤心，难不难过，都必须承认一点：我们这种人命如草芥，不管少了谁，生活都得连续。
不吃就得被吃——做牙齿总比做草料好。这里容不下半点同情和柔弱的泪水。生活已经把我逼得不像女人，像一只“咬牙切齿，茹毛饮血”的困兽。大炮顶我脑袋我也不会抖动。碰到上我店里胡搅蛮缠的地痞，我会自己操起大木棒子打跑他们。合资人看到有钱进账就红了眼，变着法儿地挤兑我。我找来一票哥们，关上大铁门就暴揍他们一顿，直接让他俩滚蛋回家！
推拿房变成了我自己一人单干，我决定去世撑到底。
暗地里我常常哭着对干女儿说，“我特殊须要一个人抱着我，我非常须要安全感，没有人保护我，我只能靠我自己。哪怕一个月只挣六百块钱，有一个很好的老公，穷也好富也好，他关心你，疼你，便是女人最大的幸福，而我没有”。
孤苦无依，最随意马虎迷信。当时，我去河北燕郊找了算命老头。报上生辰八字后，他掐指一算，就说我是个“孤单命”。接着他又说，要想旋转我的命，就得“在名字上做做文章”。好吧，听他的！
我把名字改成了唐小雁。
2009年1月，在河北燕郊算命老头那儿。
我的命运真的会改变吗？我不知道。对我来说，人生就好比两间屋子，第一间是暗的，第二间是黑的。出路是没有的，若何选择都没有光明。本日的我才知道，生活的原形是：我们这种人仅仅靠努力，是很难改变命运的。底层游民并不是不努力，而是由于长期贫穷，失落去相识脱贫穷的智力和判断力，这种状况不变，再努力也是空费。如能遇上引领你一段的人，借助适当的外力，你就可能分开原有的轨道，开启另一种人生。谁会想到，在我熬不下去的时候，这个人真的涌现了！
他叫徐童，当时正拿着DV在燕郊拍算命老头。我跑来算命，正巧走进了他的镜头。
我不知道他的身份，只拿他当个朋友，就想着把心里话和朋友唠唠。后来，他又来我的推拿房找我聊，还是一边聊一边拍。拍就拍吧，我对自己的身份没有什么避讳，我不偷不抢，挣的都是辛劳钱，我怕什么？
有一次，一个无赖在我店里去世活不走，我找人过来整顿他时，过来的大哥带着弩就冲了进来，见到徐童，直接就把弩怼他头顶上，“妹子，是不是他？干他！
”，要不是我及时拦住，差点误伤了他。一天，徐童见告我，他要带着他的作品去参加电影节，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记录片导演。可当时的我也没以为那是个多大的事，也没以为他是个多牛的人。我朋友一大堆，过了这个村落再到下个店，谁还记得谁。本日聊得好，没准儿来日诰日就分道扬镳了。由于这份不用谄媚别人的松弛感，我和他聊了很多我的过往。
2009年3月，推拿房被仇人点了炮，店里的小妹给抓了现行。干女儿和我都被抓了。在朝阳看守所里，我溘然想起徐童，好在他的电话号好记，我就托出去的姐妹捎信给他来救我。
我的刑拘证明。
实在我也没抱什么希望。徐童一接到电话就从云南火速飞到北京，当下抵押了自己的车子，凑足7万块钱，在我被押的第十三天把我捞了出来。我记得，那天小喇叭喊我名字的时候，我还吓得要去世，结果仔细一听却是喊我“出来”。出来后，我想办法把干女儿也救了出来。我的朋友说“你真够意思，她把你整进去了，完了你还给她整出来”。干女儿的姑姑还打电话来跟我讹钱。这便是江湖险恶！
恩将仇报的人有的是！
可我唐小雁绝不会做这种人！
见到徐童，我的第一句话便是“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要我的命我也给”。
他当然不会要我的命，只见告我说把我的镜头不打马赛克剪进了记录片《算命》里。江湖上有句话“仗义每多屠狗辈，无情最是读书人”，可他不一样。我们刚认识两个月，他就出面捞我，那么讲义气，就算我心里不愿意，为了报恩，我也得答应。
这是2009年徐童在河北燕郊拍《算命》，就在当时我碰着了他。
不久后，我就把推拿房兑了出去，2009年8月，我回到了东北老家。生活还得连续，我跟哥们开起了小煤窑。没过多久煤窑就被举报，我们把“举报人”给干了，然后躲了一阵风声。我们这帮游民都想混个人模，却始终逃不过狗命。
我心里一贯惦记着我的恩人，2009年10月，我打电话约请徐童到东北来玩，他是个爽快人，坐上火车就来了。被我接到家里后，立马像个老乡一样开始和我爸唠上了。没想到我爸浑身是戏，嬉笑怒骂，出口成章。他脑袋里装着80年的故事，一股脑儿全倒了出来。从伪满洲国讲起，絮絮叨叨地讲了自己的一辈子。徐童听得入了迷，当时就以为这个老头儿是上帝赏给他的一个礼物，不拍都弗成。
2009年冬天，我家，左一是我爸。
我不理解，这老唐头有啥可拍的呀，千年谷子万年糠地，捉住人家没完没了地唠，跟个录音机似的，一个段子讲好几遍。可徐童要拍那就拍吧，我必须全力支持。没想到老唐头太能唠，徐童很快用完了带来的两盘带子。他赶回北京准备了一下，带着设备又开车回到东宁，那个冬天他就蹲在我老家拍摄。末了，整部电影下来，我们一大家子都出镜了。
故意思的是，我爸没拍够，还抱怨为什么拍的是他，别人却都来抢他戏。2010年春天，徐童拍完就离开了东北，躲过风声的我又和哥们一起干了一阵放贷和货车物流。我还是在我的圈子里，按照原来的轨迹，摸爬滚打地连续讨生活。
没想到，我的命运正在悄悄发生剧变。
2010年底，徐童打电话叫我一起去参加《算命》的放映会，我欢呼雀跃：“太好了！
你往后是不是打算把我推成一个明星？”那是第一次和不雅观众见面。临去前，我溘然以为片中呈现了我不堪的往事，心里开始犯怵。在那种场合，和那种身份的人互换，我肯定很紧张，肯定不会说话。可是，出于报恩生理，我还是去了。和不雅观众互换时，我才创造有文化的人思维很特殊，我那鸡飞狗跳的家庭尽是家丑，在他们眼里却是“老唐头嘴皮子耍得很可爱，老唐家一家子很故意思”，逐步地我心里一点不紧张了。结束时，我收成了无数掌声。这掌声来得太溘然，我被震荡了！
我第一次参加放映会。
我的生活本是一个泥塘，除了暴力便是粗言秽语，我从没被人认可过，更没尝过被人称颂的滋味。那个瞬间，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肃静”是什么。这种觉得太陌生，我都来不及细细体会。接着我又去了《老唐头》的首映会，在798的尤伦斯艺术中央。当主持人说“有一个神秘人物到场”时，我又一次体会到了它——“肃静”！
我创造自己再也不想失落去这种觉得！
我像被电击一样觉醒了！
我溘然明白了肃静是什么，肃静便是你走过任何地方，都被当做一个人物而不是一个东西来看待！
我的生命，在这之前，只是一堆垃圾，我从没以为须要去珍惜它，反正是混日子，是搪塞塞责！
自从这一刻，我溘然以为，我该当要追求点什么。我起誓我要活出个人样！
2011年，我又随着徐童去南京出席了“第六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底展”，那个场面更大，国内外的文化人聚拢在一起，说白了，全场最没文化的人便是我。我得了“真实人物奖”，一上台我就说上了大实话：“感谢电影节给我颁奖，你们太有眼力了，你们这个奖颁对了！
只有我们这帮人才能奉献我们的隐私，让你们这些导演拍，要不你们拍啥去？喝西北风去吧！
”全场笑声不断。
从那时开始我就出名了！
天哪！
从前的我躲在跟狗窝一样的地方，干着一点也不只明正大的事情，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吓得屁滚尿流，现在的我却随着徐童参加各种电影节、放映式！
去中国喷鼻香港、荷兰、日本、韩国、美国……艳服出席，人头攒动、闪光灯不断，步入象征不俗地位的VIP区，亲眼目睹大人物……一起走来，我在想我是不是在做梦？我没想到，在镜头前贡献自己的生活，对付别人竟然有这么大的意义。这让我太有造诣感了！
参加完中国喷鼻香港国际电影节，我就开始想：接下来还得不断有东西拍才行！
我主动和徐童说：“我有个四哥，我回老家找四哥混去，看看能不能再找点事干，你顺道再拍一下他”，由于我知道，在导演看来，四哥的身份更江湖更有代表性。徐童接管了我的建议，准备去东北拍《四哥》。可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徐童很难靠近四哥那个圈子。熟习地头是一回事，有关系还会和他们打交道又是另一回事，而就这是我的强项了。
这是2012年，我们在东北拍《四哥》。
为了拍好《四哥》，我就带着徐童常常跟他们混在一起，他们怎么生活，我们就怎么生活。有一次，四哥拿着徐童的棉袄教手底下的小兄弟“手艺活”，他媳妇在一边说：你试试偷一下导演的兜，他号称他是搞艺术的，让他瞅瞅你这一行也是搞艺术的！
结果四哥说“我早就得手了”。显然，此时的四哥对导演已经完备放下了戒心。有一次他的一帮哥们喊他出去饮酒，他说：“我这有拍摄的，你假如不让他们拍，我就不去”，那帮人就说：“来吧来吧，可以拍！
”，结果他就带着我和导演一块去，跟他们一起“混真正的社会”。
2013年，徐童去内蒙拍《挖眼睛》，要拍的人物也是道上混的。徐童以为我是刀尖上趟过的人，搞定一个阴晴不定的江湖艺人是我最善于最熟习的事，于是我被他约请去当了制片人。
我们想挖掘二后生被挖眼睛的来龙去脉，可是一开始，他们很谨慎，不让我们拍，对我们很有敌意。这时，我就得哈着人家。打溜须也是有技巧的，只能让人家潜移默化地接管，不能明说。由于他是盲人，我就让他摸我们的摄像机，见告他我们不是坏人，我们在做的不是坏事。
2013年，我在二后生家里。
最难的是，谁也听不懂他们的商都方言，待了差不多四天旁边我才听懂了一点点。我开始试着和他们互换。我创造二后生抽中华烟，我就带了两条中华烟去看他，还买礼物送他媳妇。逐步地我能靠近他了，他也一点点开始接管了我。他爱跟我逗，乐意给我讲他的故事，他以为我和他们是一伙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到后来就真的混成了自己人，走到哪他都叫我“情人儿”，末了他总算赞许带我们去他家拍摄。大概我入戏太深，“老拿自己不当外人”，常常跑进镜头里，和人物整到一块去，徐童总是要在镜头后面喊“穿帮啦，穿帮啦”。
我在江湖混这么多年，已经能做到“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收放自若”。上《锵锵三人行》时，窦文涛见到我时的原话是“诚笃说，我有点肝儿颤”，我说“我也不是老虎，有什么恐怖的？”后来我想，可能人家以为我是“道上混的”，一准儿是个狠角色。实在，混的人也没那么恐怖，不都是被生活所迫吗？没有一个好的职业，你的人生就会走下坡路，你打仗的只能是偷摸打砸抢的人。
我在《锵锵三人行》。
进入了艺术家、文化人的圈子，我要学习很多东西，比如谨慎，比如分寸感。平时“出口成脏”的我，在录制《锵锵三人行》时，整集节目没说一句脏话。后来，窦文涛夸我“很聪明，有很强的掌握力”，徐童导演也说“足见唐小雁的肃静感和克制力”。
但是，我有时也的确得刻意掌握自己一下。记得去日本参加电影节的时，下飞机后，当地卖力接机的女孩来晚了，让我们等了良久。她一到机场，就点头弯腰不断地道歉，当时的我爆脾气就上来了，心里气得要命，可我见告自己千万得忍着，不能像以前一样动不动就爆粗口。后来那个女孩和我熟了，一个劲跟我说“小雁姐，我看过《算命》，知道你打人特殊厉害，我来晚了把我给吓得，真怕你打我呀！
”
光有野心，没有能力也弗成，我不想再混日子，总是探求更多的学习机会，没有机会也想办法创造机会。《老唐头》往后，我一贯在参与徐童的记录片拍摄。而真正开始随着徐童一起拍电影，是在2014年拍《赤脚年夜夫》时。那时，我开始主动拿机器拍了。
2015年，我三哥失事了，《赤脚年夜夫》没拍完，我就要回东北，徐童说《老唐头》里有三哥出镜，你再接着拍个小片吧。他就给我拿了一个佳能小摄像机。就这样有了《两把铁锹》，我那沉迷于文学而郁郁不得志的三哥成了片中主角。当时的三分之一镜头都是我拍的，由于不会手动曝光，很多画面都得靠后期调色，这时我知道自己技能真的弗成，还得使劲学。
这是2013年《两把铁锹》片尾字幕，上面有我的名字。
我总是随时不雅观察周边的动静，随时准备开机抢镜头。有一天，我和我爸在家唠嗑时，溘然我爸闭上眼睛就要晕倒，我去抢救我爸的瞬间还不忘让我侄子赶紧开机拍。后来导演夸我“有灵性”，实在跟导演混这么多年，这种反应已经是本能，这点超强敏感都没有那不即是白混了？
现在我已经走过了好几个国家，参加了好几十个电影节，我看到了外国什么样，也看到了上层知识分子是怎么喝咖啡、怎么聊电影、怎么发奖和怎么装的。在朋友眼里，我走进了上层社会，成了名人，他们都说，“你命真好啊，现在都混成这样了，能出国到处走”。人生真的像场戏，昨天还一起胡作非为，本日就迎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说实话，我和原来的朋友已经没有共同措辞了。人的命运是靠自己把握的，碰着了一个引领我帮助我的人，如果我没把握住机会，纵然碰着的是伯乐，自己不努力，也是白搭。
2016年，我在美国，是作为导演助理去的。
在拍《老唐头》时，徐童曾夸我拍的剧照好，有天赋。可是那点天赋算什么？如果不加上能吃苦，多思考，一欠妥心，机会就溜跑了，我还是会滑回原来的老路。反思从前，我们这些人痛恨社会不均，诅咒命运不济，但又梦想一夜暴富，不择手段。我们标榜江湖义气、到处为家，却又拉帮结伙内斗不止，我们反感牵制，却又崇尚暴力威信。实在，我们有很大局限性，以是才解脱不了命运的枷锁。每次碰到好奇心满满的大学生说“倾慕、崇拜”我时，我都会劝他们有文化得好好地生活，有的经历看看就好，别好奇瞎折腾，等你真遇上后悔都来不及。
面对面前从天而降的机会，我不敢再有一丝懈怠。我随时随地都在跟徐童导演学拍摄，有人说“雁，你被徐童给毒害了，一谈天便是聊镜头”，即便是这样，我还是不满意自己的技能。大概我用力过猛，在实际拍摄中，连徐童也感到自己成了我的“工具”，很多时候，我会主动提出我的想法，传达我自己的东西，掌握节奏，主导故事的走向。我们早已经不是导演和片中人物的关系，而是在共同创造一个作品。从镜头里走出来的我现在要把镜头对准别人。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代价所在。
从屯子到城市，从中国到天下……人类生活极其相似。就算文化、饮食、传统如何不同，人总得面对一些相同的问题，谁都会有生老病去世，谁也都有父母妻儿，人都要面对同样的韶光，体会同样的生命感想熏染。这让我更加尊重自己的个人履历，哪怕是曾经的不只彩。上天给予我的苦难让我分歧凡响。
我很多事都想明白了，看开了，我逐渐懂得：人活一口气，除了吃饱穿暖，还有更故意义的事做。我老爸已经90岁了，我不再怨恨他，选择了体谅。现在的他在养老院里过得挺愉快，前几天我想问他走后想不想捐献器官，他赞许了！
一辈子过得辛劳，末了还能戴德社会，做个年夜大好人，难得。我得向他学习！
一个人要活得故意思，不仅是吃好的和穿好的，还该当追求一些他现在也不能全部说清楚的东西。我很喜好拍记录片，我想用镜头去讲述那些沉寂在底层的人群。他们的悲剧是：他们的造诣不值一提，他们的人生无人关注，他们的存在无足轻重。我是从他们当中走出来的人，我想为他们发声，我想去掩护他们那点微不足道的肃静。
我常常扛着机器四处跑，还是像个流浪的人，不同以往的是，我现在有了方向感。我曾经逃离过家乡，流落在外，只要能糊口的事我都去做，由于活下去最主要。我也曾经带着失落意和宿命回到家乡，面对没法改变的贫穷，无所适从。我曾被排斥在社会之外，行走江湖觅食谋生，苦于找不到归宿。
在日本，曾有一个不雅观众抱着我哭，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跟我说：“每当我碰着困难的时候，一想起你在那么艰巨的条件下还在年夜胆地活着，我身上就充满了能量”，他们并没由于我的过往鄙夷我，反而敬佩我，这给了我很大的勇气。你降服苦难，它便是你的财富，苦难降服你，它便是你的屈辱。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对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我怀着前所未有的信心，我会比从前任何时候更加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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